作者： 朱霞，李云波，王炜，罗军，于弘
【关键词】 突发事件
【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brought by the emergency and to find out the norm of psychosocial status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ETHODS: SARS psychosocial status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to 8775 people of more than 20 different occupations in Guangzhou， Beijing and Xian. RESULTS: 770% of them took information acquiring as an effective measure in coping with emergency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but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tended to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 to information.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al levels， the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gnitive models. Social attitude and mental expectation were also different in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CONCLUSION: Information i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for the public in face of emergency. There is difference of the influence in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Keywords】 SARS; data collection; outbreak matter ;psychology
【摘要】 目的: 探索突发性事件对民众心态的影响机制，了解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心态变化的规律.方法: 采用《“非典”心态调查表》对广州、北京、西安地区20多种不同职业8775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在SARS疫情流行期间，770%的人把“获取信息”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措施，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对信息需求程度不同；认知模式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认知；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对突发事件的态度存在明显分歧（χ2=279196，P&<0001）；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对尽快控制突发事件的心理期待水平存在显著差异（χ2=83277，P&<0001）.结论: 信息是突发性事件中影响民众心态变化的主要因素，突发事件对不同文化背景群体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 SARS；数据收集；突发事件；心理学
0引言
目前突发性事件对人类危害严峻，特别是由此导致的公众心态变化也不容忽视.本文针对SARS流行这一突发事件，洞察疫情变化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北京正处于流行高峰期，全国民众心态特殊，选择北京、广州、西安这些典型地区，针对民众心态变化的趋势进行调查，了解SARS对全国民众心理行为的影响，揭示面对大的疫情、灾难等突发性事件广大民众心态的变化规律，为今后可能发生的灾难、突发事件以及战争建立快速的社会监测和心理支持系统打下基础；并对心理战中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如何采取信息宣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调查对象为北京、广州、西安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的各类人群，其中西安3399人，占387%，北京3317人，占378%，广州2059人，占235%，共计8775人.调查职业涉及医护人员、政府公务员、大学教师、院校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军人、公司职员、工厂工人、商场营业员、出租车司机、警察、保安等20多种，调查范围涉及100多个单位.调查人群中男性占594%，女性占406%；年龄为11岁～76岁，平均年龄2711±912岁；文化程度包括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5个层次，其中初中学历占109%，高中学历占166%，专科学历占212%，本科学历占436%，研究生学历占77%.
1.2方法
采用苗丹民等编制的《“非典”心态调查表》［1，2］.调查表分两部分，第1部分为受试者一般资料；第2部分有33个条目，用以评估受试者认知模式、行为情绪、社会态度和心理期待等状况.调查采取现场填写的不记名施测方式，调查时间为20030504/20030514日，该时间段是我国因受SARS影响民众心态变化极端明显的时期.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进行分析，所用统计方法为χ2检验.
2结果
共计发出调查问卷9500份，收回9000份，回收率947%，其中有效问卷8775份，合格率为975%，问卷中个别项目的回答有缺项，故统计以实际发生数为准.调查结果人群心态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首先是信息的影响，其次是通过信息分析产生的认知模式改变，第3是认知模式导致的社会态度变化，第4是心理期待效应的影响.
2.1信息和心态面对大的疫情等突发事件，民众的心态极大地受到信息的影响，整体上有770%的人把“获取信息”作为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有效措施，但不同人群的选择比例不同，将选择信息影响的构成比进行比较，结果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P&<0001，Tab 1）；中等文化水平的人群对信息需要最高，达到836%，以中等文化水平为中点，随着文化水平的升高和降低两个方向，人群对信息的需要有降低的趋势；除通过获取信息应对突发事件外，随着受教育水平的降低，将储存物品及寻找偏方作为应对突变的人数增多.表1信息对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影响的比较（略）
转贴于2.2认知模式特点通过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判断，人们形成对SARS的认知模式，调查结果，认知模式从生物模式转向生物社会模式，其中568%的人认为SARS流行不单是自然或社会灾难，而是两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对不同文化背景人群选择SARS为自然性灾难、社会性灾难、自然与社会型灾难、规律性事件的构成比进行比较，结果选择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Tab 2），人群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包括自然与社会的综合认知模式，而随着受教育程度降低，人群选择单一的自然或社会认知模式的人数升高.表2不同文化背景人群认知模式的比较（略）
2.3社会态度变化尽管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但人们对社会事件仍持自己的观点，在调查中，当问到如果发现自己发烧时，690%的人选择首先去发热门诊，而255%的人会先自行观察，34%的人选择抗过去，还有21%的人犹豫不决；将不同文化背景人群4种选择的构成比进行比较，选择结果存在显著差异（P&<0001，Tab 3）；结果显示选择“抗过去”和“犹豫不决”的人群占相当小比例，对整体无显著影响，而选择“首先去发热门诊”的随教育水平升高而降低，选择“先自行观察”的随教育水平升高而升高.表3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社会态度的比较（略）
2.4心理期待效应在疫情流行期间，人们的期待心理表现明显，当回答预计人类发明出对抗“非典”的疫苗或药物需要多长时间时，99%的人认为需要十几年，215%的人回答需要几年，381%的人回答需要1 a，305%的人认为需要半年，将不同文化背景人群预计时间长短不同的构成比进行比较，结果存在显著差异（P&<0001，Tab 4），期待在半年以内能够有效对抗的随文化水平的降低而升高，期待在几年以内能够有效对抗的随文化水平的降低而降低.表4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心理期待的比较（略）
3讨论
SARS流行期人群心态的变化主要是恐慌，这种恐慌不仅是因为疫情本身的严重程度，而且信息的不确定性是更关键的因素，因此770%的人将获取信息作为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有效措施；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对信息需求存在差异，中等文化水平的人群对信息需求较高，这是与整体人群对信息的渴望相一致的，文化水平较低人群对信息需求较低，可能与他们的认识水平有关，也许对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文化水平较高人群对信息需求较低，可能与本身已有的信息量有关，而且他们信息获取能力较强，信息利用率高，因此并不需要信息量的增多.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对信息判断的有效性较低，在疫情形势严峻期间，出现抢购、储备食品以及到外地躲避的非理性行为较多，因此面对突发性事件，信息的发布应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心态的特点，在一定范围、不同层次应有所区别，而且敏感信息发布之前需要同时进行必要的引导，避免产生负性社会效应.
在SARS疫情流行期间，人们对疾病的关注不仅仅是病毒的分离、疫苗的进展等生物学研究［3，4］，而且认为社会因素也非常重要，民众整体的认知模式从生物模式转向生物――社会模式，704%的人认为SARS流行不仅是自然性灾难，已经构成社会性灾难.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人群认知模式的变化存在差异，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民众更倾向于对疫情、灾难的综合性认识，不仅关心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等生物学研究进展，而且关心疾病造成的社会影响［5］，关心与此相关的各种报道，因此媒体关于疫情引起的社会事件报道对民众心态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有关社会态度的调查结果表明，民众对“非典”的认识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背景差异.人们一方面关心社会因素，同时也将自己放入社会中衡量，在回答“如果自己发烧立即去发热门诊”的民众，随着文化水平的降低而升高；回答“如果自己发烧先自行观察”的民众，随着文化水平的升高而升高.主要原因可能是文化较高民众对社会事件的认知比较深刻，在采取防范和应对时内在的心理加工复杂，主观性表现明显，对社会公认的准则仍然保留自己的想法，说明民众的文化素养与社会管理的理性要求、法律要求存在差异，因此在大的疫情和灾难事件发生时，媒体宣传意义重大，同时法律约束也非常必要.
人群对疫情的发展有一定的心理期待，而且这种期待效应会影响到疫情最终的控制效果.从调查情况看，随着文化水平的降低希望尽快得到有效控制心理期待表现明显，虽然在疫情流行高峰，适度的期待能够起到重要的心理支持作用，但这种心理期待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在一定时间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期望值越高的人群越容易出现更大的心理危机［6］.因此国家应尽早建立民众的心理应激监测系统，关注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危急时刻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干预和支持.同时应将本次疫情流行期间民众的心态变化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掌握大的疫情、大的灾难以及大的战争下广大民众心态的变化规律，为今后可能发生的灾难、突发事件以及战争建立快速的社会监测和心理支持系统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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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o DM， Wang Q， Zhu X，et al. Survey of the public mind in Xian during SARS being prevalent ［J］. J Fourth Mil Med Univ， 2003; 24(12):C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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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X， Miao DM， Luo ZX，et al. Survey of public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Xian during SARS being prevalent［J］. J Fourth Mil Med Univ， 2004; 25 (5): 45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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