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世今生：从“青春叙事”到“家族实验”
第一节 张怡微的“青春叙事”
“80 后”青春文学的提出是相对“纯文学”而言的，在取材、语言和观念等诸方面，“80 后”青春文学与传统的“纯文学”有着较大的差别。然而，学界对“80 后”青春文学的“史化”研究还处于相对模糊和权宜的阶段，“‘80 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还不能说是一种具备了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特点的文学倾向，只能先用这样一种年龄和年代来概括。”①大多数论者在论及“80 后”青春文学时，更倾向于将其看作是一种市场化的文化现象，因而把目光和视野主要集中在“80 后”青春文学的生发和外部环境上——一方面是独生子女政策和外部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导致“80 后”作家这一代感受前所未有的孤独，消费主义勃兴对传统观念产生巨大冲击，引发了“80”一代对自我认同的危机；另外一方面则来源于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加深，商品市场对文化的影响程度不断加大，大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文化消费市场和出版行业发展等多因素推动着“80后”青春文学潮流的形成。
在论及后者即文化工业对早期“80 后”青春文学发展的影响时，刊物《萌芽》同其所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是一个难以逃避开的话题。陶东风认为，“正是依靠了‘新概念’这个平台以及媒体的热捧，这些 80 后出生的新人迅速走红，名利双收。”②现今为我们所熟知的相当一部分的“80 后”作家，如韩寒、郭敬明，都与《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有着较深的关联。“新概念作文大赛”所秉持“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征文标准，对参赛者打破原有桎梏，表达真实体验有着较大影响。祁春风就此指出，“新概念作文大赛”催生并引导了“80 后”写作。③此外，《萌芽》期刊从“纯文学”向“青春文学”的转型也值得关注，其“专心致力于都市青春校园题材的开掘，捕捉青少年的心理情感世界。”④《萌芽》杂志的征文启事很明显的体现了这一要求，“给《萌芽》投稿吧！我们是文学的，我们更是青春的！”⑤小说类别则要求，“反映青年人的生活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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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张怡微的“家族实验”
不愉快的成长经历，影响着张怡微下一阶段的创作，她在《萌芽》进行“青春故事”书写的同时，也努力地朝着新方向前进。2008 年，张怡微因《我真的不想来》获得“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上海文学》社长赵丽宏指出，张怡微的写作与时下流行的青春写作完全不同，对生活的感受和对人物的刻画没有浮躁和追求时髦的感觉，表现出不俗的水准。在这一年，张怡微因《上海文学》编辑的推荐，加入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上海作家协会最年轻的入会成员，并逐渐转投进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开始市民生活创作的努力。之后，她在《上海文学》创作发表了《婚债》，《人民文学》发表了《爱》、《丰年记》，《天南》发表了《嗜痂记》，这几部涉及“单亲家庭”问题的小说，可以看作是张怡微的“家族实验”的先导。但由于成长经验的不足，张怡微日后也反思道，这一时期的创作“心有余力不足，写来写去写的还是包裹着世情外衣的青春小说。”
转折在于 2012 年，张怡微前往台湾政治大学攻读博士，读博期间，她深入阅读了大量明清世情小说和神魔小说，并从蒋晓云的创作中习得“悲喜剧”的技巧，这一时候的张怡微“找到最适切的取景框，表现生活层面中的悲喜交织，而非纯粹的苦楚是目前最大的兴趣所在。”借助于明清世情小说和蒋晓云的创作，张怡微发现了“‘悲’与‘喜’的纠缠”，“了解到世情生活中，必然有一些特别琐碎的安慰，可以疗愈创伤”，她以此来深化自己的“家族实验”创作。《哀眠》、《奥客》便是其中的收获，这些细小的收获最终形成了《细民盛宴》。在历时五年的创作中，张怡微借助某些特定场景如“宴席”、“非原生家庭”等，来表达她对“世情”和“成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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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饮与食——“家族实验”中的宴饮分析
第一节 由食及人——通过吃而了解人
在西方的谚语中有这样一句话，“You are what you eat”，意即“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人的属性借由其所食之物来体现出来，这就有将食物与人所对等齐观的意味了。而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食物的重要性亦是不言而喻的，“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等俗语无不显示出中国人对所饮所食之物的强调和注重。吃于中国人而言，不仅只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甚至可以提升到宗教信仰的高度。有学者就曾提出“味觉思想”的中国思想史道路，在学者贡华南的观点中，“最终味觉思想含摄听觉思想，成就了有别于古希腊、希伯来的中国思想。”相较于“物我疏离”的视觉思想，“物我始终无距离”的味觉思想，则更为贴近中国人的传统和生活习惯。①因而，贡华南认为，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舌为心之窍，心以味觉的方式展开”。这种以味觉为主导的中国思想文化特征，对饮与食的偏重和喜好，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形成。
钟怡雯认为：“我们透过文字读到饮食的文化意涵，透过‘散文’——这种相对真实的文类，折射出作者的饮食品味/风格，以及文化教养。”②从钟怡雯的观点上引申发散来看，饮食的文化意涵在小说这一重“虚构”的文体类型中，起码是包含有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饮食品味/风格，以及文化教养的投射的。诸多研究者及其研究论文都注意到，宴饮描写对刻画人物性格及其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譬如吴晓晓的《<红楼梦>饮食描写中的种种人物侧面》通过《红楼梦》中最常见的日常饮物形象撰活动，在不经意间衬托人物形象，使其更为丰满、立体，是表现人的典型描写③。因此，宴饮上的食物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此时已较之食物本身有了更多的意义和内涵，而更强调将食物与人的身份、地位等同起来，即“吃什么”和“怎么吃”是人的外在表现符号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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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宴饮”——由饮食文化的深入而来正因为在张怡微的“家族叙事”中，食物有着联结人的本质属性、揭示非原生家庭伦理、交往互动人际关系等诸方面的功效和作用，因此，张怡微在构建其小说文本时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书写那些或大或小、让人颇感厌烦疲倦的“盛宴”。而正是这些“盛宴”，在饮食原有表征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放大或是强化了食物与人之间的联系，成为传递释放“情”与“不情”的绝佳容器。袁佳乔所经历的九次正式宴饮或是日常饮撰，耗费了她小半个的人生，并见证了爷爷袁焕荣的辞世和这个袁氏大家庭的分崩离析。《樱桃青衣》首篇《蕉鹿记》里对李琛母女俩和蒋先生一家的饭局的描写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并起到了关键性架构全文的作用，而这几次在一起的团团圆圆的饭局，也让“我”即李琛颇为感到怀念和留恋。
对宴席文化的着重与强调，也正印证和契合了张怡微试图进行的“大焖锅”试验。张怡微在早期进行写作训练时，曾以婚礼、葬礼等特殊场景练手，在这些场景中宴席具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书写的重点。宴席间相对封闭又狭小的空间，恰好适合于张怡微所推崇的“大焖锅原则”——“可以把大焖锅想象成一个容器，所有人物都装在里面，温度逐渐上升。大焖锅让他们不得脱身，困在彼此的冲突之中。”①其实，从古至今，自东方到西方，饮食本就不是满足简单的纯粹的生理上的需求，而与之所相对应的宴饮文化，自然地承担了宴饮吃喝本身之外的意义和属性。譬如，让-马克·阿尔贝在《权力的餐厅》中这样讲到宴饮文化，“餐桌是一个特别的场所，围绕着吃，可以产生决策，可以张扬势力，可以收纳，可以排斥，可以论资排辈，可以攀比高低，吃饭简直成了最细致而有效的政治工具。”②虽然让-马克·阿尔贝讲述的是宫廷的餐桌艺术，但现实的民间生活亦是如此，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的团圆宴上，谁指挥宴席的开场和结尾，谁坐在上桌，谁坐在下桌，谁允许进场参与，这其中都包含着一定的权力话语的构建和认同。《聊斋志异·凤仙》一文中，转变刘赤水命运的“团聚宴”，甫一开始的参与者仅限于刘赤水其岳父和他的三个女婿，凤仙姊妹是被刨除在外的。因为“酒炙纷纶”，大家喝得开心舒坦，老翁方才开口邀请女儿们入席，“今日三婿并临，可称佳集。又无他人，可唤儿辈来，作一团圞之会。”③正因为家族最高地位和具有最高话语权的老翁发话，这才有机会使得八仙、凤仙和水仙得以上桌，进而参与进宴席中来。凤仙这群女性因为老翁的放行而进入到这场“男性”的话语场合中来，虽然接下来因老翁将“田婆罗”独给了丁女婿，而引发了凤仙的羞辱感等一系列的问题，但从中可见出的是，即便是古代早远的家族团聚宴上，因建筑在血缘关系上伦理道德对宴席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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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族实验”中的“家庭”分析.....................................28
第一节 “走下神坛”——“家族实验”里的母亲形象分析..................................28
第二节 从“怨父”到“和解”——父亲形象的书写.........................32
第三节 “艰难成长”——作为叙述主体的“我”........................35
第四章 对上海“工人新村”的再思索............................. 39
第一节 生产与生活的割裂：张怡微的“工人新村”..................... 39
第二节 工人新村写作计划的“破产”........................ 42
第四章 对上海“工人新村”的再思索
第一节 生产与生活的割裂：张怡微的“工人新村”
上海的“工人新村”的营造，最早开始于曹杨新村的建设。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说，“有重点的修理和建设工人住宅，以改进工厂及工人居住区的条件。”①即需要兴建住宅，兴建住宅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的工人改善住房条件。这也正符合当时上海的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是首先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总方针。上海工人新村的建设有着多重目的和意义，首先，最直接和显著的是改善了部分上海工人的居住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其次，反映出了党对民生工作的关心，为进一步解决上海住房问题树立了典范；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上海工人新村的建设有利于塑造工人的翻身感，提高工人的生产热情，组织起一支生产大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正如杨辰所指出，“新村不仅是一种居住模式，在广义上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根植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与意识形态、经济政策、政治运动和技术发展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种居住制度。”②这种“居住制度”除去非凡的“政治内涵”以外，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生产和生活所相结合，以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上海”城市空间，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种强调“生产与生活”相结合的工人新村模式，在十七年文学中被得以彰显。譬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电影剧本胡万春《钢铁世家》等，都有着关于曹杨新村的书写。《百炼成钢》里的张福全以一种极其艳羡的目光审视着工人新村，工人新村在他的眼中光彩洋气。《上海的早晨》也有借巧珠奶奶观看曹杨新村的场景，“操场后面是一排整整齐齐的平房，红色的油漆门，雪亮的玻璃窗，闪闪发着落日的反光。”③新村的先进性和物质性被着重强调了出来，故而工人汤阿英一家得以住进工人新村时欣喜若狂，“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还不是住一辈子草棚棚，谁会给我们盖这样的好房子？”从草棚棚到装好电灯的工人新村，从生活质量上来看，自然是完成了一个极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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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世情”的关注和思考，是张怡微自提出“家族实验”以来一直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创作所努力的方向。“世情”这一命题的命运并未随着“家族实验”的结束而终结，仍然是张怡微近期所发表的小说《四合如意》和《醉太平》、创作谈《机器与世情——谈近期创作》所关注和表达的重点问题。而包裹在“世情”这一外壳之下，张怡微所注目和凝视的一直都是人人之间的“情”与“不情”，这一人际关系里的永恒话题。“而机器或已成为建构世情故事的一种媒介。”①或许能成为张怡微创作的一把钥匙，或者是一扇窗户，是所谓家族也好，机器也好，都不过是张怡微“世情”所需要的载体或容器，本质上都是传递人与人之间“情”与“不情”的介质。
“家族”作为张怡微表达“世情”的第一号容器载体，自有其原有缘由和目的。首先，对于张怡微而言，家庭书写并不显得陌生，在她前期青春写作时期家庭作为频繁被描写的对象，为现阶段的家庭书写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其次，亦同张怡微的自身经历体验存在联系，相对而言张怡微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校园书斋生活，涉世经验方面容易存在不足，然而她早年所经历的“非原生”的家庭环境，很大程度上能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和欠缺。“家庭”书写里的父母亲形象也颇为彰显“家族实验”的创作特色，父母是一家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绝大多数人一生的起点，父母给予我们一生以巨大的影响。“家族实验”里充满了子女对父母、继父和继母之间的纠葛，因为叙述者女性主体的身份，母亲的神性被瓦解，父亲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张怡微在解读到《细民盛宴》这样说到，“但归根结底写的是“我”和父亲之情。”②在家庭书写这一大背景下，“家族实验”中宴席和工人新村的描写也颇为值得注目，其成功与不成功之处，对已经开启下一阶段创作的张怡微而言，都是相当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养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