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刘震云民间立场的成因
第一节 民间立场概念的生发及内涵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认知中，“民间”通常被认为是与“官方”、“庙堂”相对立的社会形态。但是，自上世纪末，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是本土庙堂与民间之间的封闭型关系的破碎，学术文化体系发生了巨变。对此，陈思和站在新世纪的一端，以高屋建瓴之势指出，20 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由古典士大夫传统向现代知识型转化的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蕴含了旧的、落后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崩塌，新价值体系的嬗变以及知识分子精神的惶惑。期间，与民间地位的流变相伴的，是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不断转换，形成了所谓的由“古典庙堂意识”转向“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并最终流向“岗位意识”的思想脉络。
所谓的“庙堂意识”，其内核在于古代士大夫依靠源远流长的文化价值传统参与国家建设的立法者身份，这是一种与封建君主共同建构一个稳固的文化专制体系的思维倾向。因此，长久以来知识分子便天然地会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民间。而五四时期的文学启蒙观念则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的政治维新运动。
1895 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文人士大夫不得不由原先的器物之变转向对西方思想体系的学习，以求救国之道。严复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探寻中国落后的原因和变革思路，认为只有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个方面重新建设国民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振兴中国，解决亡国灭种的危机。而梁启超则在 1902 年创办《新小说》时，以“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1为办刊宗旨，希望以小说改良群治。民间只是沉默地静待被改造和开化，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并不在知识分子的视域内。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启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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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启蒙姿态到民间立场的转变
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大多以故乡河南为叙述中心。尽管河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自南宋以来，其地位便不断衰落。及至现今，对河南的污名化仍然甚嚣尘上。这种巨大的落差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地方创伤，也不可避免地对刘震云产生了影响。作为一名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从农民到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造就了刘震云思想立场的游移摇摆。而在八十到九十年代，伴随着经济浪潮的冲击，刘震云愈发感知到，自己是时代、城乡间的边缘人。于是他便不断地通过写作来对自身的身份定位进行探索。最终，刘震云选择以民间立场来言说底层的生存境遇，表达自己与世界的对话交流。
1.中原“弃儿”的历史烙印
河南位于华北平原南部，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其地理位置大致处于全国之中，有中州、中原之称。鉴于中国的东部地区开发较早，经济与人口都相对繁盛，再加之重要的地理位置，于是在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命脉，并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早在夏商时期，河南地区就是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到了西周，统治者以洛邑作为政治中心。至秦汉，河南境内郡国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之后，历经朝代的变迁和战乱，河南始终没有丧失其中心地位。而北宋则是河南的巅峰时期，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开封为都城，称为东京，河南自此成为宋王朝的统治核心地区。伴随着北宋经济的迅速发展，河南日益彰显出帝都的繁盛面貌，宋人称其为“万里耕桑富，中原气象豪。”1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直观鲜明地展现了当时开封城的盛世之景。可以说自夏商到北宋灭亡，河南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中原在人们心中就是中国的代名词。韩非盛赞曰：“河南为古代中心，人文粹聚之区，当为诸省冠军。”2可以说，在古人眼中，中国乃天下之中；在河南人心中，河南则是中国之中。“中”一字就是河南最具特色的方言代表，有居中、中心、认可之意，包蕴着河南人对故土的归属感和对王朝都城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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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间立场与刘震云小说视野的流变
第一节 扭曲的伦理桎梏
刘震云作为时代和城乡的边缘人，亟需寻得精神的慰藉，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伦理作为联系人与人，人与地域的桥梁和诸多作家加以赞美的对象，成了刘震云率先关注的焦点。然而刘震云眼中的伦理却不是“人性的小庙”。他以其民间立场勘破了底层伦理的僵化和扭曲，打破了诸多关于伦理和谐、友爱、淳朴的话语建构，将民间精神的委顿极尽铺陈。
1.什么是伦理
通常认为，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的角度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而“一门伦理理论的根本任务之一是指导人们做正确的事情，或者说不做错误的事情。”1因此，伦理理论的内核往往是道德、德性。实际上，在伦理学中，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是两大重要的分支。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前者是由教导与经验构筑的，后者则是由漫长的习惯熏陶而成。1因而，德性的养成既顺应了人性发展的需要，也有被建构，被教导的成分，由此观之伦理亦然。在伦理体系中与人性自然本质相联系的部分，在西方伦理学中被认为是“善”或“正当”。不少伦理理论都是以善的观念为基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相应的道德原则。而伦理体系中与自然相背离，被建构和教导的那部分伦理内核，则造就了伦理的多向度发展，而这正是本章探讨的重点。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了对伦理精神的追求，有了按照伦理要求去安排人的群体性生活的倾向，有了用道德原则和规范去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要。可以说，自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开始，伦理纲常就始终是当时人们考量的核心。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衍生出了一套以人伦为编织网络的社会文化范式。而在今后的时代进程中，不少思想家都对伦理关系的产生以及个人道德的培养作了诸多探讨。这样一来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的个人道德修养程式，而且社会的治理者以及参与者们往往会被要求按照这一道德体系的要求行事。与此类似的是，西方国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伦理学”（Ethika）的学科体系，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被加以系统地研究。 二者所不同的是，在西方，由于亚里士多德将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思潮单独区分，因此，西方的伦理并不与政治相勾连，而主要是一种指导生活的规律。在中国，各类科技探索、体制建设、社会规范的完善始终都与伦理这一大的文化网络牵扯不断，息息相关。伦理与政治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相联结，是一种维系社会运作的网络。因此，中国的伦理可以被视为一种“治理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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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间立场与刘震云小说叙述的策略........................................ 92
第一节 冷峻的叙事视角......................................92
第二节 笑中带泪的反讽艺术...............................97
第三节 河南“侉子”式的语言....................102
第三章 民间立场与刘震云小说叙述的策略
第一节 冷峻的叙事视角
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1一书中提出了“零度”的叙述风格。他通过分析海明威和加缪的作品，认为“零度”的叙述风格主要就是指作者主体性的遮蔽，表现为无主体知识的认知和无主体思想，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并且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写作状态。所谓的“零度”，就是一种“无”，无判断、无倾向、无情感。尽管罗兰·巴特最终否定了所谓的“零度”态度，认为任何作品都不可能真的做到纯粹的“零度”，但“新写实主义”者还是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因此常被诟病为叙事方式过于冷漠和残酷，缺少价值性。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刘震云对庸常生活采取了近乎照相式的描绘，因此一度被认为是“新写实”的领军人物，学界也大都认为其深受“零度”叙事理论的影响。但鉴于罗兰·巴特自身对完全“零度”的否认和刘震云本人多次对“零度”这一说法的拒斥，本节选用“冷峻”一词来概括其叙事策略。可以肯定的是，刘震云的小说在叙述视角和措辞方面采取了较为隐匿的方式，力图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语气叙述故事，尽量克制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不做主观性的评论。
这首先表现为平民叙事人的设置。在传统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文本中，叙事人，抑或是隐含叙事人大多是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标准和喜恶偏好必然会左右底层世界的呈现。叙事人往往处在说教者的高位上，阻断了文本与底层对话的可能。虽然刘震云小说中的平民叙事人仍然是知识分子塑造的产物，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知识分子话语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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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民间立场体现的是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定位的探索和努力。它既要求知识分子放弃高蹈的启蒙姿态，又要保持理性的思维，于现实的民间获得精神资源，创造带有个人特色的艺术世界。刘震云的民间立场一方面源于对河南政治、文化地位衰落的同情，对主流话语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则源于其自身在时代中的边缘人处境。而八九十年代福柯、萨义德等人的理论传播，更是让他对知识分子的崇高性和启蒙话语的正义性产生了质疑。在此基础上，他将视野转向民间，力求为沉默者言说。同时，知识分子的理性目光则让他能竭力保持客观，能够看到民间的阴暗面。由此，刘震云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民间立场，即聚焦“小人物”，于庸俗日常中，消解宏大，探寻生活的真相；不再将苦难与受难者的精神羸弱相挂钩，而是进行苦难的重新书写；以冷峻的叙事视角，笑中带泪的反讽艺术和方言俗语言说底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刘震云的作品中出现了不少关于河南故土的言说，但却并不意味着刘震云的民间书写就等同于乡土书写。民间并非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民间立场指涉的则是作家在面对民间文化空间时，放弃高蹈的启蒙倾向，将视点下沉，从而以一种更为温和、平易的态度对民间重新进行认知、审美和判断。刘震云以其民间立场进行书写时，虽然涉及了些许乡土资源，但其关注的重点却
初登文坛的刘震云也曾饱含启蒙的激情。他早期的《被水卷去的酒帘》，《乡村变奏》等作品无不充溢着重建民间道德品格的倾向和青年人的天真幻想。但是很快，时代边缘人的无措与落寞以及对故土衰落的同情让他丧失了对主流话语的信任。处在经济浪潮下的刘震云亟需为自己寻求新的话语空间。于是他将目光转向民间，转向曾被无数人称颂过的伦理幻境，以期寻得精神的慰藉。然而此时选择了民间立场的刘震云，却再也无法写出早年间对民间伦理的美好幻想。他放下曾经天真的目光，一探民间的苦乐悲欢。结果发现民间伦理不过是权力的锁链，
扭曲桎梏着人性的本真。而在时代的浪潮中，民间伦理本身更因文化和经济的冲击变得破败不堪，根本无法成为民间精神的寄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