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想化的母亲
第一节 女性作家塑造的神圣母亲
冰心短篇小说《超人》中的母亲便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圣洁形象。母爱是整篇小说的核心之一，但是对母亲形象的描绘所占的篇幅并不算多，只是以“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这些并列的意象在主人公何彬的梦中反复出现。母亲的出场更是具有诗意：“星光中间，缓缓的走进一个白衣的妇女，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目光里充满了爱。”[17]在这里，冰心并没有对母亲的样貌、行为、人物性格、人生经历作任何具体的描述，字里行间却刻画了一个承载着浓浓母爱的神圣母亲形象。冰心在此强调的是天下所有母亲的共性，这种圣洁光辉的母亲形象具有母爱的强大力量，成为庇护子女成长的守护者。《超人》中的主人公何彬受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曾固执地认为世界本是虚无，人生也没有意义。在一次出钱帮助了贫困孩子禄儿治病后，何彬收到了禄儿表示感激的回信和鲜花。看完禄儿的信，何彬感动得哭了并且受到了启发：“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因此世界上的孩子和孩子也应该是好朋友，大家应该互相牵连，而不是互相遗弃”[18]，何彬认为是母亲的爱带给了他力量，于是从冷漠中走出，重新开始热爱生活。在小说《悟》中冰心又写道“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19]毫不掩饰地对母亲和母爱进行赞美。由此可见，在良好家庭和母爱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冰心，把赞颂母亲和母爱作为自己当时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苏雪林在《母亲》中也对母亲形象进行了抽象化地描绘：“这位母亲究竟在哪里，我说不明白。我在春水里认识她的温柔，阳光中领略她的热爱，磅礴流行的元气里拜倒她伟大的魄力。”[20]苏雪林将母亲形象刻画得空灵而超脱，并没有具体可见的模样却显现出母爱的伟大与光辉。苏雪林又在小说《棘心》中对母亲服侍公婆，照顾大家庭，伺候生病的妯娌等的任劳任怨，对乡亲们的和善无私，以及对女儿的细腻深沉的母爱有详细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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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男性作家塑造的慈母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作“母亲与母爱”主题的男性作家便有鲁迅，鲁迅的作品塑造了众多的母亲形象，其中也有一些“理想化”的慈母形象。鲁迅在《补天》里刻画了女娲这个充满牺牲精神，伟大崇高的母亲形象。女娲不辞劳苦地创造了人类之后又献身于补天事业，不求回报也没有怨言。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认为“母爱”是一种“天性” [26]，母亲生育子女，呵护子女成长的过程饱含爱意。除了直抒胸臆地讴歌母爱，鲁迅还善于通过一些细节来刻画慈母的形象，表现“润物无声”的“母爱”。小说《故乡》中母亲的首次出场，作者写道“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27]可见母亲盼子归来的迫切，这无疑是母亲关心疼爱儿子的外在表现。而《社戏》中也有这样的描写“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请大家去吃炒米。”[28]夜色已深，母亲却一直站在桥脚静静等待，等着儿子回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颇有些生气”是由于孩子回来得太晚，母亲担心孩子才有的情绪，而看到孩子平安回来也就转怒为喜，从“生气”到“高兴”的转变可见母亲对孩子的疼爱与关心之情。
废名《浣衣母》中的李妈命运多舛，丈夫很早就离世的她不仅养育着自己的驼背女儿，而且对所有的孩子都充满了慈爱之心，她会专门为这些孩子准备很多的糖果并且不会觉得他们打扰了自己的休息。每当出城洗衣的姑娘路过李妈的住处，“李妈也俨然是见了自己的娇弱的孩子新从繁重的作工回来，拿一把芭扇，急于想挥散那苹果似的额上一两颗汗珠。”[29]帮她们扇风，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城里的士兵们同李妈交往之后，渐渐被她的慈爱所打动，主动将得到的蔬菜肉食交给李妈来烹制，所有人一起食用，也会央求李妈帮他们缝制自己的破衣裳，并亲切地唤她叫“妈妈”。“李妈的名字遍知于全营，有两个很带着孩子气的，简直用了妈妈的称呼。”[30]李妈成了这个小地方的“大家的母亲”，有了她的照顾，“孩子们越发显得活泼而且近于神圣了”，突然有了这么多孩子，李妈时常坐在自家门口，“慈悲地张视他们。”李妈并没有把母爱局限在自己的女儿身上，而是分享给了更多的人，天真的孩童、年轻的士兵、青春的姑娘都可以是她的子女，李妈无疑是一个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的慈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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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苦难的母亲
第一节 女性作家笔下的苦难母亲
一、母爱被剥夺的苦难母亲
自古以来，母亲理所应当地拥有生育、养育孩子的权利，然而萧红的短篇小说《桥》揭露的就是一位母亲黄良子在特殊的年代里，生下孩子却没办法养育，母爱被剥夺的人间惨剧。小说主人公黄良子悲哀到没有自己的姓名，由于她的丈夫叫黄良，就直接被人唤作黄良子。因为穷困，她被迫去给地主家的孩子当乳母，把地主家的小主人喂养的白白胖胖，而自己的孩子小良子则“饿得很像一条枯了的树枝”。缺衣少食的小良子思念母亲，渴望母爱的温暖，时常独自走过桥去找自己的母亲，最后在一个冬天因为无人照料坠桥淹死。
凌叔华的小说《奶妈》中的奶妈也是为了全家的生计，被迫丢下自己未满半岁的孩子，到王太太家做奶娘。奶妈尽心尽力帮王家带孩子，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她也感到高兴。“吃人之禄，忠人之事的大义她是明白，所以她看孩子实在是在心在意的。”[37]可是奶妈晚上梦到自己的孩子死了，并且受到主人家猜忌，萌生去意。但是碍于合同，奶妈无法抛下主人家的孩子离开。最后，由于奶妈的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王夫人才找了新的奶妈顶替她，她终于可以回家，却在此时得知自己的孩子已经夭折。失去孩子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打击，文中的奶妈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满怀悲痛却只能走到大街上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情感，这种悲伤和痛苦不被人理解，这在旁人眼里不过是平常死了个孩子而已，没有人在乎。
母亲与孩子之间该是用母爱来维系，但是这些母亲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给别人家当奶妈或乳母，没有办法哺育照顾自己的孩子。而对别人家的孩子，她们虽然尽到了“母亲之责”，却无法拥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母亲们本性善良，面对如此艰难的现实生活，她们仍然充满母性的光辉，奉献自己去养育别人家的孩子。但是自己亲生孩子渴望得到的母爱被残酷现实无情地剥夺，给这些迫于生计的母亲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痛和可悲的生活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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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男性作家笔下的苦难母亲
一、为奴隶的苦难母亲
柔石写下的《为奴隶的母亲》可谓是一面映射旧中国底层女性不幸命运的镜子。小说中的主人公“春宝娘”就是一位“为奴隶的母亲”。迫于生计，春宝娘在诞下春宝之后不得不放弃抚养孩子长大，被自己的丈夫典给了老秀才，成为旧社会“典妻”陋习的一个缩影。春宝娘作为一个底层妇女，和黄良子一样，无权拥有自己的姓氏与名字，只有简单的一个符号作为自己命名的依据。“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作为母亲的妇女对男人代表的一种归属地,这种限制意味着她变成了一种事物,只不过在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某种选择性变化而己。”[40]她的姓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五岁孩子春宝的母亲。“她们属于任何人,唯独不属于她自己。”[41]春宝娘被自己的丈夫当成一件物品被“典出”给了老秀才，区区一百大洋便使得她丧失了人格尊严，自己的情感需要也被蔑视，从始至终也没有人问过她自己的意愿。丈夫把自己当作一件物品置换给老秀才换得金钱，老秀才通过大洋买到了一个新的妻子，还生下了孩子秋宝。春宝娘无条件地顺从丈夫，这本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强加给女性的精神枷锁，某种程度上而言，她是一个“听话的”妻子，可事实上她得不到这两个家庭的认可，秀才原来的妻子嘲讽她，说她的闲话，回家又不被自己的丈夫理解，甚至春宝也不认自己这个娘。最后春宝一家人依然穷困潦倒，苦难还在继续。
春宝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苦难母亲形象，“为奴隶的母亲”也是当时社会底层母亲的真实反映，具有普遍性。乡土小说作家们不约而同地从社会写实的角度对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进行抨击，这种“为奴隶的母亲”形象的塑造揭示了苦难母亲艰难的生存状况与难以回避的悲剧命运。蹇先艾的《水葬》中生活贫困的骆毛母亲不知自己儿子因为偷盗被处以野蛮的水葬刑罚，还在门前静静等候儿子的归来，最后得到的将是儿子的死讯。台静农《红灯》中德银娘在德银三岁时就丧夫守寡，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长大，结果德银二十三岁时出去买柴被土匪掳走，又被当地驻军抓获当作土匪砍了头，留下德银娘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着。而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执着于为死去十年的女儿操办冥婚的母亲，对女儿哀思的背后满是痛苦，冥婚固然愚昧与无知，但是年仅八岁的女儿菊英夭折，菊英娘此后长达几十年的生活里只留下无尽的苦难。男性作家把这些为奴隶的母亲无能为力的悲惨命运，被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残酷压迫，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诉说着她们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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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异化的母亲 .............................................. 18
第一节、女性作家塑造的异化母亲 ........................................ 18
一、萧红塑造的异化母亲 ................................. 18
二、张爱玲塑造的异化母亲 ............................ 19
第四章 觉醒的母亲 ...................................... 25
第一节 女性作家塑造的觉醒母亲 ......................................... 25
第二节 男性作家塑造的觉醒母亲 .................................... 27
第三节 觉醒母亲的特殊性 ................................... 27
结语 ............................. 29
第四章 觉醒的母亲
第一节 女性作家塑造的觉醒母亲
丁玲以自己母亲余曼贞为原型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写完，但是一个在时代大潮下逐渐醒悟，走向新生的母亲形象已经跃然纸上。曼贞是一个封建家庭的大家闺秀，是江家的少奶奶，自己的丈夫抽大烟，赌博成瘾还酗酒，她并不认同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后来丈夫挥霍完了家产后离世，替丈夫还债的曼贞领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时常受到众人的冷遇，深感世态炎凉的曼贞体会到了孤儿寡母的心酸。在一个漫长的冬天过后，曼贞下定决心以后要自己掌握生活。她“一定要脱去那件奶奶的袍褂，而穿起一件农妇的，一个能干的母亲的衣服。”[63]于是曼贞放开了小脚，从狭小的家庭生活中走出，走进了学堂获取知识，坚定地进入社会这个广阔天地。曼贞在新旧社会交替时的时代大潮中受到鼓舞，她是旧社会妇女和新时代女性的“过渡性”人物。作为旧式母亲的曼贞坚定地迈向新生活，勇敢地走出了一条女性个体意识的解放之路，在她眼前的是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萧红《生死场》中的王婆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母亲形象。不同于曼贞，现实生活对于王婆来说是更为艰难的。王婆曾经有过三任丈夫，但是婚后的生活都不如意，女儿因为无人照看，掉到爬犁中摔死了。之后王婆的儿子又被枪毙了，被生活迫害得走投无路的王婆想到了自杀，但是她竟然在乱岗中又活了过来。没能自杀成功的王婆很快就振作起来，仿佛获得了新生，她决定坚强地活下去，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也不再轻生。此后她在与赵三、李青山等人的接触中逐渐醒悟，要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于是王婆不惧危险，帮助男人们商量怎样对抗日寇，在窗外亲自放哨站岗，“王婆的尖脚，不住地踏在窗外，她安静的手下提了一只破洋灯罩，她时时准备着把玻璃灯罩摔碎。她是个守夜的老鼠，时时防备猫来。”[64]王婆就是在苦难的生活和残酷的现实打击下，逐渐成长并觉悟，实现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初步觉醒的母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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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正如“人物的角色是作家的复本”[67]那样，“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本人和笔下的人物形象紧紧地贴合在一起，身为女性她不愿给“母亲”的脸上抹黑，她只能把她们能够说出口的想法写在纸上，而对于她们潜意识中“离经叛道”的思想却难以或不愿表达出来。西方的思想和传统的观念都在影响着她们的创作，作为女性群体中的一员，女性作家所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或明或暗地寄托了自身的情感，因而顾虑到这种形象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自己，她们很难有足够的勇气把自身的阴暗面表露出来，所以在“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笔下，尽管她们较男性作家能更细致地刻画女性的心理，与母亲的关系也更为亲昵，但对于女性意识的健全，对于做一个同男人或是父亲角色平等的“人”来说，塑造出的母亲形象显然是略显单薄的。女性写作的真正意义在于自我主体性的建立。“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对母亲的依恋让她们感受到母爱的光芒，纷纷塑造理想化的神圣母亲。而三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家逐步摆脱了对母亲的依恋，看到了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母亲，甚至能够挖掘母亲异化的内在原因并对人性进行批判。女性作家对“母女情深”模式的解构和对异化母亲形象的塑造，可以证实她们的女性主体意识正在觉醒，也标志着女性写作的逐渐成熟。
如果说女性作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时是以一种主观的视角实现“身在其中”，那么男性作家则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隔岸观火”。女性作家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包含了她的真情实感，作家本人和作品塑造的母亲形象，可谓达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这种近距离的叙事，情感的宣泄往往甚于理智的分析，因此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感知和认知人物形象会被其中的“母女情深”或“母子情深”的“母爱”之情打动，但在情动之后难以上升到理性思考，甚至是会觉得这种人物关系不够真实，甚至有些虚假。而男性作家恰好与女性作家相反，他们在描绘笔下的女性角色之时，往往采用旁观者的视角，更注重于理性的分析，善于刻画女性的生存境遇，在塑造母亲形象时也着力于外界生活环境以及社会历史因素对她们的影响，重在揭示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对人的扭曲和迫害。因而他们的作品，或许在情感设置上并不显山漏水，但是饱含理性思考，足以激起强烈的共鸣与反思。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