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叶氏民国小说的“旧影秦淮”
第一节 叶氏民国小说的历史景观
叶兆言的小说多以描写历史见长，但是他笔下的历史和我们所了解的正史又是有所区别的。在叶兆言看来，“历史真相往往会被掩埋，被遮蔽；被掩埋和遮蔽的真实原因，不只是因为后来歪曲，因为加工篡改，还因为当时就没有认真弄清楚。”①这句话表明在叶兆言的民国小说中，作者呈现的民国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小说中的历史。
（一）小说中的民国政治
民国历史可以看做一部政治史，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六朝古都，金陵一梦，南京曾经是辉煌和繁华的代名词，帝都的交接棒在民国又回到了过去。但是这种灿烂也是以战争和革命为代价的，短暂的歌舞升平和莺歌燕舞掩盖不了它的终结命运。
对于首都南京来说，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是一次重新洗牌，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代表了旧势力的崩塌和新势力的兴起，所以叶兆言小说中的遗老形象和革命人士代表了一旧一新两种势力。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通常看到各类政治事件对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意义，对时代和世界的里程碑意义，但却很少注意到政治事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叶兆言小说中的民国政治更多彰显的是政治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联系，作家出身的叶兆言更看重历史对个体命运的“规范”。
正如曹禺在《雷雨》中所展现的命运悲剧那般，周朴园和四凤等人犹如深陷沼泽的野马，越挣扎越痛苦，陷得越深。民国时期的男女众生亦是如此。《刻骨铭心》中的丽君和亚声原本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革命的热情和身怀天下的责任与道义让他们的婚姻让位于家国利益，亚声北上参加革命遇难，丽君以后婚姻之路的坎坷不平与亚声的死亡是脱不开关系的；《十字铺》中的季云在民国时期是风流潇洒和才华卓绝的青年男俊，由于一心追求革命，最后死于家乡的革命清剿运动；《刻骨铭心》中的秀兰是出身底层的平民女性，在南京成为首都的条件下有了拍电影的机会，此后便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明星。可是秀兰最后又和王可大走到了一起，这位最初和他相亲的男子，秀兰的命运其实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命运写照，红红火火之后走向了属于自己的平平淡淡。
.....................
第二节 叶氏民国小说的文化景观
历史上的南京是江南佳丽发源地，也是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必去之地，更是《红楼梦》中曹雪芹描写的钟鸣鼎食之家的所在地，南京在古代是皇亲国戚的江宁织造。南京经历了六朝都会，百代兴衰，这些让南京夯实了文化基础、积累了文化因子。在叶兆言民国小说的文化景观中，作者为我们介绍了地标景观、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这些景观和民俗百态让叶兆言的民国小说更有立体感。
（一）地标景观
叶兆言的民国历史小说涵盖了多处景观，每一处景观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状元境》的开篇，叶兆言就提及了夫子庙，在老派人眼中，夫子庙配有六朝的金粉和烟水气。夫子庙是民国时期南京的地域文化标签，也是南京曾经繁荣的符号。夫子庙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士子理想。在中国传统职业定位中，士农工商是基本的次序，“士”位于第一位，因为他代表了读书人为天地立命的情怀与责任，但是民国初期夫子庙的凋零景象寓意了这座城市的颓败与凄凉。另外，作者安排乐器二胡作为城市的悲情点缀，张二胡因为二胡和司令结缘，也因为二胡和三姐结为连理，最终三姐的死亡又让张二胡独自在夫子庙拉着凄婉哀长的二胡，可以说叶兆言用二胡为夫子庙演奏了一曲城市悲歌。
如果说夫子庙是辛亥革命前夕南京的肖像，那么玄武湖则是代表了鼎盛时期的南京景象。此时的南京褪去了此前的萧条，虽然整座城市没有逃离战争的魔爪，但是青年男女的爱情仍然在上演，作为一个“爱情地标”，玄武湖“收揽”了无数姻缘。“初秋的玄武湖最适合情人们幽会。树木茂盛，到处一片深绿。湖水茫茫，阴或晴，刮风或下雨，水和天的颜色都是差不多。”①遒娴同时接到了李进和祖斐的邀约，都邀请她去玄武湖去划船和赏月。
.......................
第二章 叶氏民国小说的人物群像
第一节 女性形象的丰富性
叶兆言在民国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用自身的命运轨迹和人生遭遇解说了起伏顺逆。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在叶兆言的小说中，女性成为苦难人生的承受者，女性成为时代不安的佐证，女性的悲哀绝对不是“伤痕文学”的指责。叶兆言以一种细水长流的叙述方式，不紧不慢的娓娓道来。
（一）民国闺秀形象
千金小姐经常出现在叶兆言的民国小说中，诸如《刻骨铭心》中的丽君和碧如，《很久以来》中的竺欣慰和冷春兰，《十字铺》中的真珠和苏菲亚，《半边营》中的遒娴和斯馨。这类女性形象出身于比较优越的家庭环境，有着良好的教养，接受了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婚姻和爱情成为她们生命中重要的课题。叶兆言经常在同一本小说中设置两个大家闺秀的女性形象，这两个闺秀形象往往有一种对比作用，一方的存在有时候是另一方的衬托。在性格上二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性格的差异最终也造成了她们婚恋和人生的不同。
《刻骨铭心》中的丽君和碧如，二人本是亲戚关系，身为表妹的碧如处处把丽君当做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可是事实上，历经三次婚恋的丽君让她在人生之路上越来越堕落与放荡，早已失去了生命的纯真与美好，昔日的梦想也遥不可及。谁也不会想到曾经有着革命志向的丽君最后和汉奸头目在一起谈情说爱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以说丽君的三次婚恋都与曾经追求的信仰所矛盾。丽君的人生选择看似时代的“邀约”，然而和自己的性格也相关。在观看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决时，丽君对革命人士没有同情与悲悯，她忘记自己曾经也是有过信仰的人。丽君也是一心出风头的人，她的革命与进步某种程度上是虚荣心和内心的满足感在驱使。当她看到国民代表大会没有她的名字时，她的失落与不安表现的非常明显，而这也加快了她人生的下滑。碧如作为表姐丽君的陪衬，她先是遭遇未婚夫移情丽君，然后和护士小周陷入了对未婚夫的情感争夺战中，最后稀里糊涂的和未婚夫的好友希俨结合。虽然碧如和希俨有着看似美满的婚姻和家庭，但是碧如对希俨是否爱她始终怀疑，即使结婚多年，碧如在情感上依然缺乏安慰。
.............................
第二节 男性形象的别样性
在叶氏的小说中，男性主人公通常不具有崇高的道德或者完美的人格，他们只是民国的凡夫俗子，他们的故事也是凡俗人生的一粒。作者通过对民国男子自画像的雕刻让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男性的不同形态。叶兆言笔下的民国男子不在于人物形象的丰富，而在于他们用自己的故事突出了男性身上的不同特质，表达了乱世之中爱情的脆弱、新旧文化的冲突、可贵情感的歌颂。
（一）民国士绅形象
与民国闺秀相对，叶兆言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般是出身于民国世家的公子，他们有着令人羡慕的家世背景；也有的家道中落，光华不再；或者出身平凡，在时代的潮流翻滚中谋得了一份较好的差事，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达到了出人头地的目的。由于民国是战争多发时代，所以很多人的发达、落魄和时代有着直接联系。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全篇围绕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大学教授丁问渔追求已婚少妇任雨媛，二人在战乱的背景下用爱情点亮了风雨飘摇的南京城。丁问渔一面承载了男性在感情中的誓言感、责任感、担当感，同时也赋予了丁问渔身上男性的弱点，诸如沾花惹草，放荡不羁等。但是雨媛的出现让丁问渔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种种劣迹，所以雨媛作为“圣母”来拯救丁问渔这类浪子形象。丁问渔和《围城》中的方鸿渐非常相似，在国外游学，而不是专心治学，可是归国后的丁问渔并不用像方鸿渐那样面对经济和婚姻的双重压力，他只对爱情感兴趣。丁问渔对雨媛的爱情终于在南京被日本人占领之际得到了雨媛的回应，可是这种短暂的美好也印证了爱情是虚幻的，也是不真实的。爱情的美好和崇高在小说的结尾被日军的到来所摧毁，作者消解爱情神话的同时，也消解了心中的城市神话。
...........................
（一）叶氏民国小说的雅俗特色...................................31
（二）叶氏民国小说的婚恋特色...................................34
（三）叶氏民国小说的悲剧特色...............................37
结 语.....................................41
第三章 叶氏民国小说的艺术特色
第一节 叶氏民国小说的雅俗特色
在中国文学中，雅文学和俗文学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之分，通常来说，雅文学和俗文学所宣扬的文学理念，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共通的。细读叶兆言的小说，不难发现其雅俗性。作为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的叶兆言来说，他对这片故土是非常熟悉的，尤其对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流域的文化特色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其俗就表现在对江南市井传奇的叙述，对平民百姓故事的讲述。其雅就在讲述民间故事的基础之上散发的现代人的思想情绪和哲思意义。
（一）俗：市井传奇故事
阅读叶兆言的小说，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江南市井生活气息。叶兆言的民国小说大多是关于市井百姓的传奇故事，作者在讲述他们故事的同时又融入了南京的地域特色，将市井传奇故事和江南文化特色巧妙融合，同时才子佳人的“另类”爱情故事在小说中也有所呈现。
“《状元镜》写的是落魄民间艺人张二胡，戏剧性地和军阀姨太太走到一起的故事，这简直是冯梦龙‘三言二拍’中《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翻版，一种底层人的城市艳遇。”①张二胡的音乐天赋是无师自通，他不紧不慢的在秦淮河的两岸拉着。由于英雄喜欢听张二胡拉着一曲诉衷肠的二胡，所以三姐和张二胡慢慢熟悉，二胡让三姐和张二胡越走越近，最后二人成为了夫妻。三姐这种姿色不俗的女子，本来是不会和张二胡做夫妻的，可是命运的阴差阳错让二人走在了一起。成为夫妻之后，三姐和张二胡之间水火不容的争吵和婆媳的纠纷大于平平静静的太平日子，最后三姐撒手而去。说到底，张二胡和三姐之间只是一场情感奇遇不是知音难遇的惺惺相惜，不是郎才女貌的天造地设，也不是寻常夫妻的一地鸡毛。南京本来就盛产婊子，所以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南京也不足为奇。
.............................
结语
民国的历史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八年，但是这三十八年也是一个时代的轨迹，叶兆言用“个人化”的文字记录了黑暗与光明的瞬间，血与泪相交的时刻。当“历史”从博物馆走向个人记忆时，“历史”便开始更改，对于爱好民国历史且擅长书写民国历史的叶兆言来说，他不想重现历史，也不想对历史做道德评价和情感选择。因为叶兆言对“历史”有一种淡然、超脱的态度，叶兆言只想讲述民国时期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和庸常人生。叶兆言对“历史”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个人经历和创作动机，家学渊源的深厚以及父辈的熏陶也让他的历史小说多了一些文气，少了一些“戾气”，更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周遭事物和沧桑变化。同时外国文学的影响让他在创作之中有了更多的空间，给了他更多的思考和写作视域。作为江苏作家的一员，叶兆言深受江南流域文化的影响，江南文化的丰富性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作家拥有着广阔的创作资源。在叶兆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对日常与世俗的关注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长期的日常叙事让他的小说缺少道德膜拜与情感约束，呈现了与北方作家不同的世俗化描写。作为当代作家，叶兆言在民国历史小说创作中呈现了和其他书写民国的作家不一样的写作特色，那就是他没有拘泥于江南潮湿阴雨的环境，而是在写作中呈现了较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了以南京为中心江南文化的多样性。在叶兆言的小说中，既有身处乱世的销烟与炮声，也有抗战后方的个人享乐；既有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也有不同情感特质的男性形象；既有江南大宅的欲望沉浮，也有风月空间的“浪漫”；既有民国的文化风俗，也有时代的先锋前卫等，总而言之，在叶兆言的笔下，这些形色各异的风景与人物共同构成了其民国历史小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