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文学小说的女性生命书写

笔者认为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男性消隐于女性生命的历史背景之后，是被爱、被怜悯、被救赎的对象。在这种关于女性生活史、情感史描写的背后，是严歌苓关于女性生命书写在政治、文化与性别等诸种问题的重新思考，她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上，浸染了西方民主自由文化，将历史宏大叙事与女性个体的传奇故事联系起来，用女性“史诗”表现时代风云变化。

第一章 严歌苓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历程

第一节 人在旅途：严歌苓的人生轨迹
从一名舞蹈演员，到前线战地记者，再到旅美作家，严歌苓的人生轨迹就像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史诗影片，跌宕起伏，徐徐展开。1958 年 11 月 16 日，严歌苓诞生在上海的一个文艺之家。她的祖父是当时少有的留学博士，曾在厦门大学执教，是《德伯家的苔丝》中文版的第一译者。他忧国忧民，有着一腔热血，企望为国家绘出一幅壮丽的蓝图，但却不愿结党营私、随波逐流，在当时的上海文艺界，当大家纷纷为三大阵营站队结党时，他却选择独立于这三者之外，在人际关系私情化、庸俗化的社会大背景中，祖父也因此被孤立，失掉了人心，以读书人的孤高在尴尬境地中坚守自己心灵的自由。在抗战全面爆发的那年，他终于承受不住时局动荡，在对国，对家，对人，对己极度失望下，选择以自尽来守住自己精神的自由田地。严歌苓未曾见过自己的祖父，但祖父的故事却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也成为她日后故事里在历史和政治夹缝中挣扎的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原型。父亲萧马是一位建筑师，他酷爱文学写作，他那图书馆般的书房是幼时严歌苓的阅读天堂，想读什么都可以，父亲从不阻拦，小小年纪的严歌苓已读过《唐璜》《战争与和平》《茶花女》《巴黎圣母院》等世界名著。母亲是一位话剧演员，经常会声情并茂地将莎士比亚戏剧台词和希腊神话传说一字一顿讲给她听。受家庭环境的沐浴，严歌苓从小热爱文学，在文学的浸润中成长。然而，父母的婚姻和感情并不和谐，母亲对父亲的爱就像一个懵懂的小姑娘面对自己爱慕的学长那样，卑微、胆怯、处处小心翼翼，可在父亲眼中，那些努力的讨好不过是故作姿态，换来的只是怜悯和厌烦。经历过文革浩劫，父母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父母离异后，母亲时常提起：“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一等后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要他。”①
弗洛伊德曾提出作家的创作动机基本源于记忆中回溯的童年经验。童年时期甚至青春期的酸甜苦辣总会长久地留在心底最深处，即使岁月逝去，留在心中的原初记忆仍刻骨铭心。在崎岖的成长期，踏上漫漫长途，一朝再回首，会有满目荒凉之感。对于严歌苓来说，童年并非都是春山如黛、垂柳绘桥、白云出岫、倦鸟归巢，可以自由自在依偎在母亲怀中，等父亲摘来黄橙橙的甜柿，坐在紫藤秋千架下，与蚂蚁对话的那种美好时光。从记事起，她就整天听父母把“离婚”当歌唱的这种创伤记忆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并成为其小说中的创作题材。她的《第九个寡妇》《穗子物语》中，都塑造了一个从小就失去双亲成为孤儿，不得以寄居他人屋檐下，由外婆或养父母抚养长大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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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尽芳华：严歌苓的文化苦旅
严歌苓曾把自己15年的美国生活总结为“十年一觉美国梦”，在异国他乡的15年里，她的人生观念被刷新，她在文明古国养成的种种传统思想和生活习惯被质疑，甚至被颠覆，而美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叛逆个性却慢慢地被她所理解和接受。她自己说：在美国的这段时间，自己的是非观被洗刷得乱七八糟，而这些混乱都被融汇到了她的文学创作中。在她的作品中，看不到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是非判断和道德评判都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身处新的文化环境中，在陌生的语言氛围、陌生的风俗习惯和陌生的法律制度下，身为移民的严歌苓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边缘感，这是一种“远离自己所熟悉的，鱼水般融洽，优游自如的环境——的各种因素，会更为清晰与痛苦地一起涌来。”①每每想到远方的故土故乡，那种去国怀乡的痛苦便会涌上心头。
然而，人生不幸诗家幸。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是严歌苓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因为她的大部分作品都诞生在这个特别的人生阶段。作为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移民作家，置身于新的国度和新的语言环境之中，很多经历都像都像蝉蜕蝶变般是个重生再造的过程。通常在这种时候，人会变得异常敏感，尤其是当语言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人的第六感官就会变得如动物般敏锐。在那个阶段，严歌苓创作了很多移民题材的小说，身为新移民，她深深地知道旅居生活的不易——远离故土，失掉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呆下去、活下去”成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但人生场景的变化并未阻隔严歌苓的创作，反而激发出她强烈的创作热情，她将海外游历的经历转移到文学创作之中，塑造出了诸多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在当代文坛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如其所言：“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②寄居他乡，最是能体会到这种生活的无助感，因此她格外关注海外“寄居者”们的艰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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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严歌苓创作中的女性形象

第一节 青春岁月：革命年代的军旅女性
20 世纪 50、60 年代是一个革命英雄主义时代，“高、大、上”的革命英雄形象是每个人崇拜和追求的对象。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体自我的存在微不足道，个人的价值被忽略，成为国家集体机器上的革命的螺丝钉。只要革命需要，个人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做一支甘为国家献出一切的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来自集体的荣誉与褒奖是一个革命者至高无上的光荣与梦想。严歌苓出生于激情燃烧的岁月，革命英雄主义的理想潜移默化地根植在她的心中，内化为她个人思想和行动的自觉追求。她经历过上山下乡，当过兵，上过战场，也经历过改革开放时期革命英雄主义理想的幻灭。她的小说对革命年代理想女性的刻画，浸透了其部队生活的青春记忆：“部队的建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状态，它浓缩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当时的理想主义价值观，我经历了从开始被那种价值观吸引，到最后对它感到幻灭的过程。”①她将这段经历融入了自己的创作，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主义年代的军旅女性形象。这类形象一方面是革命英雄主义时代的代言人，一方面也是那个压抑、扭曲人性的时代的受害者，她们的性格和命运呈现出时代的多面性和矛盾性。
《绿血》是严歌苓早期的作品，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她青春芳华的全息式呈现，小说塑造了一群在部队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则而炼成的女文艺兵。从第一天集体淋雨接受教导员训话开始，她们的生活就进入了军队模式，她们不能正常大笑，不可以随便谈恋爱……这些教条慢慢渗透在他们的思想里，被改造成步调一致的绿色方阵，青春的少女将天真烂漫都丢掉了，将一切奉献给了集体。小说借乔怡的回忆还原了昔日军旅生活的点滴。乔怡出身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位追求独立、思想个性的现代女性，在经历过“文革”后，父亲带她进入了部队，做了一名文艺兵。在部队生活中，拥有独立思维的她与大家格格不入。在教导员的训导下，她开始积极改造自己，她在日记中写口号标语，在政治课上踊跃发言，很快成了队伍中的一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乔怡有过苦闷和迷茫，所幸在最难熬的时刻遇到了男主人公杨燹，他们书信传情，相恋 5 年。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里，他们的情书终于因为涉及时事政治问题而遭到审查，两人的恋情也成了一个政治事件，杨燹因此被查办下放，乔怡则心灰意冷退伍成为了一名编辑。文中另一个女性形象、体弱自卑的黄小嫚，她作为“右派”的女儿，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走进部队。她在部队被人嫌弃，被人看轻，被人孤立，她工作上虽然也积极努力，但却不敢奢望会被人注意，更不敢奢望会成为英雄。然而，在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她因为抢救战友而成了英雄，她终于梦想成真，但却因长期受压抑，一时无法接受这份荣誉而导致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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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时代悲歌：历史漩涡中的边缘女性
严歌苓曾直言，她从没有写过任何形式的“运动”，她所关心的只是那人性中的最本质的灵魂。她也从不追求时代的主流与核心，在她看来，时代变革潮起潮落，无论是在时代漩涡的中心还是在时代潮流的边缘，对人性而言都会面临艰巨的考验和挑战。因此，她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处于时代漩涡中心的核心人物，而往往是那些处于时代潮流的边缘、被时代的涡流挟持卷入而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普通人。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对时代的变革没有预感，她们活在自己平凡而简单的故事中，只是在被时代潮流所挟持或冲击的时候才会作出本能的反应，而恰恰是在那些被时代潮流的巨大漩涡卷入的平凡的、边缘化的女性人物身上，才更加深刻地映射出历史巨变中人性的扭曲和人生的悲剧。
《金陵十三钗》塑造了在革命年代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民族的希望的妓女这一特殊群体。在民族国家面前，这群以玉墨为代表的整日搔首弄姿的边缘女性群体，毅然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明知前路无出口，却依然选择代替学生们去赴这段不归之约，从而捍卫民族尊严。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妓女们剪发梳妆化身学生的画面令人动容，那回眸一笑是她们人生中最闪耀的瞬间，那种毅然决然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严歌苓以其独到的眼光去体察这群烟花女子的闪光之处，生性嚣张无情的她们也是善良勇敢的存在，作者以这样一群女性为我们显示出南京大屠杀的惨烈，以此表明“妓女也知亡国恨”，国难当头无人能幸免的时候，所有的不惧死难、舍生取义、勇于担当者都是值得人们崇敬的。严歌苓在谈到《金陵十三钗》时提到：“战争会把一种人变成另一种人，这种转变是战争逼迫的结果，她们虽然牺牲了自己，但却收获了另一部分的生命的希望和新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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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严歌苓小说女性生命书写的多维审视........................... 30
第一节 女性生命书写的政治维度.......................... 30
一、集体主义与女性个体................................ 30
二、国家之殇与女性身体.......................... 31

第三章 严歌苓小说女性生命书写的多维审视

第一节 女性生命书写的政治维度
“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获得了属于人的一切特征。”①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下，女性不可避免的要被时代政治的洪流所裹挟。在历史变迁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她们在时代长河中挣扎，试图突破特殊时代下政治环境的束缚，她们展现出不同的自我，演绎了不同的命运，成就了一部独特的女性生活史。
一、集体主义与女性个体
严歌苓从一个极端化的政治革命年代走过，那一段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人生经历对她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政治革命为背景，她的小说再现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揭示了极左形态下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他们消弭了个性，走上战场，成为“国有化”的个体。
《绿血》中那群正值青春的文艺兵，在集体的大熔炉中接受着思想的改造，在“左”倾路线的控制之下，她们率真纯洁的天性被禁锢，成了被意识形态控制的机器。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她们，会跟随时代大潮随波逐流，她们会在黄小嫚刚进入她们群体之时与她对抗，却又在其成为英雄后拼命地夸奖称赞。在这个大集体中，每个人的个性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神圣化的革命理想，这成为她们行动的唯一目标和准则。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陶小童通过在生命垂危之时几句“悄悄话”表现了她在个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的政治话语价值矛盾中遁入迷茫，并最终屈服于政治价值标准的禁锢中，丧失了自我。这部作品中，矮矮胖胖、看起来毫无舞台前途的彭莎莎堪称是一个服从政治的标准角色，作为这个时代追求进步而并无特长的普通人，她只有坚决响应号召，处处表现自己。她争取进步的方式是每天早早起床偷偷打扫院子跟厕所，她对此乐此不疲、沾沾自喜，连扫起地上的一片化妆纸也会感到无比自豪。她是一位“干什么事都有点疯狂”①的姑娘，但她近乎无聊的积极态度并不是什么政治进步，而不过是时代政治约束禁锢人性的佐证。严歌苓在这里展现了极左的政治观念对人的性格的扭曲，表现出了对时代政治规训和革命意识的质疑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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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严歌苓的传奇人生经历及其家族历史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其小说创作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背景，书写了一部“一个女人的史诗”。不同于以男性为主角的英雄史诗，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男性消隐于女性生命的历史背景之后，是被爱、被怜悯、被救赎的对象。在这种关于女性生活史、情感史描写的背后，是严歌苓关于女性生命书写在政治、文化与性别等诸种问题的重新思考，她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上，浸染了西方民主自由文化，将历史宏大叙事与女性个体的传奇故事联系起来，用女性“史诗”表现时代风云变化。
从军人舞者到作家编剧，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寄居海外，经历了人生百色的严歌苓以其生活为原型，塑造出一系列带有自身色彩的女性形象，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特殊关怀，这些女性形象是其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不同侧面的呈现与映射。身为移民女性，在严歌苓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她对于故土的眷恋，她在两种文化中试图寻找一种归属感，“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在历史长河中以细腻温婉的情怀细细聆听女性个体的声音，那女性的包容、宽恕等人性光辉都是其回望故土间的闪亮部分，这是一种中国古代的博大的雌性情怀。隐藏在其复杂的身份背后的，是严歌苓对历史的重新书写和深度挖掘，这是关于民族的个体生命价值和人性的呼唤与殷切期盼。
读严歌苓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一种苍凉中的清澈与明丽，这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是一种和谐向上的内在品质。在这些以其自身亲身经历为基本所塑造的诸多形象中，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生活史和情感史，其中隐含着关于民族、国家和时代风云的“史诗”内涵。作为一部个人的“史诗”，严歌苓的创作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民族和革命的宏大叙事范式，而从个人生命的本体意义上展示出一个当代女性对与民族、文化和女性自身的关怀与思考，在女性生命书写中呈现其关于政治、文化与性别等方面的多维审视。
本文研究尚显肤浅，在很多专业领域的表述存在着不确切、不充分的地方，严歌苓作品众多，文中描写的相关女性形象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对于女性形象的归纳分析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细致。今后，笔者将深入学习相关研究成果，开阔视野，深入思考，补充资料，以取得更加深刻、理性的研究分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