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蕙散文研究

笔者认为韩小蕙散文的“中和之美”所展现的文体自觉与社会担当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中和”追求带来的个性钝化以及高产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渐凸显，如部分散文的知识灌输与深度不足等等。而值得期待的是，韩小蕙如今虽已进入花甲之年，但仍然保持与散文的亲密接触，写散文、编选散文、写评论，因为已无报社事务的牵挂，故其内心更加沉稳，愿她藉此天时地利人和之助，将创作提升到炉火纯青之境。

一、寻门而入：主情散文的情理之和

（一）自我之情的节制书写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是一种能“按照周围环境的实际条件来调整行为的意识”③。故而“自我”的含义也随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十七年”散文中的“自我”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笔下高唱时代赞歌、抒发政治激情的集体“大我”，八十年代新启蒙散文中的“自我”是巴金、丁玲等人讲真话、诉真情、思过往的反思“个体”，九十年代的“自我”尤其是女性作家则注重从“‘生命体验’层次，展现奥秘的‘人性及生命运动’”④。韩小蕙的散文创作起步于“文革”后期，走过了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从自我情绪的倾吐，到自我情感的表达，再到自我情操的书写，层层深入，探求最“自我”的情——对性别与生命的思考，并在探寻过程中展现情感宣泄与理性节制的统一。
1.自我情绪的倾吐
心理学家将“情”划分了三个层次：情绪、情感、情操。韩小蕙主情散文中的“情”也是如此。她最初运笔为文只为“把心里滴着血的千万般感受”和“凡是无以对人诉说的”⑤的体验记录下来，这种内部的主观体验便是情绪。韩小蕙选择以文字来倾吐或近或远的情绪积淀，这种书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童少年时期的“匮乏”经验的书写中流露出悲伤情绪。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五个层次的需求。以此衡量韩小蕙的童年与少年，便可发现她匮乏得太多了。韩小蕙出生于 1954 年，在“文革”阴影笼罩下度过了童年与少年，安全需求与社交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缺失形成了“匮乏心理”①，及至成年以后再回望过去，不能不令人悲从心来。韩小蕙安全需求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生活安全与学习安全方面遭受到各种威胁。在《我的大院 我昔日的梦》中，韩小蕙以童年视角和现实视角的两相对比，讲述了生活环境的巨变。她先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描写童年时代的大院美景和温煦往事，随后笔锋急转到“那个血雨腥风的 1966 年，先是花草树木被砍、被烧，后是抄家来的书籍旧物被砸、被焚，冲天大火一连烧了数日”，大院“一夜之间便破坏殆尽了”②。当承载儿时美好记忆的大院受到破坏，当无忧无虑的童年中止于“文革”，当生活和生命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幼年的“我”是深感惊恐，不得不隐藏孩童的本性，战战兢兢地度日。除此之外，韩小蕙的学习环境也受到了威胁，她在《文学自白》中以第三人称回忆了“文革”初期学习屡次受阻的经历：被划为“黑五类分子”的她先是躲在家中读党史消磨了两年的时光，“复课”后在半工半读中用两年半时间结束了初中学业，随后便进入电子管厂做工；工厂枯燥的环境激起她对知识的如饥似渴渴求，然而在反“修”反“专”的背景下，只能偷偷阅读极为有限的书籍。在渴望学习的年纪，韩小蕙享受不到应有的读书环境与教育资源，生活与学习的双重压抑所产生的缺失匮乏和不安全感深深印刻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成为无法磨灭的悲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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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理之和的原因探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对作家的影响常常投诸于作品之中，借以抒发对时代的感慨。沈义贞在论说散文与主体的实践关系时也谈到：“散文所坦示的现实形态基本上是与作者主体个人实践（包括个体生命旅程、个人精神成长历程）息息相关的人事景物，即其所反映的‘现实’总是鲜明地烙上现实中的主体自我的生命印记，并主要显示出其在主体自我的精神建构历程中的重要意义。”①韩小蕙的主情散文，上承 1980 年代理想主义的坚持，紧跟 1990 年代市场文化的需求，在情感层层递进的书写中将个人生命体验的真情言说与精神家园的理性建构相结合，展现出散文的“大品”②意识。
1.文学思潮的发展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有两个繁荣表现，一是五四时期继承散文传统的小品文的成功，另一个是 90 年代散文呈现多元共存的格局。韩小蕙的主情散文是在 90 年代散文热背景下产生的，也受到时代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思想的启示下，经历过“文革”浩劫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全面复辟”，是对人性的压抑，因此也意识到新时期文学应当担负起“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的启蒙的历史任务”③。面对这一历史任务，小说界率先高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在对现实的书写中展现理想化的启蒙途径：他们在反思小说中书写民族的苦难，重新承续起本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精神；在改革小说中以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呼唤城市、农村的现代化目标；在寻根小说中以现代思想关照传统，寻找中华民族精神的本原；在先锋小说中，高举新锐的自我表现艺术大旗，以个性方式来阐释世界和人生……然而一场政治风波严重干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探索，小说界在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氛围下开始随机应变：一部分作家坚持知识分子的创作立场，以“新”为创作思想，在新写实和新历史小说中回归本土、乡俗与历史寻找被遗弃的人性；另一部分作家为迎合市场需求，创作趋向通俗化，于是言情、武侠等题材的小说大兴其道并赢得读者青睐。由此可见，在 90 年代的文化转型中，小说家们或向历史与传统求解，或向虚幻与先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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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门见山：智性散文的道志之和

（一）社会问题的理性审视
根据社会学家杨国枢、叶启政的观点，社会问题可以分为三类：社会性的社会问题、体制性的社会问题以及个人性的社会问题④。以此为参照来梳理韩小蕙智性散文的思想内容特点，便可发现其散文是对社会问题的理性审视，是对世俗生活的慎思明辨，在人物与事件书写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物理、原理与道理。
1.社会问题的评论
韩小蕙是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家，也是一位仗义执言的精神战士。她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义务感，客观冷静地分析时事的本质，在对社会时事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提出深刻的见解，呼唤中华民族的新世纪腾飞，表现了作家浓厚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韩小蕙智性散文注重对社会实时事件的评论。21 世纪初叶，中国面临绝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遭遇巨大的磨难，既有非典突袭、汶川地震这样的重大灾难，也有北京奥运这样激动人心的盛事壮举。面对这些重大事件，文字场上不仅仅有一篇篇实时跟进的新闻稿件，更有一批批紧跟时政的智性散文创作。韩小蕙部分智性散文便是这样的作品，在那些或偶然或计划的实时事件激发的写作中，既有精神鼓舞亦有问题警示。她在 2003 年写下的《“斩首行动”与有良心的 SARS》正如标题所示构建了双主体，一方面 SARS 像是“斩首行动”的主体，它悄无声息地来到北京，趁人不备，疯狂传播，给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与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积极地制定防御与进攻计划，有力地回击病毒的挑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中华民族以勇敢的抗争凸显了中华儿女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决心与力量。2008 年又一个灾难降临，汶川地震牵动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韩小蕙的《中华民族三章》不仅将目光聚焦震区，更关注全社会对灾区的驰援救助：灾难降临时震区人民的自救，青少年儿童的互帮互助以及社会各界的物质援助，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突发事件泰然自若的心理状态和自强不息的意志力。在无法预测和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中华儿女展现了团结一致而又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底色，这种精神将通过文学作品这一载体代代传承，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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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志之和的原因探析
韩小蕙身兼编辑、记者、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为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多角度接触社会的机会，而面对世纪之交的精神乱象，她更坚定了“载道”的追求：以宏观的视野审视社会中的人、事以及现象，不仅直言不讳地载国家之道，更要实话实说言自己的内心之志。
1.“道志合一”的复归
“诗言志”和“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念。“文以载道”典出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①以“车运物”来比喻说明“文载道”的重要性，强调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之后的“文以载道”，所载的主要是为君王立言、为圣贤立德的思想，而“克己复礼”观念则对人性构成了巨大压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人”的意识觉醒，旧的“文以载道”被新的“自我表现”所消解和取代。20 世纪六十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下，杨朔的“诗化散文”再次将散文带回“载道”的政治化写作。直到 198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散文才得以从千篇一律的政治话语系统抽身出来，回归到散文的抒情言志本位与“五四”精神传统。1990 年代，陈剑晖提出了“文化诗性”散文的观念，这是集民族性、批判性、时代性与主体人格于一体的散文美学观念，也是隐含着“载道”与“言志”一体的美学观念。与赵丽宏、贾平凹、马丽华、刘亮程等 1990 年代重要的“言志派”作家不同，韩小蕙以她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载道”与“言志”能够而且应该结合起来，并为“道志合一”的散文写作提供了新的范式。
散文创作既要表现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又要肩负社会、时代、民生的责任，实现言志与载道双重理念，正如周作人所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②在智性散文的创作中，韩小蕙一直在追求“载道”与“言志”统一的大境界，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早准确地说，是以一己的倾吐表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①。韩小蕙虽是《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承担着发言人的角色，但她既然选择散文作为表达的载体，其“载道”便突破了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要追求“大我的人类意识”以及“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而她的“言志”则是以个人身份体味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解析社会时事背后的机遇与挑战，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将“载道”演绎为“个人思想的嫉恶如仇和情感的悲天悯人”②的“言志”。
可以说，韩小蕙“道志合一”的散文观念是回归真正意义上的“文以载道”，并形成融“大我”的“载道”与“小我”的“言志”于一体的典型的散文范式，对当代智性散文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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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门而出：诗性散文的生态之和.......................... 37
（一）题旨扩容的纪行创作............................... 37
（二）生态之和的原因探析...................... 43
（三）和而不同的艺术特色.................... 48
结语........................ 54

三、破门而出：诗性散文的生态之和

（一）题旨扩容的纪行创作
文化记者的身份为韩小蕙提供了四处采风的优势，游历的空间由国内扩展到国外，由当代回望历史，因此其游记散文的内容也随之扩充，既有生动活泼的时代风貌，又有异国他乡的人文感悟，更有百年建筑的文化记忆，多方位负载起了作者面对社会与历史时独特的情感与体验。
1.“新新中国”③的社会镜像
韩小蕙早在 1980 年代就开始了纪行创作，写下了很多描写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的散文，如《黄河公园故道行》《山海关情思》《曹雪芹故居寻踪》《日看神岭散炉烟》等。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她的这些早期游记作品偏向于地域风景的介绍和知识性的记录，较为平淡，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进入 1990 年代，在余秋雨等人的文化散文的影响下，韩小蕙也创作出极为出色的游记散文，如《兵马俑前的沉思》一文，不同于季羡林《观秦兵马俑》中对历史遗迹的赞美与自豪，而是独辟蹊径地从兵马俑令人费解的“微笑”着手，揭示的是古代文明背后封建帝王的劳民伤财与愚昧奢靡。《苏州街涅槃》也从历史角度出发，以颐和园苏州街的毁灭与重生为切入点，思考走出历史与创造历史。后来随着采风文学的发展以及新媒体的进步，游记散文的劣势渐渐凸显：模式化写作、知识性堆砌、时代性减弱、共情感不强，这都是读者将游记散文等同于旅游宣传手册的主要原因。韩小蕙敏感于游记散文的新危机，于 2008 年成为采风团常驻的一员，并坚守优秀游记的“必要条件”：“思想的高度”、“学养的积累”，以及“写作态度必须严肃又严肃，认真再认真”①；她要立足于中国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共同建设现实，将时代要求与历史传承结合起来，以行万里路的真情实感来传播“新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方方面面的律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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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韩小蕙散文创作起步于 1975 年，绵延至今，题材广泛，质量参差，格调相异，但是总体来看，其散文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以主情散文、智性散文、诗性散文为艺术创新重点，而在总体上则表现出“中和之美”的特质，体现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散文的文体自觉和社会担当，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以诗证史”的作用。
首先，韩小蕙具有文体自觉意识，这表现为“自觉去建构散文的体制和语体”以及“文体风格和范式的形成”①，即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传统“中和之美”强调“哀而不伤”、“文以载道”、“天人合一”。而韩小蕙“50 后”的独特气质以及作家、记者与编辑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赋予了其对“中和之美”的当代理解，形成动态发展的“中和之美”。其一，审美思想的“中和之美”。韩小蕙主情散文以自我之情的书写展示个人的情理之和，智性散文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理性审视展现人与社会的道志之和，诗性散文以融自然、社会、历史于一体的审美空间展现人与世界的生态之和。在时代发展中，韩小蕙的审美关注点实现了由“个体—社会—世界”的转变，反映了其散文思想的日渐成熟。同时，韩小蕙的散文创作历程展现了中国新时期以来四十年散文发展的思想变革，对于深入细致地解读当代中国散文史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其二，艺术形式的“中和之美”。她的主情散文以张弛有度的语言和独语体式的结构形成张弛节制的艺术特色；智性散文以寓深刻于平常的语言和寄严肃于诙谐的结构形成了亦庄亦谐的艺术特色，并以语言与结构的调和实现了散文形式的内部中和；而诗性散文则以融绘画、音乐、诗歌于一体的弹性语言，借鉴想象型、意象型、传记型等多元结构，展现和而不同的艺术特色。其三，文质合一的“中和之美”即追求文格与人格的统一。韩小蕙钟情于散文创作，她不似张抗抗、张洁、赵玫等人散文与小说兼顾，而是从始至终都紧贴着散文，这与她个人精神气质、社会职业身份息息相关。作为一名散文家，她的散文创作起步于 1975 年，绵延至今，题材广泛，以主情散文、智性散文、诗性散文为艺术创新重点，而在总体上则表现出“中和之美”的特质；作为一名主编，她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担任三十余年的主编，在与散文大家的密切交往中约来了一篇篇优秀的稿件，诸如季羡林先生《赋得永久的悔》，陈忠实先生《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等散文经典；作为一名评论家，她自 1990 年代便坚持散文评论的写作大胆预言20 世纪末“散文走俏”的趋势，并提出了“好散文的因素”等一系列见解，对散文理论的丰富具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