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土家园的怀旧书写
一、 诗意乡土的建构
“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4]。”于是贾平凹笔下有了商州，鲁迅笔下有了未庄，沈从文笔下有了湘西，萧红笔下是呼兰。“70 后”作家乡土书写相比于其他代际作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作品诗意气息浓厚，在“70 后”作家的乡土小说中也有用笔建构的诗意乡土家园，如魏微的微湖闸、鲁敏的东坝、艾玛的涔水镇、付秀莹的芳村、刘玉栋的齐周雾村等，在建构的诗意乡土中赞美乡土家园，展现出对乡土家园的追忆与眷恋。
（一） 乌托邦式的精神寄托
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开创了浪漫主义乡土书写传统，以诗意的方式叙述乡土风情，着力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乌托邦，作品中的乡土家园没有愚昧和麻木，有的只是乡土的恬静闲适，凸显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70 后”女作家鲁敏正是继承了前辈作家的这种创作模式，在批判现代文明荒诞的同时，又竭力呼唤着诗意的乡土家园回归。
鲁敏的老家在江苏东台，而东台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这里的民俗风情、语言风格有些相似于中国的北方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是民风质朴豪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安逸闲适。“故乡有我的玩伴、学校、割过的青草、绊倒过的沟渠，还有那淳朴的相邻和记忆中印象深刻的家乡人的脸庞[5]”。鲁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她的童年时期，童年的回忆、故乡的景色为鲁敏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审美体验，“东坝”系列小说就是以故乡东台为原型所建构的，代表作品有《思无邪》、《风月剪》、《颠倒的时光》、《离歌》、《纸醉》等。在“东坝”的世界里，一年四季都景色宜人，童话般的东坝世界承载了鲁敏对传统乡村的赞美和眷恋，但“东坝”这个充满人性美的乡土世界是鲁敏在小说中经过加工修饰后创作出的文学想象，伴随着成长的童年乡村记忆本身就包含温馨的因素，“东坝”没有不可缓和的矛盾，流言蜚语也不掺杂任何的恶意，只是好奇的满足。鲁敏用诗意建构的“东坝”家园是一个充满温暖与纯净的世界，可以说“东坝”是鲁敏精神上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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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常向度的审美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盛，从日常生活角度看待艺术与审美的文学开始兴起，即以日常生活当中的美学为描写对象。“70 后”作家深处乡土中国历史与文化裂变时期，这对“70 后”作家的创作背景、文化价值选择和审美观念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个时期正是“70 后”作家创作的起步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0 后”作家完成了自己的题材选择，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前所未有的乡土社会转型对他们构建自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受到了新旧乡土社会之间强烈对比的冲击，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具备了时代的独特性，同时也形成了乡土叙事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叙事方式，即审美向度的日常叙事。
日常叙事作为讲述底层人的生活小叙事，它不需要依赖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批判，只需要作者凭借对生活的特殊体验，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对日常生活进行描摹。这不仅延伸了乡土小说的创作空间，而且也呈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乡土叙事转向审美向度的日常生活，这是对社会转型的共鸣，也体现了文学对现实品格的追求。
（一） 牧歌式的田园构想
“70 后”作家将乡土叙事转向审美向度的日常生活，不再热衷于虚构宏大的历史背景，审美关照琐碎的日常生活，赞颂乡土家园的美好人性，谱写出一曲曲甜美幽婉的田园牧歌。“70 后”代表作家魏微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微湖闸》（原名《流年》），正是通过诗意与沉重交织的日常生活来探寻人性、人情。
微湖闸是魏微建构她的乡土家园小说中的一个核心意象。魏微出生在江苏淮阴的一个小城里，童年生活在微湖闸，三面环水，风景秀美，连接着清江市和省城南京，这里的人们善良朴实，生活闲适而满足，日子过得十分惬意。童年的回忆留给魏微的不仅是恬静的乡村风光、淳朴热情的民风，更重要的是关于乡土世界的独特审美感受。类似于一个人的回忆录，魏微以平实淡雅的文字回顾记忆中的爱欲情感，追忆流逝的时光，建构起自己想象中的故乡——微湖闸，寄托着魏微对于传统乡土家园的追忆和向往，也体现了她对乡土家园的深刻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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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乡双重视野下的人生审视
一、 都市景象的错位
现代都市的物质和文化吸引着无数乡下人来到城里寻梦，这些人也就被称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德国学者西美尔最早采用了“异乡人”这一说法，他意指那些“不是当下进入就又匆匆离开的漂泊者，而是到达之后还能持续、长久留下的人群，我们也可以叫做是潜在的漂泊或漫游者，虽然没有短期内再离去却也没有忘记会自由的来往[22]”。“异乡人进城”可以算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场无领导的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它不仅仅体现在人口的南北流动，生命的东西迁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土和都市两种文明的碰撞。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提及，“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23]”。但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声势浩大的人口流动改变了这个古老中国的安于本乡本土的传统，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异乡人进城”的叙事模式便成为了“70 后”作家的写作共识，盛可以、畀愚、刘玉栋等作家和徐则臣的“京漂”系列都塑造了“异乡人”的形象，建立了都市生活与个体生命的联系，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问题和痛苦所在，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被城乡流动结构所代替后，“70 后”作家创造了当代中国最丰富、最复杂的城市家园生活景观。
（一） 都市边缘人的焦灼体验
文学是透视时代的多棱镜，规模空前的城市化浪潮使得“异乡人进城”成为“70 后”作家创作的重要母题。消费时代的物质欲望吸引着大批城市外来打工者，都市“异乡人”满怀希望来到城市，渴望在城市这个第二家园拥有一席之地，可最终发现繁华的都市竟是无法接纳和包容的，沦为了都市的边缘人。“70 后”作家盛可以习惯将目光对准由乡入城的年轻女孩，折射出在物欲都市下女性的边缘人状态和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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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质处境的挣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把全体中国人拉上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城市化的发展吸引了一大批农民进城，“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的落差中，作为一个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人的生存本能来说，农民的逃离乡村意识成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28]”。他们憧憬着车水马龙的都市，渴望接受西方的文化，如喝可口可乐、听重金属摇滚等。但现实并没有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美好，城市在传统意义上代表着先进与文明，但是生存的压力要远远大于文化的吸引力。车水马龙的城市并不打算给由乡入城的农民一席之地，彻底打碎了他们对繁华都市的想象。为了在城市中生存，他们需要牺牲很多，甚至在领略过都市的繁华奢靡后，他们曾铭记心底的艰苦朴素的传统观念也弃之不顾，城市人农村心的尴尬处境使他们面临着情感与经济的双重挫折。“70 后”作家具有城市和乡村双重生命体验，见证了现代化进程的急速发展，通过对底层者的细致刻画呈现出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学者的责任感。
（一） 城市底层者的自救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下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大规模由乡入城的个体迁徙，打破了时空地域的限制。“70 后”作家关注城市底层者的生存境遇，探究个体生命在面临城市生活挤压时如何凭一己之力自救，在朱山坡的小说中就呈现出这种创作主题。
朱山坡与田耳、光盘被称为广西“后三剑客”，早年致力于诗歌创作，后转向小说创作，以故乡高州城边上的朱山坡村为笔名，多年来笔耕不辍，有长篇小说《马强壮精神自传》、《懦夫传》等，出版小说集《中国银行》、《广西作家丛书·朱山坡卷》等。朱山坡由于出生在粤桂边界的农村，具有城乡交织的双重写作经验，朱山坡以一个“见证者”的眼光和态度，不仅致力于描摹时代生活的原生态，而且十分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展现了这一群体的物质挣扎困境，饱含着对人性的拷问和宿命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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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乡土中国的忧患意识....................................34
一、 无根乡土的焦虑............................... 34
（一） 原初乡民的土地崇拜............................... 36
（二） 现代文明下的乡土挽歌............................ 38
二、 城乡融合的担忧.................................... 40
（一） 强拆下的“故乡”忧虑....................................... 40
（二） 以“非虚构”的方式抵达故乡........................... 42
第三章 乡土中国的忧患意识
（一） 多元语境中的生命观照
在“乡村城市化”的特定历史语境下，“70 后”作家普遍关照个体生命的生存境况。“70 后”代表作家周瑄璞的《多湾》以家族史的形式展现了在时代风云、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浮沉。
周瑄璞是陕西“70 后”女性代表作家，历时八年创作了厚重的长篇小说《多湾》，堪称当代中国社会的演进史，以超脱家族小说的形式展示了从民国三十年到新世纪的时代变迁和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小说以河西章家为中心，辐射到颍多湾的多个湾（罗湾、郭湾、葡萄湾、小季湾等），围绕着季瓷这一女性形象展开，折射出以章家人为代表的中国普通底层百姓近百年来的命运变迁。当多湾内部“超稳定文化结构”被打破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受到一定的影响，由此衍生出的社会乱象在时代的变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多湾》以文学的方式建构了民国到新时期、颍多湾县的乡村到城市西安和北京的历史图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揭示了乡土中国的城乡割裂现状。而身处于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受着政治的制约，由此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当土地改革会要划分家庭成分时，颍多湾的村民都发生了迥异的身份变化。罗掌柜因为儿子的关系被划分为贫农，季瓷一家因祸得福进入下中农，而于枝兰由于嫁给了县城当官的被划为富农，这也成为他们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罗掌柜的大儿子在北京任职团级干部，一家被划分贫农成分，一生过得顺风顺水。于枝兰和丈夫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两个儿子也都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无法入学，最终大儿子走投无路而自杀，二儿子无奈选择离家出走。季瓷虽然前半生遭遇了饥荒、孩子早死等厄运，但是依靠自己吃苦耐劳和坚忍刚强支撑着家族的繁衍，后来又干练地让两个儿子章柿和章楝城市发展，由此一家人的前途都发生了变化。在农转非政策下章柿终于使得妻子和两个女儿（西芳、西莹）拥有了城市户口，但儿子西平却因年龄过大还要留在农村，西芳心里想：“从此以后，她是西安人，哥还是农村人[53]。”同为家族的一份子却具有不同的身份，章西平由于农民的身份遭遇了更多的困苦和磨难，而章西芳承继了奶奶季瓷的刚强干练，在城市闯出一番天地，但由于出身经历在恋爱上深受打击，生活也不尽如人意，甚至为了让侄女得到城市户口，她不惜以身体交换。《多湾》以一个家族的历史生动地展现了个体生命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的身份变化和命运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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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后”作家的成长经历了改革开放，生于农村成长于城市的经历成为他们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者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60]’”。在社会急速转型和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70 后”作家主动承担起文学赋予的责任与使命，立足现实，回归生活，深入挖掘人性和精神本质。
与“50 后”、“60 后”作家不同，“70 后”作家有着独特的乡土经历，既经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又看到了乡土家园实体与精神溃败的现实，所以“70 后”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呈现出由乡入城、从诗意乡土到忧患乡土的转变。人生轨迹促使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都市的漂泊又让他们无比怀恋乡土家园，“70 后”作家便以自己的故乡为固定文化场域建构自己的乡土家园，比如鲁敏的“东坝”、朱山坡的“蛋镇”、魏微的“微湖闸”、徐则臣的“花街”、艾玛的“涔水镇”、刘玉栋的“齐周雾村”、付秀莹的“芳村”、叶炜的“麻庄”等等以回忆性视角建构诗意的地域性文学地标，承载了温馨的童年记忆和真实可感的现实图景，饱含了“70 后”作家对乡土家园无法消散的乡愁意绪。然而作家不能只停留在对过去的追忆，于是“70 后”作家反思当下的城市家园生活，开始由乡土书写转向城市书写，如徐则臣、朱山坡、刘玉栋等“70 后”作家关注“异乡人”在城市中的生存境遇，在追忆往昔与返乡观察的基础上，塑造了漂泊无依的城市异乡者、感伤的返乡者等一系列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批判了现代都市文明病以及乡村失语现状，创造了当代中国最丰富、最复杂的城市家园生活景观，也实现了对都市家园和乡土家园的双重审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乡土文学在不同时期也在改变着其书写主题和叙事方式。“70 后”作家以理性的高度正视乡土中国的裂变，基于自身的独特经历表述当下乡土家园的现状，比如梁鸿、乔叶、叶炜、李师江等“70”后作家改变最初乡土创作风格，转向对乡土中国的问题反思，在现代主义视野下关照新时期以后个体生命的生存现状以及心理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新时代下乡土中国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