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林语堂婚恋观的内涵
第一节 顺乎人性的爱情追求
“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②,人生在世,总离不开一个“情”字,“情”这一字,包罗万象,爱情亦属于其中。林语堂推崇爱情,并且从不吝惜在小说中描写爱情。文学是作家心灵的体现,林语堂小说中的爱情书写承载了他对爱情的看法。林语堂的爱情观与他的人性观密不可分,林语堂崇尚人性,对他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③。对于人性的推崇体现在他的爱情观上,他认为爱情既是两颗心灵的结合,也是灵与肉的统一。
一、爱情:顺乎人性
民国时期,传统婚恋观依旧占据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在传统的中国人眼中,婚姻的准则是“门当户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男女的交往应该“发乎情,止乎礼”。林语堂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爱情是自然而自由的,爱情之美正在于顺乎人性。出于这种想法,林语堂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追求自由婚恋的男女,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他们将情感作为首要因素,他们的爱情不受理学思想的压制,呈现出鲜明的去物质化和去利益化的倾向。
(一)不拘礼法:梁牡丹
在小说《红牡丹》中,林语堂塑造了梁牡丹这样一位风流多情的寡妇,牡丹“离经叛道,不尊古训”① ,是封建社会中的“异端”。牡丹所作所为皆出于天性,能挑逗牡丹心情的“不是别人,那是生理和自然”②。在对爱情的追求上,牡丹不拘礼法,不畏世俗的流言蜚语,表现出对天性的遵循和对自由的向往。
牡丹不尊俗礼、顺应天性的品格在丈夫去世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丈夫的丧礼上,牡丹的表现与一般妇人迥异。“她的眼睛干涩无光。她既不号啕大哭,也不用鼻子抽噎”③,除了鞠躬还礼以外,这场丧礼似乎与她并无关系。对牡丹而言,她的婚姻与爱情无关,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造成的悲剧,因此对于丈夫的去世,她并不感到悲伤。作为一个寡妇,牡丹对于今后生活的选择也与一般女性大相径庭。在礼教势力依旧强大的背景下,寡妇必须要遵守妇道,“所谓寡妇要遵守的道德,已经由圣人分为两类:一是终身守寡,做节妇;一是抗命不嫁,一死作烈妇”④。对于这两种想法,牡丹都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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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情理统一的婚姻形态
林语堂推崇顺乎人性的爱情,但他绝非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爱情需要时时生长、更新,而婚姻重在和谐、稳定。不顾一切的爱情虽然炽热而美丽,但褪去了热情的外衣,热烈的爱并不一定能适应平凡的婚姻生活。对于婚姻,林语堂有更为复杂的思考。出于对和谐的追求,林语堂认为婚姻不是不顾一切、任性而为,而是情理的统一,并以家庭的和谐作为终极指向。为了保证婚姻生活的幸福和稳定,对于配偶的选择,林语堂强调阴阳相和、和谐互补;对于婚姻生活,林语堂认为夫妻双方的忠诚互信、宽容理智是婚姻稳定的重要保障。
一、婚姻:情理统一
林语堂一生中经历过两次恋爱,他与赖柏英及陈锦端的恋情因种种原因而未能修成正果。失败的恋爱经历使林语堂明白,爱情并不一定都能走向婚姻,婚姻不仅要合情,同时也要合理,情理统一才是婚姻最理想的状态。出于这一婚姻观念,林语堂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在情理统一中走向和谐的男女。
(一)顺应天命:姚木兰
姚木兰是林语堂在小说《京华烟云》中塑造的一位女性,是林语堂心目中的道家儿女。姚木兰的父亲姚思安潜心于黄老学说,是真正的道家高士,姚木兰自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之下,木兰从小就明白“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①,“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②。受道家学说的影响,木兰相信命运,她认为人的一生早已是命中注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她常常体现出顺应天命的特性,当她面临婚恋选择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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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林语堂婚恋观探源第一节 成长背景
林语堂的成长背景对其婚恋观、家庭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民国时期,新旧夹杂的婚恋模式影响着林语堂的婚恋抉择,友人或是幸福,又或是不幸的婚恋经历都引发了林语堂对婚恋的感慨。其次,林语堂出生于一个和谐友爱的家庭,父亲幽默乐观,母亲善良慈爱,兄弟姐妹之间更是互助友爱,家庭的完整与和谐使林语堂自幼就感受到家的和美,因此维持家的和谐成为影响林语堂婚恋选择的重要因素。最后,个人的婚恋经历使林语堂对婚恋产生最直接的体验与认识,与赖柏英、陈锦端无果的爱情既让林语堂体会到了爱情的美好,也让他体会到爱情的无奈,与廖翠凤长达五十多年的婚姻更是让林语堂领悟到婚姻生活的真谛
一、时代与婚姻
中国传统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父母为子女选择配偶基本遵循“门当户对”的标准,这种父母包办式的婚姻模式剥夺了青年男女自由婚恋的权利,男女之结合不仅没有情感基础,在结婚前甚至可能素未蒙面,因此这种包办式的婚姻曾造成许多的婚姻悲剧。五四时期,伴随着“自由、民主、平等”等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表现出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追求,在婚姻问题上,婚恋自由也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渴望,而父母包办式的婚姻则受到知识分子的谴责。这一时期,胡适是提倡婚恋自由的主力之一。早在 1908 年8 月,胡适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婚姻篇》,他提出“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工,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①。1919年 3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话剧《终身大事》,在话剧中女青年田亚梅与陈先生相恋,但父母却因他们八字不合而反对二人的结合,田亚梅因此为爱而离家出走,并留信声称“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②。同年 4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明确提出“夫妇之间的正当关系应该以异性的恋爱为主要元素”③。知识分子的呐喊与呼吁加强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婚恋的渴望和对包办婚姻的反抗,1919 年 11 月,在湖南长沙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赵五贞女士为反对包办婚姻而在花轿中自杀身亡。此事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青年毛泽东更是愤怒地在《大公报》上发文指出“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④,同时他呼吁青年男女奋起反抗,“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和残害青年的封建婚姻制度”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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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化心理
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林语堂深受东西方文化的熏陶,东西方文化对其个性心理、婚恋观、人生观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林语堂十分重视儒道文化并尝试发掘其内在的意义,受儒道文化的浸染,林语堂对婚恋的理解兼具现实性与浪漫性。林语堂将苏东坡视为灵魂知己,他从苏东坡的婚姻生活中探得人生与婚姻的真谛。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林语堂深感上帝之伟大与耶稣之博爱,并将温和谦卑视为人格理想。
一、儒家思想
新文化运动期间,西方新学的涌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鲁迅、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积极提倡新文化,抨击旧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一度受到猛烈的批判,甚至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现代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口诛笔伐时,林语堂却提出“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的基本观点?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①。林语堂以道家的眼光看待儒家思想,他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光辉,为了阐释心中的儒家思想,林语堂曾作《思孔子》《论孔子的幽默》《说诚与伪》等文,并创作了《孔子的智慧》一书。由此可见,孔子学说对林语堂影响颇深。
林语堂所提倡的儒家思想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并不相同,林语堂曾多次批判宋明理学对孔子学说的异化。在《说诚与伪》一文中,林语堂强调,“宋儒出,受了佛教的渲染,也来谈心说性??必欲做到‘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局面”②,由此儒家思想“由孔子达情主诚的主义,变为冷酷的夺情的主义”①。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将孔子进行肢解,力求将孔子圣人化,由此孔子“变为一位非常谨饬的平庸塾师,孔子之人情味,遂不可复见”②。在林语堂看来,孔子、子思和孟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正宗,而宋明理学则使儒家思想走上了异化之路。因此,林语堂提出,“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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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性与意义................................. 47
第一节 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性............................ 47
一、女性定位:贤妻良母................................. 47
二、妻与妾............................ 51
第二节 林语堂婚恋观的现代价值.............................. 54
第三章 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性与意义
第一节 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性
周作人在《观世音与周姥》一文中提出,“男子讲论妇女问题,无论怎么用心,总难免隔膜”①。林语堂虽然对女性极其崇拜,并多次赞美女性,但当他谈论妇女的地位、婚恋、妻妾等问题时,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谈及婚恋,林语堂无法摆脱男性思维对他的影响,同时自身的理想主义精神也使他简化并美化了婚恋中的许多问题。因此,林语堂对婚恋与女性的思考并不客观,他以男性的眼光打量女性,认为婚嫁是女性的唯一出路,贤妻良母是女性的家庭定位,而娶妾较之离婚更好。
一、女性定位:贤妻良母
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林语堂的思想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他大力赞扬女性的智慧与能力,另一方面他又以“贤妻良母”为标准来定义女性,并将女性的智慧与才能局限于家庭生活当中。
在《婚嫁与女子职业》一文中,林语堂明确提出“出嫁是女子最好、最相宜、最称心的职业”②。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当时的社会制度,林语堂认为“现在的经济制度??是两性极不平等的??女人可进去的职业(如按摩、打字、女招待等)总比男人可进去的少,而在女人可进去的职业中,男子还会同你们竞争,而在酬劳机会天才上都占便宜??唯一没有男子竞争的职业,就是婚姻。在婚姻内,女子处处占了便宜,在婚姻外,男子处处占了便宜。这就是现行的社会制度”①。在林语堂看来,职业就是解决饭碗问题,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女子在工作中不仅要处处与男子竞争,而且往往竞争不过男子,女子靠工作谋生实属不易。因此,林语堂认为婚嫁是女子最好的职业。林语堂甚至戏谈道:“在中国,女诗人李清照,也是嫁了丈夫,解决饭碗问题,才能做出好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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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婚恋观发生巨变,封建婚姻受到口诛笔伐,而婚恋自由、爱情至上则受到青年们的普遍推崇。 林语堂贴合时代潮流,倡导自由恋爱,他创作的七部小说都渗透着自由恋爱的元素。《京华烟云》一书中,虽然有诸如木兰、莫愁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但体仁与银屏、阿非与宝芬、环儿与陈三等人的婚姻却是自由恋爱的产物;《风声鹤唳》中博雅、梅玲和老彭之间的爱情跨越了金钱、地位和生死;《唐人街》中冯家三兄弟的婚恋无论结果好坏皆是自由恋爱的产物;《朱门》中先有名门之女杜柔安为爱出走朱门,并最终获得爱情与婚姻,后有富家公子蓝如水不爱名媛闺秀,而爱说书伶人崔遏云,他为爱隐忍陪伴,从不轻言放弃;《奇岛》中尤瑞黛和阿席白地在“奇岛”这片理想国中自由恋爱,他们的爱情建筑在信任与了解的基础之上;《红牡丹》中寡妇梁牡丹不受礼法的约束,大胆地爱她所爱,追求心之所属;《赖柏英》中新洛与韩沁、赖柏英的爱情也透露出自由恋爱的光辉。
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虽然倡导自由恋爱,但是他同样重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在他看来,理想的婚姻是爱情、婚姻与家庭的三位一体。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家庭生活的影响下,林语堂具有鲜明的家庭观念。在《中国人的家族理想》一文中,林语堂提出,“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个制度支配着中国人的整个生活形态,渲染着中国人的整个生活形态”①。中国家族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孔教学说所建立的,孔教学说将基本的人伦关系分为五种,即“君臣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夫妇之关系,以及兄弟朋友之关系。其中最后一伦朋友之关系可为之合并于家庭,因为朋友乃是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范围内的人——他们是家族间的朋友”②。在这五种人伦关系之中有四伦与家庭有关,因此林语堂认为,对中国人而言“家族是以可为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③。家族制度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对家族的责任感与荣誉感,因此中国人的行为动机是“你要做好,这样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荣耀;你要戒绝恶事,这样你就不至于玷辱祖宗”①。对林语堂而言,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家庭中的一分子。林语堂进一步以“家族的树”来形容个人与家族的关系,“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那棵树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分枝,生在树身上,以其生命来帮助全树的生长和赓续??每个人在家族历史里扮演着一个角色,对整个家族履行其责任,使他们自己和家族获得耻辱或光荣”②。受到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林语堂非常重视家庭生活,他认为“快乐的要素第一存在于家庭”③,“人生真正的目的??存在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