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行记》：漂泊者在边地
第一节 南行漂泊的缘起
20 世纪 20 年代，国内情势日益复杂，革命的号召响彻在中华大地，各类力求改革国家面貌的运动轰轰烈烈地上演。许多有志青年便纷纷将眼光投向外部，远跨重洋到欧美去、到日本去，或者是在国内北上继续求学以更好地投身到社会中去。但艾芜并没有做出这些常规的选择，生活的压力让他选择自己探寻一条道路——“南行”漂泊，到云南去，来完成自己探索世界的好奇与理想。要理解《南行记》所记叙的南行种种，首先须得探究艾芜南行的起源。
1904 年 6 月 2 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五月初七），在四川省新都县清流场连丰村，汤家迎来一个新生命，他被取名为“道耕”，寓意以耕作为立身之本。这个小孩日后给自己取了个“艾芜”的笔名，谐音是“爱吾”，是受到胡适“小我”“大我”之辩的启发而取的。
根据汤家家谱记载，艾芜的元祖即汤万景世代一直居住在湖广宝庆府武冈州（今湖南省邵阳市西南部），直到第八代汤承烈一路贸易入川，最后到达彭县改业归农。1关于祖先如何一路迁徙到达四川的故事，一直在汤氏家族广为流传。《童年的故事》中有很多艾芜记录自己一家人齐齐讨论并毫不吝啬地赞赏祖先举家移民举动场景的片段。对于祖先跨省迁徙的举动，他在文字间洋溢着认同与憧憬，“他们这种不安分的勇气，我顶喜欢！”2艾芜是移民者的后裔，对不安分的迁徙饱含着赞赏与推崇，移民精神似乎根植在这个家族，艾芜也饱受其影响。艾芜从小就是喜欢远方的，童年时跟着母亲回娘家，短短几十里的路程就会带给艾芜无限的新鲜快乐，“可说是小时候，最愉快、最新奇的旅行。同时一个在家里感到拘束的孩子，也可说最需要这样的旅行了”3。祖辈从湖南一路迁徙到四川，在日后，此刻还被称为道耕的艾芜又从四川启程，“要象鸟子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在滇缅漂泊一路，让边地的风光人情深深印刻进自己的生命里，这似乎也是某种命定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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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南行”到《南行记》：边地与中心的缝隙
从川南一路到云南东部，在云南昭通因匪患滞留了一个多月，跟随保商队，从江底、东川，在中秋节迁徙，艾芜终于抵达了云南省会昆明。历经三个月的跋涉，艾芜从熟悉的、富庶的川西平原到达了陌生的云南，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的文化氛围包围住了他。艾芜以流浪汉的双脚踏上了这片土地，也开启了独属于他的特殊的边地体验之路。他在这里会欣赏到壮丽的风景、迥异的人物、难以捉摸的生存方式与认知思路，一切都与他所熟知的如此不同。正如艾芜自己在《南行记》后记1所言：“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2这种奇异与新鲜之感始终贯彻在《南行记》中。
从 1925 年到 1931 年，艾芜在滇缅边地的各处流浪。1931 年暮春时节，乘坐着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太原”号，艾芜来到上海。陆陆续续着笔写一些随笔与过去几年漂泊的回忆换取稿费聊以支撑生活。直到 1931 年冬天，艾芜依旧没有找到工作，生活窘迫的他搬进沙汀的家中与友人同住。两人一边读书，一边练习写作。1931 年 11 月 29 日，由艾芜执笔，两人致信鲁迅，提出了一些创作方面的疑问，信中对各自题材创作作出了简要的概述，艾芜将自己的写作概括为“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中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初涉创作的二人对自己的写作都还抱有犹豫，在信的末尾问道，“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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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南行记续篇》：边地的裂变与重续
第一节 作家主体姿态的转化
1961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讲话鼓励广大文艺工作深入到生活中去，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正是这个时期，中国作协安排了一批作家前往云南考察体验风俗民情，艾芜就在其中。时隔 30 年，他再一次踏上前往云南的里程。
1961 年 10 月，艾芜一行人到达昆明，入住作协提前安排好的东风路国际旅行社大厦，套房里自带卫生间，有地毯、台灯、沙发还有席梦思，相当舒适。1比较起三十多年前他初初到昆明时，与流浪汉们共享一张床，为了烧饼换掉自己的草鞋，生活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艾芜急切地想要再重走一次自己第一次“南行”的线路，在昆明便与沙汀一行人分开，独自前往保山。1927 年时他也曾经过这个地方，当时保山还叫做永昌古城。在保山时艾芜遇见了云南省委文教书记，随后与之同行。从保山一路继续南行，途径潞江。这里曾是瘴气最严重的的地方，第一次“南行”经过此地，艾芜曾听说过无数在边地谋生的人民被瘴气夺走生命的故事；而现在，经过政府对疟疾的大力治理，曾经的不祥之地已经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面，地方的巨大变化拨动了艾芜的心弦，“深深觉得新中国怎么不叫人热爱！”2从芒市到腾冲，再沿着大盈江一路南行，这是艾芜三十年前曾走过的路线，青年的记忆与此刻的见闻所重叠，艾芜不能不激动。在昆明度过了 1962 年的元旦，艾芜再次启程到滇南，从思茅到允景洪，然后是橄榄坝、六乡，2 月下旬，艾芜结束自己的第二次南行回到北京。1964 年 9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南行记续篇》，收入 12 篇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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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边地内部的裂变：过去与现在的对立
最初对于《南行记续篇》的评价，评论者们多称赞其对《南行记》创作风格与写作对象的突破，“同《南行记》比较，它的题材是崭新的，色彩是鲜艳的，调子是欢乐的。”2越到后期，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就越低，“像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只不过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3指出其浓郁枯燥的政治色彩、浪漫主义写作风格的衰退、在边地塑造上的薄弱与叙述者感情色彩的淡化。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评判对艾芜来讲是不公平的，尽管与《南行记》相比，《南行记续篇》可谓是改头换面，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也确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必须深入到历史情境中去，在此间体会文本，就可以发现在《续篇》中的“边地”塑造，即使不复曾经的神秘与瑰丽，但艾芜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对作品的巧妙设置与艺术追求。
首先是在文本的结构中，《南行记续篇》中设置了两个“边地”存在：一个是此刻的边地，这里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人民的生活都在向光明走去，过去与命运紧紧缠绕的危险与苦难如同被消灭的瘴气一样湮灭无踪；一个是曾经的边地，它有压迫和苦难，那是艾芜三十年前身处的边地，它如同一个鬼魅时时纠缠在艾芜的笔尖心上，它是危险的，充满压迫的，却又无法在记忆中摆脱的。艾芜刻意塑造了两个“边地”的明确对立，他在《〈南行记续篇〉序言》中频繁地表达着对新中国赤诚的自豪与热爱。1在这一部作品中，艾芜刻意要将曾经的边地作为此刻边地的对照物，突出对过去黑暗的憎恨以及现在生活的美好。但当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却发现这种对比书写并非如此简单，在刻意塑造的新旧对立背后，“旧”的影子却时时缠绕着艾芜对“新”的书写，使得它们又无法被彻底划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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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行记新篇》：边地的退隐与怀旧 ................... 61
第一节 未更新的“新篇” .................................. 62
第二节 两种姿态：瞻望与回望的纠结 ............................ 64
第三节 中心化的边地 .................................... 71
第四章 边地书写与国家想象 ........................... 77
第一节 “南行”系列小说：不断变更的边地 ........................ 77
第二节 “成长的边地”：民族国家想象进程的隐喻 ..................... 88
第三节 从边地到中心：“南行”系列小说与边地书写 ...................... 94
第四章 边地书写与国家想象
第一节 “南行”系列小说：不断变更的边地
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再到 80 年代，艾芜的三次南行恰恰成为了连贯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一串线索，它见证了这六十年间边地书写的笔触变化，通过探索这三部文本的变化可以窥见此间六十年文学中的断裂与承续。
艾芜的首次南行发生在 1925 年，于 1931 年回到上海并开始进行《南行记》各篇的写作。这时候五四时期开始退潮，愈发紧张的社会状况促使作家开始将关注的重心由自我逐步转向社会，文学的政治意味愈发浓厚，“五四时期的自我张扬让位给作家把握社会现实的努力。”1文学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作品的焦点由自我表现（如郁达夫《沉沦》、《感伤的行旅》）逐渐转为集中于作家主观世界以外的人和景，尝试以文学的形式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问题作出回答（如茅盾《子夜》）。五四文学中那个巨大的膨胀的“自我”开始消退在文本中，作者开始更多地着重记录下他所观察研究到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印象。文学由个人性、主观性、抒情性逐步转向社会性、客观性与叙事性特征。这一结构性的转变并不表明作家地位的“失落”，而是其有意识地后退，在后退的同时仍然努力保留作家的主观印象。客观的现实通过作家的主观意识得以被看到，并且随着他的情绪而发生变化，且得以进一步地扩展叙述视角。在这个时期，艾芜以一个独行旅游者的姿态在滇缅边境流浪并且寻找生活和社会意义，写就《南行记》。《南行记》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小说，从个体的角度对整个世界进行质疑，它也不同于茅盾《子夜》中社会剖析所传达出的从社会规律和阶级的角度对整个世界进行质疑。它是游走到一个相对来说较为边缘的地界，从而在既有的社会环境的框架中“感受”整个边地，也为其间的黑暗现象所齿冷，但并未到达质疑的程度，它重在感受其间的氛围。“我”不停地进行地理位置的转移，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以谋求生计，他要从自己双脚丈量过的土地中寻求真正的生活体会。这时候孑然一身的艾芜对世界只有好奇而没有恐惧，五四新文化的浸润让他更加具备自我解放的勇气，从熟悉的四川家乡孤身前往陌生的滇缅边地，六年的漂泊时光让艾芜从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学毕业生成长为一个可以立足社会的成年人，他的青春都在这一段漂泊的旅程中。在这块陌生而奇特的土地上，他学习到了社会的第一课，感受到生活的严酷与温情，也给予他生生不息的生活信念。以至于在多年之后他还对于漂泊心驰神往，一想起来“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整部作品，艾芜始终以一种炽热、勃勃生机的笔调在写，写那里的美、奇、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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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勤勤恳恳写作一生，漂泊始终是艾芜魂牵梦萦的事情。三次踏上滇缅边地，写就三部“南行记”，直到 1990 年《南行记》被改编为电影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出品呈现于大荧幕时，观众仍可以看到耄耋之年的艾芜对着镜头眼含热泪地讲述：“我觉得人生最销魂的事情是漂泊，也许觉得这里面的人生哲学远比我那小包袱的哲学有用得多。”
漂泊确实贯穿了艾芜的一生。1925 年他背上行囊便赴西南边疆闯荡六年，1961 年他早已摆脱了穷小子的身份，获得了体制的认可，却心心念念那片承载了他青春回忆的土地，再度到访云南，看这片熟悉土地上的新变化与新生活。1981 年年过古稀却依旧执着于此，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漂泊，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对青春的眷恋与曾经流浪故事的追忆紧紧地与这一次的旅行勾连在一起，这是艾芜的精神返乡。三部“南行记”组成了艾芜漂泊的回忆，也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边地书写六十年的见证。《南行记》成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边地的神秘与野性、流浪与奇观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笔者以边地书写的大背景切入对艾芜“南行”系列小说的研究，着重考察三部作品发展脉络背后所蕴含的民族国家建构与国家想象进程的不同阶段，对艾芜边地书写的意义给出了自身的阐释与理解，在艾芜不断调整边地书写方式背后是其对于边地与中心关系认识的不断更新。从《南行记》中边地的欣向荣、规范、丰饶，这种变化恰恰证明了六十年间民族国家建构的逐渐趋于完整。边地不再是一个迥异于中心的地区，而是逐渐融入其中，成为了整个民族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族国家想象的一个重要表征即族群的体现，从 1920 年代到 1980 年代，横亘的 60 年间包含了多次国家民族政策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有 50 年代民族政策的转型，新中国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少数民族人民在整个国家中作为其成员所应该享有的平等合法地位。在政治方面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经济方面对少数民族聚居其余投入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促进当地发展，文化方面深入宣传国家相关法令，增加少数民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等等。而这些转型与变化都会体现在族群关系的变化中，进而影响到边地面貌的呈现，最终导致艾芜边地书写重心的转移，越来越多地转向对集体命运意识的叙述，这其间都是“民族意识形态推进的结果”1。但笔者所要论述的重点并非在此，储备知识有限，浅论两句一带而过，也是此篇论文的一个遗憾。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