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健 步怀恩 于春泉 王泓武
【摘要】 目的 探讨社区退休老人交往频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天津市南开区某社区60岁以上退休老人203名,采用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PGC)和自编交往频度评价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t检验结果表明,与子女、亲朋、邻居交往频度高的退休老人其主观幸福感高于交往频度低者。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与朋友、邻居交往频度和住房面积、月平均收入、文化程度、居住状况对退休老人主观幸福感均见到显著影响,与邻居交往频度这一变量的影响程度大于其他变量。结论 交往频度是影响退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由邻居获得的交往对提高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
【关键词】 退休老人;交往频度;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 frequency of social interaction on the subjective feeling of happiness of the retirees. Methods 203 retirees of 60 years of age or older in a community in Nankai District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A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PGC of a senior center in Philadelphia and an assessment tool for measuring the frequency of social interaction developed by the author. Results The retirees who had more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their children, friends, or neighbors feeled happier than those who do not.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requency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e living space, monthly income, education level, living conditionall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subjective feeling of happiness of the retirees. As a variant,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neighbors had a bigger impact than others. Conclusions The frequency of social interaction is the major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subjective feeling of happiness of the retirees.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neighbors has a bigger impact on the feelings of happiness than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Retiree; Frequency of social interaction; Subjective feeling of happiness; Impact factor
在社会老年学领域,老年人的社会关系作为影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1~5〕。社会关系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但社会网络的评价指标却因研究者而异。
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大及体质的下降,逐渐从社会及工作岗位中退出,并且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接触日趋减少,而家庭成员(包括其配偶及子女等)、亲戚、朋友及邻居等则成为他们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2〕。因此,本研究以与别居子女、亲戚、朋友、邻居的交往频度为退休老人社会网络评价指标,验证退休老人交往频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旨在为居家养老及社区为老服务活动的开展提供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取天津市南开区某社区60岁以上退休老人(本地常住户口有子女者)。目前无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物质成瘾及明显的记忆与智能损害,能回答调查问卷的各项内容,同意参与该项研究。有效问卷203份(203/210,回收率:96.7%)。被试年龄60~91岁,平均(70.50±7.45)岁,其中低龄老人 (60~70岁)108人(53.2%),高龄老人 (≥71岁)95人(46.8%)。调查对象的总体分布情况见表1。从表1可见,除婚姻和经济现状有男女比例的差异之外,其他均未见到男女比例分布的差异。表1 调查对象总体分布
1.2 方法
1.2.1 交往频度评定 采用自编老年人与人交往频度评价量表。在本研究中将“交往”界定为与别居子女、亲戚、朋友、邻居见面聊天或打电话,将“交往频度”分为4级评分:不怎么来往=1分、1个月1次以上=2分、1周1次以上=3分、几乎每天=4分,分值越大表示交往频度越高。
经检验,与人交往频度总分的Cronbachα系数为0.79,各维度与维度总分间的相关在0.51~0.70。问卷的重测信度(间隔3 w)为0.53(n=61,P<0.001)。
1.2.2 主观幸福感评定 以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Philadelphia Geriatric Center Morale Scale PGC)〔6〕为测查主观幸福感的工具。该量表共有23项同意—不同意式条目,包含了三个因子:激越、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以下简称:对年龄的态度)、孤独与不满。得分从0(缺乏信心)~23分(充满信心),分值越大表示主观幸福感越高。
经检验,总体幸福度的Cronbachα系数为0.82,各维度与维度总分间的相关在0.48~0.65。问卷的重测信度(间隔3 w)为0.68(n=61,P<0.001)。
1.2.3 调查方法 问卷次序为一般情况、交往频度评价量表及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调查期间为2006年9月至10月。问卷由经过培训的本校大三以上医学和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入户逐个发放,当场测试,当场回收。对文盲或填写困难者,采用施测者问讯的方法帮助填写。
1.3 统计学分析 全部数据使用SPSS11.0软件进行t检验和回归分析等。
2 结 果
2.1 个体情况对与人交往频度的影响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了与别居子女、亲戚、朋友、邻居交往频度在性别、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居住状况、住房面积、月平均收入6个方面的差异。表2、表3结果显示,各项交往频度均无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组和婚姻现状的被试者与人交往频度比较结果见表4,低龄老年组与亲戚、朋友、邻居交往频度高于高龄老年组,无配偶组与别居子女交往频度高于有配偶组,组间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表2 不同性别、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的交往频率比较
2.2 个体情况和与人交往频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不同年龄的PGC各变量比较结果见表5,在PGC的“对年龄的态度”维度见到显著性差异,高龄老年组低于低龄老年组。不同婚姻现状的PGC各变量比较结果见表5,在无配偶组和有配偶组之间均未见到显著性差异。根据与人交往频度总分(4~16分)将交往频度分为低频度组(4~10分)和高频度组(11~16分),比较不同交往频度评价组的PGC各变量的差异。从表5可以看出,不同交往频度评价组在PGC各维度及总体幸福度均见到显著性差异,低频度组低于高频度组。表3 不同居住状况、住房面积、月平均收入的交流频率比较
2.3 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PGC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考察年龄、婚姻现状、文化程度等7个方面的个体背景因素和与人交往频度对PGC各维度及总体幸福度的回归效应。从表6可以看到,以PGC各维度和总体幸福度为因变量,“邻居”作为联合预测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其单独预测力分别为12.7%~15.0%。以PGC的“激越”、“对年龄的态度”、“孤独与不满”和“总体幸福度”为因变量,个体背景因素的“住房面积”、“居住状况”和“月平均收入”、“文化程度”作为联合预测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其单独预测力分别为5.9%、4.6%、7.7%和11.2%;其中“文化程度”预测力最大,“居住状况”的预测力最小。以PGC的“孤独与不满”为因变量时,“朋友”作为联合预测变量也进入回归方程,其单独预测力为11.5%。表4 不同年龄和婚姻现状的与人交往频率比较表5 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和与人交往频率的PGC的比较表6 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进一步读解各变量关系的标准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由“邻居”获得的交往能正向预测PGC各维度和“总体幸福度”;由“朋友”获得的交往正向预测PGC的“孤独与不满”。个体背景因素的“住房面积”、“月平均收入”、“文化程度”能正向预测PGC的“激越”、“孤独与不满”和“总体幸福度”;而“居住状况”能负向预测“对年龄的态度”。
3 讨 论
3.1 退休老人与人交往的频度 本研究表明,交往频度在不同年龄段退休老人有显著性差异,高龄老人由亲朋、邻居获得的交往少于低龄老人,此结果可能与不同年龄段退休老人在身体状况和对自己年龄态度上的差异有关。无配偶者与有配偶者相比,由子女获得的交往显著增加,而来自亲朋、邻居的交往两者间则无明显差异,据此可以认为,与子女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老人丧偶(或离婚)后与人交往的不足。也许正是子女的支持性行为,使丧偶(或离婚者)幸免于创伤性失落的心理应激的失代偿〔1〕,所以本研究在有无配偶者之间未见到主观幸福感的明显差异。
3.2 退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包括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4〕。在本研究中以交往频度为指标测定了该社会关系对社会支持的作用,单因素分析表明,积极良好的人际交往可以增加退休老人的激越感,建立对老化的良好认知,降低孤独感与不满度,进而提高总体幸福度;当他们面临丧偶或离婚时,还可以阻止或缓解应激反应。Prince等〔5〕的研究也证实与子女、亲朋、邻居交往的频度与老年人孤独感相关。本研究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在人际交往关系中,邻里关系始终是影响退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单因素分析中见到的高龄老人低调化邻里关系,多元素回归分析中又显示出他们对邻居交往的需求。天津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天津市绝大多数市民对目前的邻里生活不满意,约有60%的被调查者认为邻里关系淡漠〔7〕。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引导退休老人的这种感情需要,恢复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是社区相关部门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提高生活质量不仅是老年人个人的事,它与社会交往系统,或者说是社会支持网络系统有着密切关系〔1〕。
令人可喜的是,从2007年1月5日起“寸草心敬老工程”在天津市启动〔7〕,我们对该工程寄予莫大的希望。
就个人而言,收入状况与主观幸福感没有必然联系,当收入发生变化,可能引起主观幸福感暂时升高或降低,尤其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主观幸福感会降低。但从整个时间维度来看,个体可逐渐适应新的收入等级,从而消弱收入变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8〕。本研究多元回归分析显示,退休老人的月平均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孤独与不满呈现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退休老人医疗费支出增多,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
多元回归分析还表明,同住人口的多少(居住状况)对老年人的年龄自我认知呈负向影响,即同住人口越多,越关注年龄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年龄的自我认知采取消极的态度,“三代同住”较“与子女同住”、“与配偶单住”此倾向更为明显。随着增龄带来的身体老化,老人有可能产生以下矛盾心理:一方面担心生病后自己生活难以自理,给家人和晚辈带来麻烦,变成家庭的累赘;另一方面,从心理上又期待着对方的关心。已有研究证明,老年人获得的支持与同住人口的多少和子女居住的远近无明显相关〔4〕。由此可见,对老年人的照顾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慰籍和精神上的关心,住在一起的儿女们要尽量抽时间与老人聊聊天,不住在一起的,要多回家看看,常打打电话,加强情感上的交流和沟通才是孝顺的根本。
住房面积对主观幸福感的激越呈现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出于与朋友、邻居交往的愿望,对居住环境较为重视。文化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激越和总体幸福度也呈现正向影响,此结果反映了不同文化程度的老人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认知。李德明等〔9〕的研究发现,高学历老人在多种认知能力方面都显著优于低学历老人。由此笔者认为,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是实现健康和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基础,教育因素可以降低由年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Berkman LK.Syme SL.Social networks host resistance and mortality:a nineyear followup study of Alameda county residents〔J〕.Am J Epidemiol,1979;109(2);186204.
2 Cullen FT.Social support as an organizing concept for criminology: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cademy of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s〔J〕.Justice Quarterly,1994;11:52759.
3 刘仁刚,龚耀先.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应激水平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1:2830.
4 直井道子.老化の社会学的アプローチ〔M〕.新老年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99:15279.
5 Prince M,Harwood R,Blizard R.Social support deficits,loneliness and life events as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in old age.The Gospel Oak Project Ⅵ〔J〕.Psychological Med,1997;27:32332.
6 汪向东,王希林,马 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出版社,1999;80-81,325-32.
7 雷風雨.打开“心锁”邻里和睦〔N〕.今晚报,2006年10月31日.
8 李儒林,张进辅,粱新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的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17(11):7835.
9 李德明,刘 昌,陈天勇,等.认知功能的老化过程、个体差异及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23(3):1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