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天津《益世报》社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之新闻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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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27879 日期:2023-07-22 来源: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笔者围绕在天津《益世报》周围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思想启蒙自清末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早期理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上世纪二十年代,或是留学海外,或是积极参加国内自由主义运动,自由主义思想日趋成熟;在三十年代吸收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想,形成具有当时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表现出其夹在自由主义理想和民族危亡中的矛盾和失措,以及为调和这一矛盾所尽的努力。

一、推行政治自由主义思想

(一)构建法治国家
自由主义虽派别众多,思想繁杂,难以统一,但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始终都是法律的忠实信徒,将法律置于国家运行之根本的位置,追求法治国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要求以法律为界限,保证政府与个人权利互不侵犯,或者可以说是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侵犯。“自由主义则提倡个体本位和重视个体自由,并认为国家的职能旨在保障个人的权力不受侵犯。在政治理论上,与其说它关心的是通过政府来协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毋宁说它更关心的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来防止政府对个体自由的侵犯。因此,它主张有限政府的原则,要求以严格的‘法治’(the rule of law)形式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天津《益世报》所言“至于三类不同的人权,则自由权自为我们所最注意者……为保障自由起见,我们主张在宪法中确定自由的范围”换而言之,即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权高于国家,高于法律,但需要以明确的法律保障自由切实可行;以法律为自由的界限,防止一人的自由以牺牲另一人自由为代价;以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为行动依据,将国家和个人一切行动纳入可以依循的体系,而这个法律必须是依公共意志而产生的“良法”。

近代中国(尤其 30 年代“全盘西化”时期)大力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其中自然包括西方的法律制度,但因始终未能确立切实可行的法律体系,尽管采取举行国民大会, 设立立法院,甚至是起草宪法等行动,可根本上仍是人治国家。于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借《独立评论》《新月》杂志等自由主义新闻媒介大力宣扬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天津《益世报》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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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民主政治
与法治相配套的体制基础是民主。“当然就基本含义而言,法治说的是一个社会的统治手段和最高权威是一套法律制度,而民主说的是其政治的最终决定方式在多数而非少数。”民主即人民的统治,多数人的统治,主要特征包括:采用普选的方式定期选举公共权力机构的首脑,并保证此过程中的公民自由权力受到保障,且在实质上产生作用。但具体而言,民主一词的概念太过广泛多样,本文仅论及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在西方政治词汇中指的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它赋予个人权利以特别的宪法保护,防止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侵犯。”即自由主义者的民主,不允许以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以防止苏格拉底式的悲剧。

天津《益世报》曾在社论中明确表示:“什么是民主政治?极浅近的说,大家的事,大家来管理,这就是民主政治。在‘大家来管理’一点上,大家的事,大家有过问的机会,这是根本原则。所以民主政治,狭义说是政治制度广义说,可以推到政治,经济,社会各种组织的基本原则。‘大家有分的政治’,有人这样说,‘就是民主政治’。又有人说:‘国民是主人,政府是国民的仆役,这就是民主。政府的执政,无论皇帝,或几个委员,一个阶级是主人, 国民是奴隶,这是专制独裁政治。’” 民主政治是以人民的利益和意见为政治的方向,以人民为主人,民主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信仰。对此,天津《益世报》提出如下要求:

反对人治,简而言之,就是反对以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意识来治理国家。天津《益世报》在 30 年代以来一直不遗余力的抨击人治,尤其在 1932 年罗隆基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后, 思想更加鲜明,痛批国民党在法治的外衣下实行人治,其中以 1932 年初对于“一国三公”政局的批判尤为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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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一)明确经济发展模式

1. 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说法最早由胡适提出,他十分赞赏苏俄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同时表明:“我是主张‘那些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来说,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想有资产阶级存在。二是避免‘阶级斗争’的倾向,逐渐享受自由,享受社会的方法。这方法我想叫做‘新自由主义’ (New liber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以避免阶级斗争的方式谋取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新自由主义”,反对官僚资本和大资产阶级的剥削,质疑统制经济,“在经济方面,喊几句‘统制经济’的口号,请几位洋老爷来装饰门面是不济事的。根本要有个经济原则,以为经济制度,经济设施的标准……在经济上说来,中央政府,简直可以说是银行家资本家的代表机关。不说别的,五六年来,银行家资本家与政府,真是里应外合, 用公债买卖在剥削我们小民。”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所提的“统制经济”并无明确标准,实则是几大资本家勾结,加剧对民众的剥削。“新自由主义经济”反对在经济上采用激进暴力的革命方式,反对共产主义经济,坚持私有经济,要求保障最基本的经济民主。“所谓经济民主, 即是指由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组织起来的社会权力来决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基本问题。这种经济的民主必须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或计划为前提,但不是一切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即经济民主虽然同样需要计划,但这种计划是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决定的,符合 经济发展规律和原则的计划。

这就是为什么天津《益世报》曾经多次在社论中赞扬苏俄的经济建设(“自一九二八年苏俄起始他的第一五年计划时,世界论者,甚至于苏俄共产党员,都不免讥笑其计划之过于庞大,预测其必归失败。但是斯塔林的埋头苦干,全国人士的热烈赞助,使得这个似乎决不能的事实居然成功。这种惊人的奇迹是人力造成的,使得世界各国都改变怀疑的态度。”,但又难以接受经济上完全苏俄化的计划经济。因为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苏联的经济发展方式损害了经济民主。这种观点在天津《益世报》论及“福建联共”时十分清晰,“要走上现代化国家的道路,民族资本当然应该发展,森林河道荒地当然应该国有,重要企业当然应该国营。福建联共的经济原则,却不是共产。他们不但没有说‘废止私有财产’的话,并且没有说‘土地国有’的话。拿他们这些经济主张,与英国的劳工党党纲相比,较和平几分。这种主张,我们不但不反对,且认定这是今后国家经济上必走的道路。”由此看来,自由主义者理想的经济政策是私有与国有并存的模式,既保护私有财产,又要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既要国家有政体规划,又要充分尊重个人意愿。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一旦落于实际,就会发现矛盾重重,阻碍颇多,根本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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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措施
1. 坚持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政治上绝无组织之国家,绝无经济发展可能……政治稳定,为万业基础。”经济依附政治,因而经济问题归根结底在政治革新。1932 年中国经济面临,入超远远大于出超,食料有不能自给之势,民族资本消减等问题,天津《益世报》在社论中表示赞同张公权先生所说的“说到今后的救济,虽是千头万绪,归结不外乎政治革新。”只有驱赶外敌、政局稳定后,才能徐谋国家经济之发展。

2. 国家扶植对外贸易 外争经济主权
天津《益世报》看到当时的国际贸易竞争已经不是商人和企业间的竞争,而是国与国的竞争。政府应该保护并激励对外贸易,为对外贸易提供权威可信的经济信息。“政府应担负赞助、鼓励、奖进国民之国际贸易。即以领事一项职官而言。领事职责,不在办理外交,乃在视察所在国工商业情形,随时造具详确真实报告,以供本国人民国际贸易参考。”对于外国恶意对华倾销商品,天津《益世报》建议政府采用国际惯例遏制外国贸易倾销,增加关税、反倾销、订立相关法规和行政政策勒令禁止入口部分商品。“第一,增加倾销货物的关税以提高其成本……第二,遇到出国政府有奖励倾销货物的情事,无论该项奖励是否为倾销目的而设,得课该项货物以相当抵制税……第三,特订抵制倾销税法,其税率大都以倾销货物在国内与国外价差额为准……第四,禁止或限制外国货物进口,如果查明该项货物的输出人怀有危害或破坏本国工业的企图。”但在当时主权丧失,政争不断,民不聊生的中国,这样的建议无异于纸上谈兵,对此,该报也有所察觉。在 1932 年秋,天津《益世报》据路透社消息称, 中国或将受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并断言原因在于列强想把中国的改造问题列入会议议题,中国问题不解决,在当时单讨论如何恢复世界银价问题都是徒劳无功的。据此, 该报发表社论说“不过改造中国这问题自有他的地域上的特殊性,不是伦敦这种会议可以彻底明了的。这种事件与国家政治主权有关,又不能全盘交付伦敦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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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奉自由主义历史观上的社会进化论 .................... 29
(一) 开民智 ........... 30

(二) 发展自由而独立的教育事业 ...................... 31

四、宣扬和实践自由主义传播理念 ........................ 37
(一)明确新闻工作者的定位和职责 ........................... 37

(二)反对新闻检查制度 .................... 39

五、尝试另类政治自由主义——“新式独裁” .................. 42
(一)以“新式独裁”为过渡政体 ............. 43

(二)否定宪法的必要性 ........................... 43

四、宣扬和实践自由主义传播理念

(一)明确新闻工作者的定位和职责

天津《益世报》将办报视为一种为谋求社会公众福利的公众事业,以报纸为平台为民众争取权力。“以为报纸事业,在谋求社会公众福利,报纸本身,即应看成社会公众事业。”社论则是对“众意”的反映和代表,关注社会热点事件,代表民意发表言论。“‘舆论’云云。实为‘众议’。本报社论主张,总求能代表社会众人的意见。这是本报谨自勉的一点。”故而,其一,要反映民声。天津《益世报》认为报纸存在的根本要求就是发挥众意,反映舆论, 代表人民说话,“报纸,在原则上来说,是代表人民说话的机关。此即所谓舆论。‘舆’是‘众’之谓,‘论’是‘议’之谓。报纸既然是舆论,当然是发挥众意的机关。”该报多次强调“须知舆论是代表人民说话的。”从理想层面看,这是自由主义者对民主信仰的坚守和人权的捍卫;从现实层面看,自由主义者欲独立运营报纸,自然需要广泛的受众和源源不断的广告支持。在反映舆论的同时,该报认为还应积极引导舆论,澄清事实,把握正确的舆论走向,避免被人操纵,避免以感性抹煞理性,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报纸是舆论之主,亦是舆论之仆。一方面要博采舆论,为之播扬;一方面又要领导舆论,纳入正轨道。偏重感情,抹煞事实; 专重实际,抹煞公道的言论,都不足尽报纸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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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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