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问题
远距亲子间的信息互动因地理空间距离、交流时间不固定等因素与普通家庭的沟通交往方式存在些许差异，而微信等移动端即时社交软件的流行让亲子交往方式更加多元、便捷，微信这个聚合了新闻信息接收与检索、移动支付、语音图文视频同步传输、交友购物等多种功能的应用，在 2011 年诞生后迅速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移动社交平台。中老年微信用户持续增多也为亲子沟通提供了一个经济便利的渠道，但同时也面临着亲子间技术操作鸿沟、使用强度不同及交流意愿差异等诸多影响因素。随着微信版本的不断更新与完善，微信游戏、微公益等新功能上线，前人对微信的使用与满足研究、使用动机研究、微信依赖研究等成果都应持续更新。
“亲子亲密度”是家庭亲密度指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个概念的界定至今没有定论，也有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测量量表与标准，依照 Olson 的说法，家庭亲密度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亲子间的亲密度是父母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从而发展心理、生理与社会性等属性，提供地必不可少的情感支撑条件。而对于现实中的大学生群体来说，学业、工作、人际关系处理等诸多重要组成都需要通过微信这类社交媒体进行，不与父母处于同一个地域空间的大学生们在使用智能手机、使用微信后的亲子交往状况如何？与父母间的感知亲子亲密度是否受到影响？有怎样的影响？出于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与常年与父母异地的求学经历，将微信使用与大学生及父母亲子亲密度间的关系作为本文最终的研究问题。总的说来，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关注：
第一， 现阶段，大学生微信使用现状是什么？
第二， 大学生与父母间的亲子沟通通过使用微信的什么功能展开？
第三， 使用微信给大学生与父母间的亲密度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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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假设
本文确定的研究变量主要是微信使用与亲子亲密度两个变量。笔者试图挖掘是哪些原因影响大学生与父母的微信使用情况？他们的使用需求或使用动机主要是哪些？主要通过哪些功能实现亲子交流互动？这些使用情况对大学生的亲子亲密度有没有造成影响？这两个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分析，在此对以上研究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一、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研究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假设
创新的事物科学技术面世时总是会遭遇阻碍，而在罗杰斯（1983）的创新扩散理论中认为占比 2.5%的创新者和 13.5%的早期使用者都被认为是更见多识广或社会关系丰富、受人尊敬的意见领袖，可见眼界与学识被认为是先驱的必备素质。在陈剑（2016）的硕士学位论文中通过实证地数据分析后得出，具有较高学历人群具备充足的互联网使用资源，接触网络新媒体频次更多，且使用目的以知识学习及信息获取为多，学历对微信的使用功能、使用强度、使用目的都可能产生影响。王亦高、董骁（2017）通过笔谈的方式对人大 113 名微信使用偏好的调查中发现，年龄、学历等因素都会影响微信的使用情况与使用习惯。根据以上文献结论，笔者推测人口统计学特征是影响微信使用的因素。故提出假设 1。
杨翼丞（2016）在调查湖南地区大学生亲子关系时得出结论，女生的亲子关系显著好于男生；核心家庭的亲子关系显著好于隔代家庭；父母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亲子关系较好，由此可见，性别与家庭结构的差异对大学生的亲子亲密关系与亲密度程度产生显著影响。故笔者提出假设 2。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中，父亲总是威严、肃穆的形象，而母亲总被认为是和蔼、慈祥的，黎明（2007）在电影评论中也分析了中国传统的“严父慈母”式家庭关系。台湾学者陈信佑（2014）通过在台湾地区深度访谈得出，亲子使用手机互动时，存在性别化使用差异的现象，母亲普遍扮演家庭中主要的情感维系者。根据以上研究成果，笔者推测父母的性别差异在本项研究中可能起到显著影响，因此提出以下两条不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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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据处理
第一节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经过前测与重测后，最终版调查问卷通过网络发放的方式进行，使用问卷星分享链接及扫描二维码等方式回收。由于跳转题的设置，研究只能通过控制相等数量的男女比例，尽量均等的年级比例及专业比例回收问卷。最终共发放问卷 600份，由于使用网络平台调查，所有题项必须填写才可提交答卷，因此，最终回收问卷共 600 份，其中男生 300 份，女生 300 份。由于跳转题的设置，最终参与后续调查的人数（即使用微信与父母交流的大学生）为 461 人，其中男生 184 人，女生 277 人。问卷回收完成后，将数据导入 SPSS22.0 版本进行数据分析。
第二节 量表项目的信效度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使用的研究量表均为笔者经过文献阅读、梳理后，根据研究问题自编的测量量表，需要检验量表的信度及量表中测试每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及适配程度，本节主要对微信使用功能量表、微信使用动机量表及亲子亲密度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及题项测试。
一、微信使用功能量表的检验
由于使用功能题项表述较为冗长，为便于统计软件分析，此处将使用功能的13 个题项分别用 G1—G13 表示，下文的图表及结果分析中均沿用此表示方法。
（一）参与题项与总分的相关
微信使用功能量表共设置 13 个测量题项，覆盖大学生可能与父母使用微信
的不同种功能。因此，为保证量表的设项更为准确、科学，将每个题项与整体量表作相关分析，单个题项与总分的相关愈高，表示题项与体量表的同质性愈高；若单个题项与整体量表未达显著或低度相关（相关系数小于 0.4），则删除该题项[73]。根据数据检验，G2 题项总分间的相关系数为 0.39（小于 0.4），其余 12 个题项与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4，13 个题项的 p 值均小于 0.01（见表 2-1），相关性很高，故 G2 题项与总分间的相关性不是很高，应考虑删除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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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据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 45
第一节 验证研究假设 ........................ 45
第二节 大学生与父母使用微信及感知亲密度的现状 ..................... 46
一、性别差异显著 .................. 46
二、使用功能多样 ................ 46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反思 ............ 51
第一节 新媒体介入与家庭亲子沟通的重塑 ..................... 51
一、微信使用可能造成媒介依赖与家庭疏离 ............... 51
二、拓展开发多元媒介功能助力亲子沟通 ............. 52
第三章 数据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第一节 验证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结论对前文提出的 5 条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H1：人口统计学特征、离家距离与时间（调节变量）对大学生与父母的微信使用行为有影响，该假设成立。
根据相关性分析，年龄、就读年级、性别、家庭构成、专业类别、离家距离、离家时间 7 个变量与微信使用强度变量间均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可以验证假设1 成立。
H2：人口统计学特征、离家距离与离家时间对大学生与父母的亲子亲密度有影响。
H2a：人口统计学特征、离家距离与离家时间对大学生与父亲的亲密度有影响，该假设成立。
H2b：人口统计学特征、离家距离与时间对大学生与母亲的亲密度有影响，该假设不成立。
根据阶层回归分析结论，人口统计学特征、离家距离与离家时间对大学生与母亲亲子亲密度均无显著影响，仅年级变量一项同父亲亲密度具有显著相关性，故假设 2a 成立，假设 2b 不成立。
H3：微信使用动机与微信使用功能变量间存在相关性，该假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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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反思
第一节 新媒体介入与家庭亲子沟通的重塑
我国传统的家庭关系是由农耕文明影响的乡土化族群式家庭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及政策的变更导致我国长期较为稳定的传统家庭结构出现了异化，农村联合家庭式的传统“大家庭”结构开始过渡到城市核心家庭的现代“小家庭”结构，且趋势日渐明显（牟雪静，2016）[87]。核心家庭的概念渐渐演变为常态化家庭构成模式，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式家庭，成为目前家庭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学者费孝通（1981）曾经把夫妻和子女比作“社会结构中的真正三角”，夫妇不只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而且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88]。互联网时代各种形态的媒介相继成为用户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家庭亲子关系是否会受到技术推进及媒介发展的影响，研究者们的结论不尽相同，就本研究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一、微信使用可能造成媒介依赖与家庭疏离
大学生是微信用户的主要群体，从本文调查的微信使用强度数据中可知，每天使用微信 5 次以上的研究对象有 273 人，占比 59.2%；每天使用微信在 2 个小时以上的研究对象有 179 人，占比 38.8%，可见大学生对微信有一定程度上的使用依赖，王玲宁（2014）认为大学生对微信强迫性的心理依赖较为严重，但在其他方面，大学生的微信依赖程度并不严重，这与病理性网络使用有很大的不同[89]。但通过对比同父母使用微信交流的时间及频率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大学生同父母使用微信的程度并不算深，手机、网络成瘾等青少年成长问题成为目前我国家庭关系中显著存在的困境，并且成瘾年龄不断向低龄青少年蔓延，过度地网络在线时间势必会挤压现身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时间与精力，造成关系网的过度不均衡，长此以往，父母与孩子间的隔阂会加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