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缘起
随着科技进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媒介产品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更迭与换代，每一种新的媒介产品的出现都给社会带来剧烈影响。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媒介产品的进入也带来了当地生活的巨大变化。村民通过媒介产品接受来自外界的新想法、新观念，传统观念发生改变；电视广告使得消费主义在农村盛行；互联网打破时空的壁垒，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基于媒介技术的演变，乡村传统的传播网络开始变迁。乡村传播网络是考察村庄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传播网络的流动中，我们可以窥见极具生命力的乡村社会。故而在媒介不断取得新进展的视角下，我们有必要对乡村传播网络进行一次新的探索与解读。因此本文以高峰镇活龙村作为田野点，通过对田野点的观察，概括乡村媒介进化情况，弄清乡村传播网络的建构，探析乡村社会传播网络的构成及现状，通过不同媒介在不同传播网络之间的交织呈现出一个村庄中村民们认知及行为上发生的变化，以期从中窥探中国乡村社会的媒介演变和社会发展。
二、研究意义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乡村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乡村传播是与乡村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的不同传播形态的综合体现。因此，在中国社会发展及传播学本土化的探索中，乡村传播研究是一个不可避开的领域。自 20世纪初开始，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乡村传播研究的重要性，郭建斌、吴飞等人开始对乡村地区的大众媒介传播进行研究，在他们的研究成果里，主要侧重于对某个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研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传播技术日益进步，传播媒介变得多样化，除了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外，一批新兴的媒介产品正在兴起，并快速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乡村地区逐渐成为新型传播媒介的消费场所，这对乡村传播网络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加之当前国家大力倡行“美丽乡村”、“精准扶贫”等政策以解决乡村问题，媒介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成为传播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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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媒介与乡村变迁方面的研究
2007 年，李红艳及谢咏才首次提出了“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概念。从目前国内对乡村传播的研究来看，研究覆盖面较广，几乎涉及了传播学的方方面面。如对媒介与乡村变迁方面的研究、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方面的研究、对乡村信息传播模式及传播效果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涉农媒介及内容方面的研究等。在这诸多研究类型中，又数以乡村媒介使用情况为基础来研究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居多，本文也主要是从这一方面来进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媒介与乡村变迁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以某一田野点为研究对象，对媒介与乡村变迁进行个案分析；二是围绕媒介与乡村政治、文化、认同等方面来进行研究。
1. 对媒介与乡村生活变迁的个案研究
在这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以一个调查点为基础，从微观层面着手来考察大众媒介与乡村生活之间产生的勾连与影响。2002 年，方晓红作为国内乡村传播界进行实证研究的第一人，以苏南农村为调查点对村庄中大众媒介、受众及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地调查，得出大众媒介具有改变人们观念的作用等结论，此次调研成果汇成《大众传媒与农村》一书，对之后的乡村传播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云南大学郭建斌教授在其博士毕业论文撰写中首次将视角放至中国边远少数民族社区，使用民族志方法对该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在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中南民族大学龚莉辉在研究中以舍米湖村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乡村社会生活在电视传播影响下发生的变迁，提出电视加强了乡村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村民思想的改变和人际关系的重建等观点。在《媒介传播与京族乡村生活方式变迁——以广西东兴市巫头村为例》中，作者提出在少数民族乡村生活变迁中，媒介传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给村民的思想、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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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活龙村传统信息传播网络研究
第一节 人际传播网络
一、基于关系形成的村庄人际传播网络
中国是一个讲究关系的国家，“在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家庭关系、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宗族关系和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1。通过人际传播网络，村民们得以拥有共同事物及共同行为而彼此相连，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视村庄内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与关系，谁是信息传播的主要节点，谁又游离于这个链条之外，这都是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及其所掌握的信息决定的。这些传播节点连接起来，最终才能形成一张完整的人际传播网络。
在活龙村，其人际传播网络主要由以本村村民为主的人际传播网络及以外来人群构成的人际传播网络共同构成。其中，本村村民网络主要是以血缘、亲缘为主的家族网络及以地缘为主的地方性关系网络。基于血缘、亲缘之间的家族网络使得同属一个家族的人彼此了解，基于地缘关系的地方性网络，由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村民与村民之间通过长时间生活生产上的交往或是兴趣、利益等因素而形成。村民间亲疏远近及利益上的关系，加之外来人员的加入，令整个村庄结合成一个复杂的人际传播网络。由于人际传播是面对面且近距离的交流，因此村民与外界的交往十分有限，日常主要就通过人际传播网络获得有关生产、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并以为己用。
事实上，无论是家族网络、地方性网络还是外来参与者网络，其构成都是基于对社会资本的掌握。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1。在帕特南的研究中，他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桥梁式社会资本及纽带式社会资本，桥梁式社会资本更注重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之间的弱关系，纽带式社会资本则更加注重个体间亲密的强关系2。基于强关系的纽带式社会资本可为个人提供极为有力且实用的信息或资源，如村民们在想要外出打工时大多会通过纽带式社会资本，即身边的亲戚朋友了解外面的工作情况，借以消除对外界认知的模糊性及自身决定的不确定性。外出务工村民对于外部世界的描述与传播会直接影响他身边的信息接收者，继而一层一层向外扩散开去，打工逐渐成为每个村民都知道的生存途径。当村民决定外出务工时，他最主要依靠的就是已经出去了的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的同族，其次是同乡，再次才是朋友或其他人。“我们刚出去打工的时候晓得哪样，又不得钱，买火车票的钱是卖了家里唯一啊头牛，得几千块钱，去买车票都不敢买卧铺，硬是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车到浙江。去到啊点又不得找到工作，带来的钱也用完，是幸亏得寨头老刘家小姑娘借我们点钱，我们又在她家住了几天，直到找到工作找到房子才搬走。你出去不得个把认到的人在啊边要不得的。”（应珍，43 岁，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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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众传播网络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以跟上这世界日新月异的步伐。由于通过单一的人际传播网络传播和接收的信息十分有限，满足不了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应运而生。大众媒介产品的出现拓宽了村民信息的获取渠道，丰富的媒介内容也使得村民对日常生活有了新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大众媒介的大众传播网络也逐渐在村庄里建立起来。
一、大众媒介先锋者——报纸及广播
（一）糊墙的报纸
活龙村曾经所属的平坝县在 1956 至 1958 年期间，基本实现区级有 3 种报纸，公社、大队和学校有两种报纸，生产队有一种报纸的发行局面，1979 到 1985 年间平均年发 5.62 万份报纸，报刊发行盛极一时。但在活龙村，由于村民文化水平较低，不太认识报纸上的字，因此村里很少有人看报纸，更不用说去订购报纸。据笔者观察，村里目前只有两个地方有报纸。一个是村委会，主要有《人民日报》、《贵州日报》等报纸，但除了村干部之外基本没人去看，很多报纸都沦为废纸。另一个是活龙村小学教师办公室里的报纸，基本上也都是《人民日报》和一些教育报。
对村民而言，报纸在生活中更常见的功能是垫锅、垫碗，包裹杂物或者糊墙壁，而不是获取信息的渠道。“我们又不得哪样文化，字都认不到哦，哈看哪报纸。以前过年的时候去买点旧报纸来糊墙壁，这哈墙壁都刮瓷了，也不用报纸糊了。家头除了平时去赶场人家发的宣传单，也不得哪报纸。”（唐兴莲,74 岁，村民）由此可见，报纸并没有对村民们的信息获取产生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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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庄手机及互联网使用概况.......................................30
二、活龙村移动通讯网络发展历程....................................32
第四章 媒介进入带来的乡村危机及反思.................................43
第一节 乡村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表现.....................................43
一、文化传承的断裂....................................44
二、逐渐扩宽的沟壑...............................46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50
第四章 媒介进入带来的乡村危机及反思
第一节 乡村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表现
在还没有电子媒介出现的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里，村民之间构成的共同体是一个受限于地理的共同体，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交流耕耘。那时的他们对于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在乡村土地上日复一日的劳作和交往使得他们对于这片土地有很深厚的情感，安土重迁是他们固守的观念。村民们习惯与通过个人的人际传播网络与他人交流，获取外界信息。在现代科技发展和经济变革之下，世界面貌日新月异，媒介产品也以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在不断进化，并逐渐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随着大众媒介逐渐进入村庄，丰富信息和斑斓图像的涌入打破了村庄的宁静，给村庄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传播网络也随之日愈发生改变。村民们不再局限于自身的人际传播网络，而是开始通过大众传播网络，通过电视看到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借助互联网足不出户就知天下事。电视上不停播放的现代都市剧和广告刺激了村民的消费欲望，大众文化的冲击使得乡村文化、民族文化不再受到年轻人的关注。相对于身边触手可及的乡村文化，他们更热衷于与之相隔千里之外的明星、韩流和美剧。正如吉登斯所言，“在电子时代里，比起身边所发生的事来，我们或许更熟悉发生在远方的事情”1。同时，由于年轻人外出求学、务工，加之手机及互联网带来的便携社交在扩大村民交往范围的同时也弱化了村民乡村内部交往，邻居之间越来越不爱串门，而是使用手机与不在身边的他人取得联系，村民之间的交往频率下降，传统的“熟人社会”开始演变为“半熟人社会”，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度随之逐渐降低。村民们的乡土观念日益淡薄，乡土情结日益丢失。我们似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通过网络语家乡相连，与亲人相连，与朋友相连，但当我们无处不在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又似乎无处寄托。传播媒介的进入似乎让文化传承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高速发展的网络科技又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存在差距的城乡之间的鸿沟。如何去认识这些现状并对其做出正确的反应，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时应该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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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