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郑振铎俗文学观及形成的基础
一、郑振铎对俗文学的界定及其俗文学观
“俗文学”一词最早由日本的汉学家狩野直喜于 1916 年在《艺文》中提出来。他认为所谓的“俗文学”就是指文言文和白话相糅合或者直接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是“极俚俗的，可为一般的下级民众所玩赏的所谓平民文学”，是“纯粹的俗语体的文章”，是“俗语体的散文写的”，是“用俗语体的散文缀成的小说”，是“只为妇女童幼和下层阶级所玩赏”①的作品。而日文中的所谓的“俗”，是“通常”、“通俗”的意思，可见狩野直喜所谓的“俗文学”即“通俗文学”的意思，他有关俗文学的定义对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基本认同俗文学即“通俗的文学”这一表述。
在中国，对“俗文学”内涵的界定和对俗文学研究具有划时代贡献的学者是郑振铎先生。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为“俗文学”所下的定义是：“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②。因此他将古代的歌谣、六朝的民歌、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等都纳入到俗文学的阵营中来。可见郑振铎对于俗文学的界限划分并不十分明晰——将俗文学等同于民间文学和大众文学。当然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
五四时期的文界，往往把俗文学与大众文学、平民文学、民间文学等等相提并论，因此它们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再加上出于启蒙大众的需要,以上几类文学都可作为反抗正统文学的工具，为了壮大声势学者们似乎有意忽略它们之间的差别。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学术的发展愈来愈规范化‚郑振铎对广义俗文学的阐释，在学界引发了争议，俗文学的概念也因此趋向狭义，大众文学、平民文学、民间文学等各自成为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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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身文化活动对郑振铎俗文学观的影响
郑振铎有着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因此他的俗文学观的形成并非只与他潜心治学有关，更和他积极投身于各项文化活动有关。此处的文化活动并非单纯指投身五四运动，还包括创办刊物、创建文学社团、整理国故运动、抢救民族文献、参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等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反过来由外及里共同影响了郑振铎俗文学研究体系的构成。
（一）投身五四运动
和众多同时代的学者一样，“五四运动”便是郑振铎事业的发端，并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郑振铎赶到马神庙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参加了当天组织起来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积极参加了发表宣言、援救被捕同学等活动的讨论会①。作为一名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郑振铎毕业后并没有按部就班的就职于上海铁路局，而是果敢的放弃“铁饭碗”，投身于更符合他志趣的文化事业，并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成为一位杰出的劈波斩浪的文化战士，而他的俗文学的研究正是那个火热年代的宝贵产物。由于文学运动的中心思想与政治活动的方向是分别不开的。新文化运动斗士们不仅打倒了“选学”“桐城”的遗党，同时也高举着“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开始了广大的群众运动。他们认识到借助俗文学可以冲破传统“旧文学”的藩篱，并在唤醒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智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于是他们便积极为俗文学研究寻找理论支撑，为郑振铎参与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动力。
而且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事业之一，就是对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将无人注意到的土生土长的，如无名的岩花幽草一样默默生长于山野之间的作品挖掘出来，对它们进行研究和重估”②。虽然在宋、元、明、清的时代，也有人在做这样的搜集工作；然而他们辛辛苦苦搜集来的成果被埋藏在破纸堆里无人问津。直至新文化运动，才拂拭去这些著作厚重的灰尘给予他们注意和敬意。也正是由于搜集俗文学工作的进展，为郑振铎后期对俗文学进行整理、考证、乃至编写中国俗文学史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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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郑振铎俗文学观的核心内涵
一、俗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中心的论述
将俗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是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郑振铎在编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就开始刻意的以俗文学的视角来阐释文学史，他高举的鲜明旗帜就是要打破正统文学独霸文学史的局面，通过提升无人问津的俗文学的地位来扩大文学史的范围。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序言中谈到最初出现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几乎不能称之为“文学史”，只能算是对古代经、史、子、集的概述罢了。不仅严重混淆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范围，这些编纂者还把纯文学所包含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和“散文”两类文体，而对于“诗”，还故意排除“曲”和“词”，认为它们粗鄙俗艳；对于散文，也只是选录那些被奉为正统的骈文，其它质朴无华的散文也入不了编者的眼。于是他们的文学史中纯文学的部分，只剩下格律诗和“古文”。
对此，郑振铎认为文学史的范围不该如此的狭隘，纯文学不该只有诗歌、散文这两种文体。他认为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分别是戏剧、小说与“变文”。它们也应该被囊括在纯文学中。另外还有民间广为流传的诸宫调、宝卷、弹词、民歌民曲等等，在我国文界的遭遇也非常可悲。它们长期以来臣服在所谓的正统文学之下，从诞生直至今日从来不被人们所注意，甚至还遭到白眼和鄙视。而如今，是时候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和重视了。所以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部巨著中，郑振铎将其理论变为实践，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评议不曾被主流社会重视的俗文学。他故意打破传统，把所谓的“小道”载入史（文学史）册。这一举动不仅将俗文学从边缘拉到人们的视线中，还扩大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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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俗文学的特质分析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为“俗文学”总结出了六个鲜明的特质，这几个特质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正统文学而言的，当俗文学“上升”为正统文学，“成为正统文学的一支的时候，那些特质便都渐渐的消灭了”②。所以这六个特质可以称之为俗文学的精魂。
郑振铎认为“俗文学”的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因为它在民间出生，是写给民众看的，它存在的意义也由民众决定。它投合了劳苦大众的口味，所以深受民众的喜爱。在内容方面，它既不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歌功颂德，也不站在文人学士的角度上咬文嚼字的发牢骚，而是描写为民除害的大英雄、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故事以及人间真挚感人的恋情，这些都是民众爱听爱看的。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为俗文学下定义时就强调了俗文学与大众之间密切的关系即“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的大众文学”。反过来郑振铎在《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这篇文章中为“大众文学”下定义时，也凸显出大众与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他说“大众文学”，是所谓“不入流”的平民的文学，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草野文学的另一个名词。实际上郑振铎将“俗文学”等同于大众文学的说法稍欠严谨，有待进一步探讨。如果把“俗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概念混同在一起，既不利于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也不利于大众文学多样化的发展，对大众文学的刻板印象会限制其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大众文学”的内涵远远超出了通俗文学的范畴，因此不应该轻易定义某某文学等于大众文学，“俗文学”并不等于大众文学，只能做大众文学的子集。大众文学不意味着俗，它意味着丰富性与多样性，应当充分挖掘大众文学发展的潜力，把其他类型的文学也纳入到大众文学的体系来，才有利于构建更加广阔多元的大众文学。
郑振铎认为“俗文学”的第二个特质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也就是说俗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大都是无名氏，并且这些作品不是由一个人单独完成，而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对其进行修改润色。直到它的语言被修改的越来越精美，内容被填充的越来越详实时，才被学士大夫所注意。但具体产生的时间以及原创者，已经无从考察，所以说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成文的小说，原本是在瓦子里被专业说书人演说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被类似罗贯中、施耐庵等这样有才华的作家拿来作为他们创作长篇小说的底本。郑振铎以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例，认为其著作大都不是他自己原创的，而是有所依据。他虽然在旧作的基础上，铲除了过于荒诞不经的内容，并增加了《三国志平话》中所没有的历史上的真实材料，但仍旧保存了不少旧作中原有的东西。与其说他是一位创作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编订者或改写者，特别是关于讲史的一部分，因为那些讲史在他之前大都是已有了很古的旧本。又如明初四大传奇之一的《刘知远白兔记》，它的来历非常古老，金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刘知远诸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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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郑振铎俗文学观中的创新点.............................34
一、注重俗文学的思想性....................................34
二、强调俗文学的审美性..........................................35
三、提出变文是讲唱文学的祖源............................................36
四、重视并记录民间女性作家及作品...........................................39
结语.....................................43
第三章 郑振铎俗文学观中的创新点
一、注重俗文学的思想性
郑振铎非常注重俗文学的思想性，虽然他研究的是年代久远的俗文学作品，却时刻用当代的新思想加以衡量，不论是他自己的创作还是他所从事的研究，都符合他在创立文学研究会时提出的新文学观即不以传道为目的，更不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诚挚的情感来打动读者。如他对《拍案惊奇》中的三十六篇话本评价并不高，认为其风格不够独特，刻板缺乏生气。除了少数几篇，大都是打着“载道”的旗号，落于劝世的写作俗套。在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之下，劝忠劝孝的教条式的故事会让人养成奴才思维，而且人为的颠倒历史事实会隐蔽故事本来的面目。
而对于那些脱离现实生活以娱乐为目的的俗文学作品，郑振铎更是排斥。他在《光明运动的开始》中提到自己在精神疲倦的时候，常常拿起几本《元曲选》，或《桃花扇》，或《十种曲》，或《戏考》，或《燕子笺》来看。结果总觉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们里面所暗含的思想与当代社会相比实在太落后，甚至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向往。字里行间充斥着诲淫”“诲盗”的思想，要么是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要么是描写杀盗淫妄的野心家，借编造古人建功立业的事迹来取悦读者，且多颂圣之语，“圣主贤明，臣罪当诛。”此种思想，蕴结于文中令人反感。那些故作奇谈求媚于众人，以及败坏青少年心智的香艳小说的作者们，早已把文学创作的良心置于九霄云外了。②卷 3-395在郑振铎的俗文学著述中还可以随处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因受到了新时代启蒙主义的启发，他积极倡导符合人道和民主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而反对俗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个人主义”和“嘲讽弱者”的自私卑劣的思想。尽管郑振铎非常欣赏能够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却不屑于充满利禄观念或悲观厌世，“自了汉”的个人主义作品，如他认为《答客难》中的“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充分的表现出东方朔吃不到葡萄说葡萄太酸的愤恨心理。而这种个人主义的著作并不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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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郑振铎作为我国俗文学学科的创始人，其俗文学观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从社会层面来说，与他参与的各项文化活动有关，从投身五四运动，到整理国故运动、再到参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等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文化事业相伴了他的一生。这些和文学相关的实践共同影响了郑振铎俗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文学专业层面来说，与他所受的古今中外的学术影响有关，他不仅受到从先秦到晚清各个历史阶段的本土的文学批评家以及同时代学者们的影响，还受到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如俄国小说“为人生”的艺术观、文学统一观、归纳考察法、文学进化论、比较的方法等，并将其中的学术观点具体应用在对俗文学作品的分析中，使他的俗文学著述既带有西方色彩又保留了我们本民族的特色；从他自身来说，与他本人对俗文学的偏好有关，主要体现在对俗文学的书籍不遗余力收集以及对俗文学较早的关注上。
这三个层面的因素由外及里形成的合力，为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他写出迄今为止最具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俗文学著作《中国俗文学史》。在这部著作中郑振铎大胆的将“俗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位置，并总结出俗文学的六个特质，还将中国俗文学划分为诗歌、小说、戏曲、讲唱文学、游戏文章五大类，并对这五类俗文学的消长演变的情势做了系统的分析，另外还充分展示出俗文学特有的意义，即俗文学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大众的情感需求，还丰富了文学史的研究内容，具有史料价值和重估价值，同时对于创作者有诸多益处并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等等。这些学术观点共同组成了郑振铎俗文学研究的核心内涵，扩大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格局。
除了《中国俗文学史》集中包含的几项俗文学观核心内涵外，郑振铎的俗文学观中还包含了有很多新颖独特的创见，他更注重俗文学的思想性，强调俗文学的审美性，还提出变文是讲唱文学的祖源以及重视并记录民间女性作家作品等等，它们不仅是其俗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出了郑振铎对俗文学的艺术追求以及对女性同胞真诚的关爱。总之通过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所展现出郑振铎俗文学观的学术性和创建性，不仅拓宽了研究俗文学的思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优秀的学者对学术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追求，乃至为国家文化事业献身的良知和风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