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这个基础上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探讨政府 R＆D 补助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并且对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企业自身R＆D 投入作为中介变量起到的中介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使用我国 2008-2016年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剔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通过构建直接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政府 R＆D 补助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自身 R＆D 投入的中介效应，并使用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政府将环境保护的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视为国家理念和重要的发展战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由此可见，未来我国工业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政策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二十一世纪以来，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越来越频繁的被学者所提起，相当多的研究者的选择支持了“波特假说”，也就是认为政府对企业施加各种环境规制可以实现“创新补偿”效应，认为这不仅没有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反而会带来高额的利益回报，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波特假说”仅仅是个假说。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国整体经济形势也达到了经济转型的要害之处。如何保证我国的经济运行稳定，增长持续，重中之重就是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
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精神已在40年的奋发进取中深深刻入中华民族的脊梁，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它与我国取得的一切发展成就和创新都紧密相连。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刚刚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最经常提起创新二字。从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建设，到国有企业的深水区改革，从国防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到大兴对创新人才的赏识爱护之风，都与创新二字紧密相连。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它的研发（R＆D）创新活动是所有科技活动中最具有创造性的经济行为。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企业研发活动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也就是具有正的外部性，总是伴随着供给的不足。这使得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总是小于社会的最优水平，无法实现全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究其原因企业无法得到研发投入后所有收益，这不符合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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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工业生产体系，然而如何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减少工业生产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这是不仅是提高经济竞争力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增加国民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工业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会能加它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其技术创新能力，为了激励工业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我国政府进行了大力的政府 R＆D 资金补助支持。
目前，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效率间的关系还有政府 R＆D 补助与企业创新效率间的关系还没有定论，“波特效应”能不能实现，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通过对 2008-2016 工业企业数据对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和验证，补充了先关的理论。并且，现有文献大多是从其中一个变量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且大多数从微观角度进行研究，很少有研究者将三者结合在一起研究三者的关系和传导的机制，本文从政府 R＆D补助角度出发，探究其在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补充相关理论的不足。
（二） 现实意义
现阶段，创新已经成了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如何完成环境保护和企业创新的双赢，研究者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环境规制和政府 R＆D补助都是政府施行宏观调控的常用手段，这两者都不可避免的影响企业的各种经济决策，如何处理好这两个的关系，对于政府想要实现双赢起到关键的作用。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具有双重外部性的特征，如此一来，政府单一的手段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此时环境规制强度的大小究竟怎么样合适，太低的话不能够影响到企业，企业可以选择支付罚款，太高的话又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所以我们很难把握这个度。同样的，政府如果为了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会加大对企业的 R＆D 补助强度，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增大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且很有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错误配置，造成区域的市场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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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一 政府R＆D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 R＆D 补助能否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在已有文献中还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四种研究结论：
第一种观点是“促进论”，研究者们认为政府的 R＆D 补助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Krzysztof et al,2017;Di Guo et al.2016;?sa Lindman et al.2016）。关于政府 R＆D 补助是如何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有学者提出政府补助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自身进行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而且会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这种信号能够扩大企业的融资规模,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这代表着企业的融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府 R＆D 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中介作用。此外,这种部分中介效应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企业存在差别,在国企中的中介效应明显的强于民营企业（曾繁荣等，2019；卢馨等，2018）。不过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论断，认为尽管政府补助有效的促进了企业创新项目,不过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激励效果更加明显（林学梅，2019）。虽然政府 R＆D 资助对企业自身的 R＆D 投入具备挤入效应，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挤入效应具有明显差异。就医药行业，医疗仪器设备行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来说，政府 R＆D 补助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行业的企业研发投入有最强的挤入效应；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如果在企业的创新初期施加 R＆D 补助将会更为显著；如果把政府 R＆D 补助种类分为直接补助和间接补助两种，由于间接补助（税收减免，优惠等）属于普惠性政策,激励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而直接补助发挥的作用更为直接,但是由于寻租的存在，导致其可能有失公平（廖信林等，2019；朱永明，2018）。
第二种观点是“挤出论”从表面上来看，政府的 R＆D 补助给企业带来了正面的作用，有更多的现金流和利润，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企业利用政府补助进行研发创新，反而为了避免退市，扭亏为盈，企业会进一步进行寻租，依赖政府，而不是选择研发创新，从而导致政府 R＆D 补助对企业的研发创新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焦翠红等，201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 R＆D 补助挤出了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负面的效果，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于要素扭曲、所有制偏向和政府干预（李永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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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波特假说”，至于“波特假说”能否实现，学术界还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波特假说”能实现，也就是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创新并能部分甚至完全抵消遵循环境规制的成本（Xiaoxing Huang et al.2016;Dayuan Li et al.2017;谢乔昕等，2018;赵磊,2018）。“波特假说”虽然能够实现，但是对于地区与行业来说，也存在很强的异质性，相比于整个工业，环境规制在促进清洁能源生产产业的技术创新消费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李勃昕等，2013），地域差异方面,规制俘获将会对位于规制俘获活跃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区域企业的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具有更强的负向调节效应（谢乔昕等，2018）。目前关于环境规制这个变量的分类也有很多种，有人从两个维度（行业和地区）重新定义了环境规制，发现工业规制会降低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区域规制则有助于企业研发创新（Daming You et al.2019）;也有人根据环境规制的执行对象，将政府强力执行的环境规制认定为正式环境规制，而由社会舆论督促下的环境规制认定为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而是“U 型”关系，也就是在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低的时候抑制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在正式环境规制强度高的时候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也就是说非正式环境规制低的时候，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增加，而如果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变得足够高，反而阻碍企业创新产出增加。说完了客观因素的影响，企业的主观能力也会造成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不同影响，“波特假说”适用于高能力的公司，不适用与低能力的公司。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鼓励企业进出某个行业，从而优化了受管制行业的组成（Larry D.Qiu et al.2018）。我们知道环境规制的施行，对于企业来说，很有可能会呈现滞后性特征,即当期环境税显著地提高企业下期和下下期的绿色创新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实证回归的时候，考虑到滞后期的影响（于连超等，2019）。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了政府对企业进行环保补助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然而也有人发现当政府环保补助的强度超过某个极限值,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李楠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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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7
一 理论借鉴 ........................ 17
（一） 市场失灵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理论基础 .......................... 17
（二） 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理论基础 .............................. 19
第四章 现状分析................................. 23
一 我国政府补助的现状分析 .......................... 23
二 我国工业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现状分析 .............................. 24
（一） 现阶段我国环境规制的种类 ....................... 24
（二） 环境规制强度的定义及现状分析 ............................ 25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31
一 研究设计 ............................ 31
（一） 样本选取 ................. 31
（二） 数据来源 ........................ 31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由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会引起企业经营的各种行为出现较大的改变，考虑到数据的平稳性与可获得性，本文选取 2009-2016 年中国各省及直辖市（除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共计 30 各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对数据做以下处理：①为了保证时间的连续性，对部分缺失样本的年份，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了完善；②由于环境规制强度会使用到滞后一期的数据，所以实际数据年份应该是 2008-2016 年数据。
（二）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年鉴》等。在收集整理数据之后，采用 Excel,Maxdea 和Stata.14 处理收集的数据，随后进行统计性描述和回归分析。
（三）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的创新效率（eff）：正如熊彼特所说，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将生产要素重新结合然后产出一个全新的事物过程，本文就依照前人的普遍做法，将创新效率定义为投入和产出两者的综合指标。一般情况下，投入分为两部分，资金投入（k）和人员投入(l),本文中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作为人员投入指标，采用企业总的 R＆D 经费支出衡量创新投入，而产出方面也用两部分衡量，分别是专利申请数量和新产品的销售收入。传统 DEA 模型所假设的基本前提是最大产出投入比，不过这在计算多个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时存在很大的缺陷，其在评估创新效率时未能考虑投入和产出松弛变量对效率水平的影响，这样很可以使得计算结果出现偏误。为了较好地兼顾松弛变量对企业创新效率测度结果的影响，本文使用由 Tone（Tone 等，2001）提出的 SBM-DEA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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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从环境保护与企业创新等社会实际问题出发，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在这个基础上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探讨政府 R＆D 补助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并且对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企业自身R＆D 投入作为中介变量起到的中介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使用我国 2008-2016年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剔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通过构建直接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政府 R＆D 补助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自身 R＆D 投入的中介效应，并使用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进行稳健性检验。经过文献梳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说明在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U 型”关系。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时候，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很难有效的对企业形成约束力。此时，企业可能更倾向于缴纳一定的污染税或者支付治污费，表现为“遵循成本”相对上升，但低于创新投入，并没有对企业创新形成比较良好的激励效应。但是，政府面对环境压力，不得不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企业违反环境法规所要付出的成本（也就是要承担的治污费用）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此时企业会发现研发创新所能带来的收益要大于继续污染的成本，企业会引进新技术或自主创新， 获得“创新补偿”， 表现为企业创新效率提高，这恰恰证明了波特等提出的波特假说是正确的。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仍未达到“U 型”曲线的拐点，这表明现阶段我国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处在比较弱的一个阶段，不能有效的对企业创新行进行激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