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困新闻学”——新闻发展新理念
（一）“解困新闻学”的概念及发展
1、概念
“解困新闻学”，即 Solution Jounalism,简称 So Jo.这一概念最先由《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urnstein)正式提出并推广。由字面含义来看，“解困新闻学”即为解决困难的新闻学。对于其具体定义，中外学者有不同的表述。“‘解困新闻学’是致力于解决问题而非只是发现问题的新闻报道”、“‘解困新闻学’是一种已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新闻类型，鼓励记者和媒体准确界定社会急迫问题，促进各方就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展开健康对话”、“‘解困’型新闻能够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洞见和根除‘痼疾’的可行性方案，从而推动人类的进步”等，是我国学者对“解困新闻学”的定义。
尽管侧重点不同，但上述学者对“解困新闻学”的定义皆来自于戴维·伯恩斯坦在“解困新闻学网络”（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上发布并确定的概念，即“以高质量的新闻报道标准，对社会问题做出严格且令人信服的回应的新闻报道”。而“严格且令人信服的回应”则要求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不仅关注社会问题是什么，更要关注社会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要在新闻报道中着重呈现对类似问题成功解决或解决失败的案例，以案例向受众说明成功或失败的解决办法、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出警告。
戴维·伯恩斯坦认为记者应当成为精确反映社会问题的镜子，如果记者不能够在报道中向受众展示那些对社会问题做出成功或失败回应的案例，那么这样的报道是不完整的。同理而言，只指出社会问题是什么而不深度探索如何解决问题的新闻是不完整的。
根据中外学者对于“解困新闻学”的分析可知，“解困新闻学”是一种不仅指出社会问题所在，而且关注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新闻类型。其采用证据和事实兼备的成功或失败的回应，向受众说明解决社会问题可以借鉴或避免的方法，并指出弊端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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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困新闻学”的兴起背景
1.媒介环境娱乐化与大众“审丑”疲劳
在《美丽新世界》中，阿道斯·赫胥黎塑造了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极高的自由。他们在过度泛滥的信息中放弃了严肃文化和思考，沉迷于琐碎的娱乐，最终迷失于肤浅的、充满感官刺激的、真理无处安放的庸俗文化中。而这一预见性的社会逐渐成为现实。纵观当下的媒介环境，电视节目、网络节目都在走向娱乐化，“泛娱乐化”已经无法避免。
从电视节目来看，各大卫视都在开办明星真人秀节目，这种“小品式”的节目形式将以往在舞台上给观众提供笑点的小品，搬到舞台下，以过度拗笑点的方式消耗观众的深度思考，是一种精神上的“迷幻药”，例如《奔跑吧！兄弟》。从网络节目的角度来看，在国家广电总局对于综艺节目尺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强力把控下，部分卫视和传媒机构将目光瞄准网络综艺市场。大尺度、非主流价值观成为网络综艺的主角，从节目的初始设置到参演人员的言行举止都在竞相“搏出位”、夺眼球。甚至于一些“很黄很暴力”的段子走红并迅速传播，例如在网络上大火的“费玉污”与“嘿嘿嘿”以及《火星情报局》的涉黄话题。
除综艺节目之外，被认为严肃代表的新闻也开始走向与娱乐融合的道路。而关于新闻娱乐化、肤浅化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电视在大众生活中崭露头角时，电视新闻对于观众吸收和思考信息能力具有削弱功能的观点便已出现。电视新闻出现的任何与新闻六要素无关的画面都会影响观众对于新闻本身的关注，更何况随着互联网新闻的异军突起，为以获得高收视率、观看率为目的的各新闻机构提供了新闻娱乐化的发展方向。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提到的——新闻业已经变成了表演的一部分，在镜头前的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形象和口才技巧，他们花在吹风机上的时间多于背诵稿件的时间，而“新闻阅读只能提供读者不需要任何知识储备就能理解的语境碎片”。
在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起决定性影响的事实下，过度的娱乐，追求感官刺激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将造成极大的毁损。[5]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使私人化媒介平台呈喷涌之势，造成为追逐注意力而只关注个体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的媒介环境现状。浸泡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的信息接受者变得冷漠，对荧幕上充斥的色情、暴力、灾害司空见惯，展现出对此状况事不关己无能为力的态度。这样的媒介环境造成的一大后果便是大众“审丑”疲劳，“审丑”疲劳背后是对媒体平台深深的不信任感。媒体人 Ulric Haagerup 说：“数十年来，媒体对负面新闻的过度强调，已经污染了诚信、伦理、世界观及编辑部里的空气，人们对媒体呈现的负面印象早已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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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调查》节目案例的“解困”分析
（一）《新闻调查》节目基于“解困新闻学”分析的合理性
结合“解困新闻学”的构成要素与基本特点，对国内新闻节目和报刊展开分析研究，可以发现由于报刊与电视的不同特性，其所展现的“解困”特点也有极大差异。报纸通过文字表述时，读者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介绍社会问题的部分、提出解决办法的部分、弊端和可能引起危害的部分，特别是在一些新闻评论中，这样的分布尤其明显。但由于电视声视话结合的属性，社会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如何解决、解决办法的可行性、有什么弊端，这些内容往往不能按照一定的顺序展现，而是互相穿插、环环推进，以配合观众对于故事的理解。因此，在分析新闻节目是否具有“解困新闻学”属性时，需要严格分辨。而经过对《新闻调查》节目地观察、部分文本分析，并与“解困新闻学网络”所提供的文本案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新闻调查》节目符合“解困新闻学”的要求。
1．《新闻调查》与“解困新闻学网络”作品的文本比较
为了清晰地判断《新闻调查》的“解困”属性，选择一期节目并尽量与相同主题的“解困新闻学网络”推荐的优秀作品作对比研究十分必要。本文选择《新闻调查》节目2017 年 3 月 11 日的《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文字稿与 BBC 广播节目 2016 年 1 月 20日的广播稿《What China is doing to tackle its air pollution》（文本见附录）进行对比。这两期节目都以北京治理大气污染为主题，讨论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方法与成效。在本份文本对比中，主要以结构和“解困”要素为主要对象，不对具体内容展开讨论。通过对文字稿的比较，可以发现《新闻调查》这期节目包含了“解困新闻学”所要求的基本要素。由于电视节目在声话视方面的特性，使《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在结构安排方面有较多穿插。其整体结构表现为：指出社会问题→解惑→探索原因→深层次原因→提出警告→根本原因→指出方案→提出质疑→方案具体内容→方案效果预想→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方案实行的阻力→方案直接效果→指出弊端→提出警告→方案效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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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调查》节目的“解困”要素分析
本文将以《新闻调查》节目 2015 年——2017 年的节目为样本，从上文总结的“解困新闻学”三要素，即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以及社会效果三个角度分析《新闻调查》节目的“解困”意义。在以《新闻调查》节目选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作品中，以选题本身性质，即消极、中性和积极为分类标准的占大多数，并将各个选题具体划归入这三种性质当中。本文将直接对各主题进行类的划分并根据每期节目不同的侧重点赋予其具体案例上的性质分类。
1．报道主题：聚焦社会问题，着力呈现对策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所展开的批判性观点——“场域”（field）理论，“新闻场”受到社会“相互关系网络中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场域”形态。意即电视这一“新闻场”的整体节目呈现会受到来自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
赋予其不同的目的或表现力。那么《新闻调查》的报道主题选题是否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是否重于“解困”，则对《新闻调查》节目主题分析提出要求。
以 2015——2017 年共 132 期节目作为样本，以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中的社会问题划分方法为基础，结合节目主题的的特殊性，将 132 期节目分为以下几大类别：个人安康问题、社会平等问题、社会机制问题、生活质量问题、其他五类。个人安康问题是指社会个体的自我表现成为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反应的问题，例如酗酒与吸毒、犯罪与暴力、个体性行为等。社会平等问题的划分标准则是个体、团体或国家的平等机会受到威胁或者剥夺，例如个人权力被剥夺、种族矛盾、贫困、性别不平等、社会歧视等问题。社会机制问题则涉及以统一的社会规范满足公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工作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等内容。文森特·帕里罗直接将生活质量问题划分为两大方面——城市的兴衰、人口与生态，本文将其具体划分为城市建设、人口与生态系统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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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新闻调查》看“解困新闻学”的价值 .............. 23
（一）对传统媒体的“挡拆”作用 ....................................... 23
1.新信息生态系统下的媒体生存契机 ............... 23
2.新闻写作新模式下的“挡拆”配合 ....................24
四、从《新闻调查》看“解困新闻学”的争议和发展 .......................... 31
（一）对“解困新闻学”的争议 .................. 31
1.“解困新闻学”是媒体职能越界的表现 .............................. 31
2.“解困新闻学”无法明确指导受众行动 .............................. 32
四、从《新闻调查》看“解困新闻学”的争议和发展
（一）对“解困新闻学”的争议
关于媒体越界，目前学界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指媒体机构，尤其是传统媒体机构出于生存和发展的目的而跨界开展与新闻传播无直接关系的产业，比如出版行业，其中的代表有南方报业集团代印报纸的业务。另一种则是媒体行业逐渐超越自身职能，“跨界”其他社会角色，例如道德审判和法律审判者。关于“解困新闻学”的越界的质疑则归属于后一种，一些媒体人认为“解困新闻学”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
在《“解困新闻学”最难的一点是对问题的一致性认识》一文中，作者乔纳森·斯特雷认为“记者不是城市规划者、不是教师、不是环境学家、不是警长、不是流行病学家。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这些角色了，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假设让记者担任去提出一些好的（处理社会问题的）计划……记者就应该是交代新闻事件的，但是对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得那不是记者的主要任务”。在文中，作者还引用了持此观点的新闻工作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对“解困新闻学”的质疑，即“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值得关注的这些方面，记者难道确实有对特殊难题提出解决办法的权力吗？记者又不是被专门挑选出来（解决问题）的、也没有解释的义务、更不是任何问题领域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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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正如上文所说，“解困新闻学”在其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传统媒体中，报纸的深度报道、电视的调查性新闻节目都包含有“解困新闻学”要素。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下，传统媒体机构开始探索继续发展的方式，“解困新闻学”最终得以形成专门概念并得到大力推广。目前，“解困新闻学”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概念，对于其的专门实践还未开展，研究“解困新闻学”只能从一些具备明显“解困”要素的节目和报纸入手，并对这些节目的“解困”优势进行总结，以期对中国特色主义“解困新闻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尽管“解困新闻学”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在欧美一些国家，“解困新闻学”经过 300 多家新闻机构的实践已经展现了自身实力和优势。由于追求对事件的完整报道，对数据和证据的重视，对社会问题解决方式的探索与对比，使得“解困新闻学”比注重社会问题是什么的传统新闻更受读者欢迎，也受到学界和准新闻从业者关注。
“解困新闻学”能够在纷乱的媒介环境中带给用户有深度、有解决办法、有借鉴意义的新闻报道，能够满足用户非情绪层面的新闻求知欲，消解新闻造成的偏见，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用户的行动热情，使用户成为社会问题解决的监督者和参与者。这些优势正是我国值得发展“解困新闻学”的原因之一。在社会转型、新媒体相关法律还不完善、媒介环境较为复杂的情况下，我国新闻界可以借鉴欧美国家“解困新闻学”的发展经验，发展我们自己的特色“解困”新闻。
尽管“解困新闻学”帮助一些传统媒体新闻机构提升了发行量甚至获得一些奖项，但是这并不说明“解困新闻学”是传统媒体发展的“救星”。“解困新闻学”只是新闻发展历程中的一种实践理念，虽然其目前作为新生理念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但不能成为传统媒体求生存的立足点，传统媒体求生存谋发展还需探索其他道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