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众文化的拒绝与疏离——王朔的后期创作研究

笔者认为王朔后期的文学作品虽然反响平淡，但他那些淋漓尽致的批评文字却在民间、学界，乃至网络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王朔在后期的文学写作中是一个忍者的姿态，以云淡风轻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苦难和哀乐，那么在批评场域里，王朔则完全是一个战斗着的英雄，以他个人之力，顽强对抗已经占据大陆文化市场的香港流行文化，来为他所参与的本土大众文化尤其是北京流行文化正本清源。

第一章 疏离大众文化：王朔后期创作的起点

第一节 缘何疏离：王朔的创作危机
从 1978 年开始发表作品的王朔到了 80 年代初露锋芒，终于在文学和影视市场找到了发力点。继 1988 年的创作小高峰之后，进入 90 年代，具备商人眼光的王朔再一次踏着商业大潮的浪头，在影视圈刮起了一阵急旋风。然而，滋润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王朔便惨遭内外双方压力的夹击。所谓外在的压力，自然是评论界、官方意识形态对王朔的抨击和围剿，而内在的压力，则源自王朔自身的创作危机，这是王朔最终对大众文化产生疲累，进而退隐江湖的决定性因子。
一、自我复制的悲剧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①中提到，艺术作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可避免地被复制，从早期的木刻、镌刻、蚀刻对版画的复制，到印刷术的出现以及后来的石印术的发明，再到由于照相摄影技术的发展带来的 20 世纪有声电影的问世，艺术复制手法从手工复制发展到了机械复制的阶段，复制对象也从文字转向了声音。其中，“有声电影”堪称机械复制时代的典范，这种需要集体享用的东西，由于成本的高投入，与其说它受惠于现代机械技术手段得以大规模复制发行，不如说它急需这种大量发行的手段来延续自己的生命，整个过程其实都指向“赢利”这一终极目的，而追求赢利的这群人恰恰是艺术作品复制过程的推动者和完成者。进入 1990 年代的消费时代，赢利的第三方莫过于那些在被大众文化所占领的文化舞台上崛起的文化制作人，包括摄影师、出版商、导演、电影制片人等一干人群。王朔作为这群人中的后起之秀，对于消费时代大众文化作品的复制传播并不具备足够的敏锐性，真正让王朔意识到这种复制所制造的巨大商业影响力，并带领他高调走上这条道路的人是郑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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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疾风摧劲草：大众文化夹缝下
王朔的艰难王朔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甜蜜而又短暂的，这不仅源于王朔自身对于取悦大众的抵触以及制作程式化剧本的疲累，也由于王朔直率的个性和富有争议的作品见罪于文学评论界和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招致四方诘难，使自己成为供人批判的靶子。“虎狼”夹击之下，王朔的路走得越发艰难，退隐之心暗自生起，并最终付诸行动。
一、文学评论家对王朔的误读
王朔自成名以来，一直将作品与市场、媒体、资本的力量胶合在一起，不断质疑、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价值观念。于文学评论界而言，王朔既是一匹“黑马”，也是一棵“毒草”，“王朔热”的持续升温也带动了有关王朔各方面的热议，先是 1989 年宋崇对王朔电影中顽主形象的激烈抨击，引发了一场关于“痞子论”的热烈讨论，后有以《中国青年报》为阵地的对于王朔与大众文化关系的持续研讨。不过这些讨论的范围尚未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而且态度也较为心平气和，王朔本人对这些声音也鲜有回应。真正让王朔感受到排炮齐发，来势凶猛的攻击的则是 1993 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王朔作为媚俗文化的代言人再一次卷入了舆论的漩涡中心，形势开始不妙。
1993 年《上海文学》第 6 期上发表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开端，这场讨论以进入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文学面临严重的危机为切入点，引出整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严重的信仰失衡、精神沉落的危机现状，而王朔作为 90 年代大众文化的符号代言人被点名批评。王朔作品中无处不在的调侃话语首先被“开刀破肚”，其作品中洋溢的调侃基调被张宏认为与“讽刺文学”有着极大的不同，根本区别就在于二者背后不同的价值指向。讽刺是以严肃的姿态批判生命的污秽，最终指向生命的普遍价值，而王朔的调侃恰恰背离了生存的严肃性，将一切意义化为轻松的笑料，其背后折射的是人的价值与情感的缺失。与“调侃”一同被王晓明等人诟病的是王朔笔下构建的“灰色世界”，“灰色世界”呈现的是一片废墟，“能指与所指是完全等值而同构的，是废墟嘲笑废墟”①，这不仅被认为是作家艺术想象力的丧失，同时也是人文精神衰落的最严重的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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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拒绝媚态：王朔后期创作的文学选择

第一节 走向深沉：王朔后期创作的主题开拓
王朔前期的作品两大主题被公认为是“反传统”与“反精英文化”，他借助“顽主”这一游荡在都市中的边缘人形象，箭尖向外，用犀利的语言挑战社会秩序，作品里无不充斥着耍嘴逗贫、插科打诨的“流氓”意味。而王朔后期的作品则大不同，他放弃了破坏性的语言，将笔触转向内心，对以往的一切市侩气息进行了“清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朔后期的作品带有个体认同式追寻的意味，而他追寻的表现从主题上来讲主要有三类：家园回忆、对自我之本源的探索以及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一、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追忆，是解开王朔后期创作密码的一枚重要的钥匙。《看上去很美》就是王朔后期追忆的开始，对于他而言，这部作品无关理想与名利，只关乎童年的记忆，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交代。王朔从“方枪枪”这一孩童视角出发，用追忆手段沉浸于童年时期的自己，而在《致女儿书》中，王朔更是按照时间线捋出了家族的发展脉络，大有“认祖归宗”之意。这并非突然的心血来潮，它不仅受当时中国社会浓厚的怀旧情绪的影响，也源于王朔内心深处的一块残缺家庭的影子。
王朔那一代人，出生于 50 年代，生长于新中国的红色政权中，父母忙于新中国的各方面建设，很少关心自己的孩子，国家代替父母成为王朔们的主要培养者，寄身集体是他们童年时期唯一的成长方式。因此，王朔们儿时对父母的印象很模糊，血缘观念意识也很淡薄，王朔曾不止一次提到记忆中的父亲是一身绿军装，母亲是一身呢子大衣。王朔一岁半时就被送到保育院，每隔半个月才与父母小聚一次，有时候一个月也见不上父母一面。家庭的缺失、亲情的缺席对王朔造成了一生的影响——找不到自己的根。而正值 1990 年代至世纪之交的中国出于对急剧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所暴露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恐惧和怀疑，都市从日常生活到文学艺术都翻滚着一股怀旧的热流：怀旧电影、怀旧餐饮、怀旧服饰等成为时下的一种风尚。这陡然降临的“怀旧”需求背后是人们对空虚心灵抚慰的强烈渴望与对个体身份认同的重新追寻，这都是激发王朔回溯童年，踏上“精神返乡”之旅找寻自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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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背叛通俗：王朔后期创作的艺术内核
从王朔后期创作的主题上看，王朔一头扎进形而上的领域里畅游。主题的转变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艺术手法的变化，细读王朔后期的作品会发现，其艺术手法采用了与前期作品截然不同的模式，尤其在故事的叙事策略上，内部聚焦的叙事模式让王朔后期创作叙述主体生出了复杂的变体。除此之外，其他艺术手法，主要是语言和意象的书写，则是对前期的发展和深化。而正是这些艺术手法的使用，进一步深化王朔要表达的主题，也表明王朔与过去的自己挥别的决心。
一、内部聚焦的叙事策略
作为王朔后期创作开山之作的《看上去很美》，在叙事方式上与以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频繁地更换叙事人称。一会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体讲述故事，一会又站在上帝视角推进故事的发展。人称的混乱造成了读者一定程度的接受困难，但这却是王朔别出心裁的叙事策略。
在一部小说中，作者往往会采用某一人称作为叙事主体，人称的确立会对叙事的视角、风格等造成影响。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曾谈及一个名词：叙事聚焦。“叙事聚焦”是叙事人称下的某一视点，热奈特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并用公式来表示这三种类型的聚焦模式。首先是零聚焦，又称无聚焦，即叙事者大于主人公，也就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上主人公以及其他所有人的外观和思想上的变化都能被呈现出来。其次是内部聚焦，即叙事者等于主人公，他只负责传达主人公的情感、思想，以及主人公视野范围内洞察到的事物。最后是外聚焦，即叙事者小于主人公，叙事者比主人公知道得少，它是从外部投射目光到事件上，因此这种模式也是极度客观的。小说《看上去很美》运用的是第二种聚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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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思大众文化：重读王朔后期创作的文化批评.................41
第一节 反思之端：王朔对金庸的臧否.................................41
一、争论之源：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对王朔的冲击...................41
二、争锋相对：王朔对战的衰颓之势..................44
三、争论败北：王朔疏离大众文化的代价................................46

第三章 反思大众文化：重读王朔后期创作的文化批评

第一节 反思之端：王朔对金庸的臧否
王朔在文学道路上做出的种种向精英文化阵营示好的举动如果可以看作是对叛离大众文化的先声的话，那么王朔拿金庸开刀则可以看作其正式向大众文化阵营宣战。在王朔看来，大众文化正朝着媚俗化的方向发展，而金庸则是这种文化的代表，因此抨击金庸正彰显了王朔对捍卫新世纪以来新北京文化精神大旗的本质。
一、争论之源：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对王朔的冲击
1999 年 11 月 1 日，《中国青年报》刊载了王朔的《我看金庸》，这篇 3000多字的文章带着王朔独有的犀利和毒辣，抨击金庸小说看似雅俗交融，实则是换汤不换药，从语言到立意都难逃旧式小说的窠臼，给加冕在金庸头上的皇冠一个沉重的打击。王朔突然向金庸发难，与金庸小说从无名到具名化的过程有关。事实上，自上世纪 50、60 年代写作武侠小说的金庸，并未在文坛引起多大的波澜，80 年代之后，随着国门的打开，大陆开始重新接收外来文化新思潮，港台流行文化中的武侠言情、燕歌晏晏以其包装出来的非凡活力迅速抓住了大陆各个年龄、阶级群体的眼球，而引领金庸作品一步步走向经典化进程，大陆文化体制的接纳功不可没。
1980 年代金庸的作品主要通过盗版的形式在大陆广泛传播，非法盗版物的猖獗促使金庸小说正式出版，1984 年经由中国国家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的销量便已达到 4000 万册，受民间阅读热的影响，1994 年的三联出版社，作为文化出版界的泰斗，出版了一套金庸文集，这一套 36 册的文集不管是在装帧上、价格的设定上已然把金庸的作品定位到了文化收藏的地位，这是金庸攻破文化体制大门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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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当代文学史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1999 年之后的王朔上演了一幕“浪子回头”，从文学市场回归精神家园，而他 1999 年之后的作品也普遍被划入其后期创作的范围。经历过自身的创作危机，体验过大众文化极端的异化力，接受过来自学界的抨击以及“人文精神大讨论”的集体攻讦，王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市场经济时代艰难前行，而当大众文化巨大的威力淹没了王朔个人的艺术努力后，他终于心灰意冷，看清了真相，进而逃离出来。他逃离的方式便是用呓语和哲思密码式的追溯与回忆展现他自由人性下的特殊情绪体验以及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出路探索。尽管王朔想尽力与自己曾经的写作模式撇清关系，试图使其后期作品有幸列入经典文学之列，然而其后期作品背离日常生活经验和含混艰涩的特点，将读者套进了迷宫的壳，那些禅宗密语和哲学深思经王朔充满个性化的京味口语一展示，并未引起大家的共鸣，一度被人称作“皇帝的新衣”，而王朔对这些争议的回应及其译本与原文的对照展现的出入，其实隐秘地表示了王朔对于这类写作的力不从心。他更多展现的是，一个极力想要证明自己的作家，在固有价值观上的摇摆和对自我的不确定感。而这种从“为读者写作”到“为自己写作”的创作态度的转变，更让王朔曾经的拥护者乃至敌对者茫然失措，也因此让他的作品坐了冷板凳。
王朔后期的文学作品虽然反响平淡，但他那些淋漓尽致的批评文字却在民间、学界，乃至网络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王朔在后期的文学写作中是一个忍者的姿态，以云淡风轻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苦难和哀乐，那么在批评场域里，王朔则完全是一个战斗着的英雄，以他个人之力，顽强对抗已经占据大陆文化市场的香港流行文化，来为他所参与的本土大众文化尤其是北京流行文化正本清源。而后，对一系列文化名人的批判，对大众文化媚俗倾向的打压，站在知识分子立场痛骂知识分子的王朔，试图寻找一种自由的言说方式，以将文人的偶像化梦幻彻底击碎，从而揭开大众文化的遮羞布，展露其狰狞可怖的面目。王朔在竭力保持着清醒而独立的态度，与那些曾经与他为伍的取悦大众的文化群体一刀两断。诚然，王朔依然没有脱离他早期的痞气，他的文字中的情绪化表达降低了他批评文字的学理性，但这正是王朔在大时代下寻求自我的突围与努力的明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