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考古发现的农作物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主要是粮食作物，其次是瓜果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多为炭化籽粒，瓜果蔬菜多为果核和籽粒，也有少量保存较完整的果实出土。这些出土物多数是栽培作物的遗存，为探索它们最早栽培的年代提供了直接证据，对研究作物的起源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1．粮食作物
粮食在古代泛称为“五谷”，最早见于《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历来对“五谷”解释不一，如“黍稷菽麦稻”(《周礼·职方氏》郑玄注、《淮南子》高诱注)、“麻黍稷麦豆”(《周礼·天官·疾医》郑玄注)、“禾麻黍麦豆”(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五谷图)、“稻稷麦豆麻”(《楚辞·大招》王逸注)、“稻黍稷麦菽”(《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等等。实际上，“五谷”只是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泛称而已。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种植了黍、稷、粟、麻、麦、豆、稻等粮食作物。大体上黄河流域以黍、稷、粟、麻、麦、豆等旱作物为主，长江流域以水稻为主。它们都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
稻
水稻是从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成的，而野生稻只生长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稻谷遗存大多数也是在这一地区。仅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目前就已发现130多处，其中属于长江流域的有110多处，可见稻作的起源地应是“饭稻羹鱼”的“楚越之地”[37]。
20世纪上半叶，有关稻作遗存的考古材料，只有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烧土上的稻谷印痕，由于地层不明确，其确切年代还有争议[38]。因而在稻作研究方面，未能引起重视。
直到解放以后，由于考古事业的发达，有关稻作遗存的发现才逐渐增多。50年代，在湖北京山屈家岭、武昌放鹰台、天门石家河，安徽肥东大陈墩，江苏无锡施墩、无锡锡山、无锡仙蠡墩、南京庙山，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等处，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的炭化稻谷、稻壳或稻谷印痕，开始引起农学家的注意，丁颖教授在论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时就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60年代初期，在江西省修水县跑马岭、上海市青浦县崧泽、江苏省吴县草鞋山、湖北省郧县青龙泉和京山朱家嘴等遗址也发现了稻作遗存，其中崧泽、草鞋山等处的年代距今六千多年，远早于50年代的几处发现。可惜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考古发掘工作陷于停顿，直到70年代才恢复，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70年代初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和70年代末在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炭化稻谷。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十几个探方四百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和稻秆、稻叶，有的地方的堆积层厚达20～50厘米，经鉴定为中晚型水稻，籼稻约占60．32～74．59％，粳稻占20．59～39．68％，中间类型占3．6～4．41％(图一)。罗家角遗址六个探方中的第三、第四文化层也发现很多稻谷遗存。其中两个探方出土的稻谷经鉴定，籼稻占64．74～76．46％，粳稻占35．26～23．54％，均以籼稻为主，粳稻较少，而且还有一些中间过渡类型，说明是一个杂合群体(图二)。经碳十四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780±90年，罗家角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5190±45年，距今已有7000年左右，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由于时代早，数量大，而且还伴出大批骨耜等典型农具，显示出已有一定的农耕水平，说明其种植水稻的历史还应往前推移。因而许多学者认为浙江杭州湾附近的平原可能是水稻的起源地。联系草鞋山遗址第十文化层的灰坑中出土结成团块的炭化稻谷，籼稻约占60％，粳稻约占40％，而崧泽遗址出土的稻谷则以粳稻为主等现象来看，有随着时代的进展而粳稻的比重越来越大的趋势，这对研究籼粳分化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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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在长江中游发现了更早的稻谷遗存，从而把我国稻作的历史又向前推移了一大步。1983年和1984年，在湖北省枝城市红花套镇城背溪进行了两次发掘，于陶片上发现了所夹稻秆和完整稻壳的痕迹，经鉴定属于粳稻，其年代为距今8500年至7500年[39]。1988年，在湖南省澧县大坪乡彭头山进行发掘，发现在陶器胎土中羼有大量稻壳和稻谷，发掘者认为其属于栽培稻，时代为距今8000年(图三)[40]。大约与此同时，1983年至1987年发掘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在红烧土中发现了保存甚好具有鉴定特征的稻壳印痕，粳稻特征明显，其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是迄今为止，淮河上游已发现的最早的稻谷遗存[41]。
进入90年代，稻作考古又有更大的进展。1993年和1995年，两次对湖南省澧县八十垱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谷和已脱壳的米粒，其时代距今8000年。值得注意的是，堆积层中的一些陶片属于彭头山遗址最早期，年代极有可能逼近9000年[42]。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有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及广东省英德市牛栏洞等三处洞穴遗址。
1993年在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白石寨玉蟾岩发掘的三个层位均有稻属硅酸体，并出土一颗稻谷粒(具有野生稻特征，但具有人工初期干预痕迹)。1995年又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上再次发现水稻谷壳。此水稻谷壳的栽培化特征明显，近于现代籼稻类型，但兼备野、籼、粳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43]。玉蟾岩遗址的年代经北京大学对出土稻谷同层位标本的碳十四测定为距今15000年至14000年。考虑到石灰岩溶洞地区碳十四测年偏早的因素，距今10000年应没问题[44]。仙人洞遗址的稻谷遗存则是从文化层泥土中检测出的水稻植硅石，经分析，可以看出12000年前的水稻植硅石属于野生稻，10000年至9000年前的水稻植硅石属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的形态，7500年以后则完全是栽培稻[45]。也就是说，在仙人洞地区，栽培稻是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初期，距今大约10000年至9000年之问。1996年在广东省英德市牛栏洞遗址的第二、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了水稻植硅石，属于非籼非粳类型，年代距今11000年至8000年之问(图四)[46]。
这三处发现表明早在1万年以前，原始居民就已经开始驯化栽培水稻，这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再次雄辩地证明中国是世界水稻起源地之一。同时也表明，史前稻作遗存的一系列发现，是20世纪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的最重大的成就。
粟
粟是从狗尾草驯化而成的，属于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喜温暖，耐旱，对土壤要求不严，适应性强，可春播和夏播，因此特别适合在我国黄河流域种植。粟去壳称作小米，含有10％～14％的蛋白质，高于大米、玉米和高梁，含有2％左右的脂肪，高出大米三倍，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营养价值很高，长期以来一直是北方人民的主粮。粟原产于中国北方，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辽宁、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先后发现炭化粟粒、粟壳或粟的谷灰达40多处[47]。说明早在原始时代，粟就已成为主要的粮食。
最早发现的粟遗存是20世纪30年代在山西省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出土的粟壳，其时代为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这一发现当时曾引起国外学术界的注意[48]。40年代，陕西省宝鸡市斗鸡台遗址和辽宁省赤峰县蜘蛛山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粟粒[49]。50年代在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和西安半坡村以及甘肃永靖大何庄、兰州白道沟坪，相继发现了粟遗存，其中以半坡的发现较为重要[50]。
在半坡遗址的房屋、窖穴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很多粟遗存。 F37出土的陶缸中有腐朽的粟粒壳；F2门道口有一个双耳大瓮，内有腐朽灰白色谷物粉末；T8出土的贮藏罐藏有保存完好的粟粒；M152压在女性儿童左脚上的5号和6号钵也装有粟粒，两钵的内壁还粘附许多粟壳；F88内东北角有一个小窖穴，深不到1米，底径约1米，内有粟粒朽灰堆积，显系一贮藏粟米的粮窖；H115内亦堆积厚达18厘米的谷物朽灰，谷灰呈灰白色的半透明状，应亦为粟遗存。粟不但发现于房屋、窖穴，还发现于墓葬中，成为女孩的随葬品，可见粟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半坡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800年至前4300年。在50年代，这是年代最早的一处发现，它证明粟的栽培史可达六千多年(图五)[51]。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60年代，在陕西省邠县下孟村、河南省洛阳市王湾和甘肃省临夏市马家湾等地也发现了粟遗存[52]，但其年代没有突破。真正有重大突破的是在70年代。
1976年至l978年，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2579平方米的面积上发掘出大量灰坑、房址和一些壕沟，发现一批制作规整的农具和粮食作物。这些发现向人们展示了华北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农耕水平。磁山遗址共发现476个灰坑，其中88个灰坑存有粮食。灰坑一般呈长方形，长1～1．5米，宽0．5～0．8米，深1～5米不等。口、底大小基本相同，少数底略大于口。坑壁垂直，有些坑壁面上留有木耒痕迹。腐朽的粮食均堆积在窖穴近底部，十分疏松。有些窖穴底部的粮食堆积中有完整的陶盂，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还有一些窖穴，在粮食堆积的底部整齐地摆放着猪、狗等家畜，可能是存放粮食时为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而放入的。还有些窖穴上半部堆积层下常有一层黄色硬土，它与底部粮食堆积之问常有高0．5～0．6米的空隙，这是因粮食腐烂下沉体积缩小而形成的。空隙之上，由于这一层硬结的黄土而使上部堆积未塌落。可见，这些窖穴当年存放粮食之后是用黄土封实盖住的，以后一直未曾动用过。这些腐朽粮食出土时略为潮湿，颜色显绿，风干后呈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状，质轻疏松。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壳，颗粒完整，外部形态圆隆饱满，直径约2毫米，与现代粟粒基本相同。磁山遗址出土的粮食堆积数量之多是极为罕见的，有人曾根据88个窖穴粮食堆积的体积进行测算，推测其可能达到5万斤以上[53]。尽管这一推测会有误差，但无论如何，磁山遗址出土如此之多的粮食，使得人们对原始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不得不刮目相看。磁山遗址经碳十四年代测定，为公元前5405±100年和公元前5285±105年。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6005年至前5948年，比半坡遗址早1000多年。这样就把粟的栽培历史推到8000年前，从而有力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
同一时期在河南省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年代相近的粟遗存。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早于仰韶文化而与磁山文化相当的一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类似磁山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和石镰等，且制作得更为工整。虽然70年代发掘裴李岗遗址时没有直接发现粮食遗存，但后来在发现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新郑县沙窝李遗址以及再次发掘裴李岗遗址时，都发现了粟遗存。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粟。沙窝李遗址在第二文化层距地表0．5米深处，发现一片比较密集的粟的炭化颗粒，面积约0．8～1．5平方米。沙窝李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5220±105年(未经树轮校正)，可见河南省种植粟的历史也可推到7000多年前[54]。
以上发现多数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似乎表明粟的起源地应该就在这一带。大约经过千年左右的发展，粟的种植已经扩展到黄河下游。七八十年代，在山东省胶县三里河、莱阳县于家店、栖霞县杨家圈、广饶县傅家以及滕县北辛等遗址，都发现了距今五六千年的粟遗存。在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座1．4米深的窖穴内出土了体积达1立方米多的粟遗存(只剩下粟壳)。这座窖穴占据了屋内将近1／2的面积，因此，这座房屋可能是当时的一座库房[55]。三里河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800至4200年。而滕县北辛遗址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左右。可见黄河下游种植粟的历史也经过漫长的岁月。
大约到了商周时代，粟的种植已经传播到遥远的南方，如云南省剑川县海门口，出土了公元前1150年的成把粟穗。甚至连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有粟出土。如台湾省台南市牛稠子头、台中县清水镇牛骂头遗址也发现了距今3000年左右的粟粒和粟秆的压痕[56]。商周以后，粟在中原大地的种植已经很普遍，战国至汉代的文献中经常记载粟是主要粮食，如“粟菽多而民足乎食”(《墨子·尚贤》)，西汉的农书《氾胜之书》就将粟列为五谷之首。因此在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等地的西汉墓中都发现用粟随葬，可见长江流域各地也种植粟。河南省洛阳市含嘉仓的发掘证明，粟在粮食作物中的首席地位一直保持到唐代。考古工作者在含嘉仓城中探出259座大型粮窖，仅第160窖中就保存有约25万斤炭化粟粒，它们绝大部分仍保持颗粒状，由此可见隋唐时期粟的种植已达到非常发达的程度了。宋代以后，粟的“五谷之首”地位才被水稻所取代。转贴于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黍、稷
黍、稷均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温暖，不耐霜，抗旱力极强，因此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种植。商周时期黍、稷是北方居民的主要粮食作物，甲骨文和《诗经》中黍的出现次数最多，远远超过粟。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子实黏性者称为黍；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分枝向四面散开，秆上无毛，子实不黏者称为稷。至于先秦古籍中的稷是指黍还是指粟，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本书介绍的出土实物是农学界所称的黍、稷，而不是粟，出土的粟已在前面介绍过了。
相对于粟来说，出土的黍、稷要少得多。目前见诸报道的新石器时代的黍、稷遗存只有十几处。实际上恐怕不止这些，除了有的发现尚未报道外，可能过去有些发现未经科学鉴定，往往分不清黍和粟的区别，而以粟的名称报道，因而过去考古报告中的粟，如果未经科学鉴定，其中有的可能就是黍、稷。目前经过科学鉴定而年代最早的要算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层中出土的炭化黍粒(经甘肃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鉴定，确认其为黍，也有人认为是稷)[57]。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850年，可见黍在中国的栽培也有近8000年的历史了，与粟一样古老，它为黍起源于中国的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此外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陕西、青海、新疆等省区也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黍、稷遗存。其中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出土的黍粒，年代为公元前5300年至公元前4800年。山东省长岛县北庄遗址出土的黍壳，年代为公元前3500年。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的黍壳和朽灰，年代为距今5500年至5000年(图六)。甘肃省东乡县林家遗址，在F20出土的陶罐里发现了和粟粒、大麻籽装在一起的稷粒；在H19和h31发现了带有细长芒的稷穗捆扎成束堆放在一起，堆积面积达1．8立方米。从出土的情况观察，当时是用锋利的石刀或骨刀将带小穗的花序割下来，再精心地将稷秆分别扎成小把，待晒干后整齐地堆放在窖穴之中，可能是为第二年播种准备的种子，由此可见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已大有提高。林家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可见至少到了5000年前，黍、稷已为北方各地所种植，成为当时的主粮之一[58]。
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尚未发现过黍、稷遗存，可能因它不适于在潮湿多雨而又炎热的南方种植，故不受南方人民的重视。只是在江苏、湖南和广东的一些汉墓中出土了一些黍粒和稷粒(多为空壳)。但是它们可能是从北方运来的粮食，不一定就是南方的产物，这也许和墓主人的身分、籍贯与喜好有关。
麦
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多主张小麦起源于西亚，中国的小麦也是从西方传入的。日本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小麦可能是张骞通西域之后才传入的[59]。但随着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增多，国内也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小麦是独立起源的[60]。
解放前曾在山西省保德县王家湾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印有某种类似麦粒和芒的痕迹，因缺乏科学的记录，未引起重视[61]。解放后最受人注意的考古发现是1955年安徽省亳县钓鱼台遗址出土的炭化麦粒。出土时，麦粒装在一个陶鬲中，呈青黑色，颗粒完整，共重900克左右。麦粒粗短没有稃，腹沟向两旁伸展，经小麦专家金善宝教授和南京农学院植物教研组鉴定为小麦栽培种。它比当地种植的现代小麦的籽粒略小，每粒平均长3．89毫米，宽2．68毫米(现代小麦平均长5．49毫米，宽2．9毫米)。这一发现曾当作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种植小麦的实物证据而引起国内外的重视。但是考古学家杨建芳先生著文指出，该遗址在地层上应有早晚之分，出土陶鬲的地层与龙山文化地层不属同一时期，盛麦的陶鬲也不是龙山文化的器形，而是西周时代的器形[62]。这样，小麦的时代最多只能定为西周。即使如此，这一发现对研究黄淮流域小麦种植的历史仍然有重要价值，对小麦是张骞通西域以后才传入中国的说法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转贴于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此后，在60年代初，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颗粒完好的炭化小麦粒，不过其绝对年代却不超过距今3000年。1979年，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西北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的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小麦粒。经四川农学院农学系鉴定为普通小麦和圆锥小麦，其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图七)。与之相比，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的麦粒稍大，比较饱满。说明经过1000年左右的栽培，新疆的小麦品种已有明显的进化。1986年，在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中发现了大麦植株和穗子。与现在哈密地区普遍种植的大麦品种相比较，它们除穗子较短外，其他特征基本相似，说明有很近的亲缘关系，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3200年左右。这对于研究大麦的起源、传播和品种的演变，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并且由此还可看出新疆地区在我国麦类作物栽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63]。
到了80年代，有关麦的研究才有较大突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李瑶教授于1985年和1986年两次在甘肃省民乐县六霸乡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麦、小麦、高粱、粟、稷等五种炭化籽粒。其中采集到的数百粒小麦籽粒，可分为大粒型、普通型和小粒型三种。大粒型平均粒长5．7毫米，宽3．75毫米，厚与宽接近，形状为椭圆形或卵圆形，胚部与腹沟都清晰可辨，籽粒尾端圆；普通型平均长4．9毫米，宽3．35毫米，厚接近于宽，籽粒形状为短圆形或卵圆形，籽粒尾端圆，胚部与腹沟清楚；小粒型平均粒长4．05毫米，宽2．95毫米，厚与宽接近，籽粒形状为短圆形或卵圆形，胚部与腹沟清楚可辨。这些麦粒均与普通栽培小麦粒形十分相似，属于普通小麦种(Triticum aestiuum)。可以看出它们当时是混合生长在一起的，植株有高有矮，穗头有大有小，很不整齐，是一种粗放耕作的原始种植业。出土的大麦粒呈纺锤形，两头尖，胚部与腹沟都很清楚，绝大多数为裸粒，平均粒长为5．21毫米，宽3毫米，厚与宽接近。它们与现代西北地区种植的青稞大麦形状十分相似，属于栽培型的青稞麦(Hordeum vulgare uar．nuda)。此外还可能有少数皮大麦和黑麦籽粒[64]。东灰山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5000年左右，这样就解决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是否种植小麦的长期争论，把我国小麦种植的历史推到5000年前，是我国近年来农业考古的一个重大收获(图八)。
小麦的种植到商周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甲骨文已有麦、来等字，并有“来麦”、“受麦”、“呼麦”、“告麦”、“田麦”、“登麦”、“食麦”等卜辞，可见当时中原地区对麦的种植是很重视的。《诗经》中麦字出现九次，仅次于黍、稷。《战国策·东周策》：“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推广小麦的种植，说：“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各地西汉墓中经常有小麦出土。对于“五谷”一词，历来众说纷纭，但不管汉儒的注释如何矛盾，其中必定有麦。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上面刻有五种嘉谷图，其中就有“嘉麦”，足以证明至迟到了西汉，麦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重要粮食。
高粱
高粱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高粱秆直立，叶片似玉米，厚而较窄，穗形有扫帚状和锤状两类，颖果呈褐、橙、白或淡黄色；种子为卵圆形，微扁，质黏或不黏；性喜温暖，抗旱，耐涝，我国南北均有种植，以东北各地种植最多。农学界多认为高粱原产于非洲中部，而我国文献记载直到晋代才有“蜀黍”一名[65]，唐代才有高粱的名称。据陆德明《尔雅释文》载：“按萄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以种来自蜀，形类黍，故有诸名。”因此，过去很多学者都认为我国的高梁是魏晋时期才从国外引进的。但是，解放后在辽宁辽阳三道壕、陕西西安市郊、河南洛阳烧沟等地西汉村落、墓葬中发现了高粱籽粒，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高粱。1957年还在江苏省新沂县三里墩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炭化高梁秸秆和叶片，标本是经过南京农学院农学系鉴定的。于是人们又到文献中查找汉代以前是否有高粱的其他名称。有的学者认为古文献中的“粱”、“膏粱”、“秫”、“粱秫”等都是指高梁[66]，有的则认为“粱”指的是一种品质优良的粟类作物[67]。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这个问题有待农史学家继续研究，考古学家们更关心的是地下实物。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山西省万荣县荆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过高粱，因是孤证，人们总是有所保留。而50年代的一系列发现的时代均在战国以后。中国新石器时代是否已经种植高梁，学术界始终持怀疑态度。70年代在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第三期房子中出土了一瓮仰韶文化时期的炭化粮食，经李瑶教授通过对其外表形态观察判断，认为是高粱米[68]。但是后来黄其煦先生对标本用灰像法进行观察，并未发现高粱的灰像，因此认为大河村的材料是靠不住的[69]。这样一来，不但对大河村的高粱予以否定，而且也对荆村高粱的可靠性和科学价值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出现转机。1980年初，在陕西省长武县碾子坡遗址的先周文化层中发现了3000年前的炭化高粱，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为未去皮的高粱籽粒。这样就把高粱种植的历史大大推前了一步。更为珍贵的是前述李瑶教授等人1985年和1986年在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发现的5000年前的炭化高梁，其形状和现代高粱相同，接近球形。以20粒平均数计，粒长3．8毫米，宽3．2毫米，厚与宽同。炭化籽粒中有一些破损，有一些胚部可鉴，比较完整，经鉴定是中国高粱较古老的原始种(图九)。这两处重要发现再次填补了中国农业考古上长期留存的空白，使人们对过去荆村的发现给以重新评价，也使主张中国高粱独立起源论的学者信心倍增。当然，要解决中国高粱起源于何时何处的问题，目前还为时尚早。但中国种植高粱的历史可以早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看来是难以否定的。
高粱的种植到了汉代有较大的发展，这从辽宁、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江苏和广东的汉墓中都有高粱随葬可以得到证明。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汉墓出土的陶仓上经常书写“麦万石”、“粱万石”、“豆万石”之类文字，这显然表明地主阶级对财富的贪婪占有欲，死后还幻想挥霍大量粮食。但有意思的是，将写有“梁万石”陶仓里的谷物送到河北农学院鉴定，竞发现是高粱[70]。可见，汉代文献中的“粱”有可能是指高梁。于是，本来应该由农史学家们去解决的高粱名实之争，由于考古资料的发现，却使考古学家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
豆
大豆古代叫菽。《诗经》中就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的诗句。汉儒在解释“五谷”时，或说“黍稷菽麦稻”(《周礼·职方氏》郑玄注)，或说“麻黍稷麦豆”(《周礼·天官·宰下》郑玄注)，或说“稻稷麦豆麻”(《楚辞》王逸注)，都有大豆在内。前面提到的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上的五种嘉谷图中就有“嘉豆”。战国时期的文献更是经常“菽粟”并提，《战国策·韩策》：“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都证明大豆在古代确实是主要粮食之一。
大豆原产于我国北方，是从野生大豆驯化而来的，山东省滕州就出土过4000年前的野大豆粒。80年代在陕西省扶风县案板出土的已经钙化的“豆类颗粒”，距今4000多年。其次是五六十年代在东北的发现。如黑龙江省宁安县大牡丹屯和牛场遗址以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遗址都出土过大豆，其年代距今3000年左右。稍晚些的是吉林省永吉县大海猛遗址出土的大豆，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2590±70年，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时期。在山西省侯马市也出土过战国时期的大豆，出土时大豆还呈淡黄色，其外形和现在栽培的大豆很相近[71]。
大豆在汉代，已经被普遍种植，西汉农书《氾胜之书》专门记载了大豆的栽培技术，并认为“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书中提倡每人要种五亩大豆，“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还指出利用区种法种植大豆，亩产可达16石(约等于今天亩产396．5斤)，产量是很高的[72]。各地的汉墓中也经常出土豆类实物，如河南洛阳烧沟、湖南长沙马王堆、广西贵县罗泊湾的西汉墓中出土过大豆，湖北江陵西汉墓中出土过黑豆，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墓中出土过豌豆[73]。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麻
大麻为桑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系雌雄异株植物。雄麻古称为枲，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雌麻古称为苴，籽粒可以食用，古代曾列为五谷之一。甘肃省东乡县林家遗址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大麻籽，说明作为食用的大麻种植历史至少有5000年以上[74]。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过大麻籽粒，河南洛阳烧沟、湖南长沙马王堆等西汉墓中，也出土了麻籽，说明大麻直到汉代还经常被当做粮食。难怪汉代郑玄在注《周礼·天官·宰下》“五谷”时认为是“麻黍稷麦豆”，竞把麻放在第一位。不过，汉代以后作为粮食用的麻籽逐渐退出五谷行列，汉以后的墓葬或遗址中也就很少发现有麻籽遗存。
莲藕、菱芡、栗子
湖南省临澧县胡家屋场遗址及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了莲子、菱角和芡实，其年代距今8000多年；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莲子；江苏省吴县草鞋山和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嘉兴市马家浜、吴兴钱山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菱角；江苏省海安县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芡实。这说明原始居民也利用水生植物的果实充饥。不过当时可能是采集野生的莲藕、莲子和菱芡，是否已经人工种植尚难断定。此外，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过许多炭化栗壳，表明6000多年前人们也采集野生的栗子作为食物。《诗经》中已经提到藕、栗，可能在商周时期已有人工种植。考古发现中多数为战国以后的实物。如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江陵市望山，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湖南省临澧县九里墩等地的战国墓中出土过板栗实物和莲子。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西汉墓和贵州省兴义县的汉墓都出土过藕片和莲蓬。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江陵雨台山战国墓和湖南长沙的马王堆、贵州兴市的汉墓中也出土了菱角[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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