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农作物的驯化和栽培（2）

2．蔬菜瓜果

　　我国蔬菜瓜果的种植历史，文献上只能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已经产生了专门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如甲骨文中已有“圃”字，《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毛传》：“春夏为圃，秋冬为场。”《诗经》中涉及的蔬菜有韭、葵、瓜、瓠、菽、葑、菲、芹、笋、藕、荠等十几种，涉及的果树有桃、李、杏、梅、枣、栗、郁李、薁、棠、柚等十几种。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其历史则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相对于粮食作物来说，蔬菜瓜果的遗存发现较少，特别是蔬菜，叶茎难以保存，只有少量菜籽出土，瓜果多数只保存果核。
　　蔬菜
　　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蔬菜遗存只有油菜、白菜或芥菜、莲子、菱芡和葫芦等。50年代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的一座房子里曾发现一件小陶罐，口很小，内盛炭化了的菜籽，经鉴定属于白菜或芥菜的种子。菜籽装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里，显然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供来年种植的种子[76]。可见我国人工种植蔬菜的历史已经有6000多年。80年代初，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发现了油菜籽，大地湾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5850年，又把我国蔬菜的种植历史推前了1000多年[77]。
　　50年代，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遗址曾出土过“西瓜籽”，后来鉴定为葫芦籽；70年代，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出土过葫芦籽和皮；80年代，江苏省吴江县龙南遗址出土过葫芦籽。说明葫芦的种植历史应该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至少在7000年前已成为原始居民的主要蔬菜之一。江西省九江市神墩遗址出土过商代的葫芦壳，湖北省当阳县金家山和河南省信阳县长台关的春秋战国墓中出土过葫芦籽，湖北省江陵县、广西贵县罗泊湾、江苏省连云港等地的西汉墓中都出土过葫芦遗存。
此外，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战国墓出土过生姜，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墓出土过干菜，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西汉墓出土过菜叶(可能是芹菜)，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西汉墓出土过芥菜籽、冬葵籽、生姜、芋、笋、花椒等，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也出土过姜、芋、花椒等，山西省平陆县汉墓出土过白菜籽和可能是葱的种子，江苏省邗江县甘泉西汉墓出土过菠菜和蕹菜籽，新疆民丰发现汉代的萝卜和蔓菁实物，陕西省韩城县姚庄坡的东汉墓里发现了薄荷[78]。
　　瓜果
　　从考古资料看，我国史前时期采集或栽培的瓜类主要是甜瓜，水果主要有被《礼记》称为“五果”的桃、李、梅、杏、枣等。
　　瓜
　　瓜是古代的主要水果之一，因其味道甘甜，食用方便，且生长期短，容易栽培，故各地都有种植。《诗经》中也有描写种瓜的诗句。50年代，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遗址曾出土过“芝麻”，后来被认为是甜瓜籽。80年代，江苏省吴江县龙南遗址也出土了甜瓜籽。说明甜瓜的种植至少是始于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79]。
　　桃
桃的原产地是中国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采食野生的桃子。河南省新郑县峨沟北岗遗址、江苏省海安县青墩遗址、广西钦州县独料遗址、浙江省杭州市水田畈遗址和吴兴县钱山漾遗址都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桃核。至迟在夏商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人工种植桃树。《夏小正·六月》就有“煮桃”的记载，夏纬瑛先生考证此桃不是野生的山桃，而是家桃，“煮之以为桃脯”。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出土了二枚外形完整的桃核和六枚桃仁。桃核呈椭圆形，较扁，核的表面有皱纹和沟纹，顶端尖，基部扁圆，中央有果柄脱落后的疤痕。桃仁灰白色，呈椭圆形或长卵形，长10～15毫米，宽8～13毫米，横断面呈扁圆形。种皮薄，破碎后现出黄白色种仁。经鉴定，与今天的栽培种完全相同。可作为《夏小正》记载中所煮的桃是家桃的旁证。到了西周，桃树的种植就很普遍了。《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天天，灼灼其华。”《诗经·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觳。”说明当时已将桃树种植在果园里了。桃和李、梅、杏、枣被《礼记》同列为祭祀的“五果”，因而也被作为随葬品，各地的战国和汉墓中经常发现桃核[80]。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李
李与桃都是我国古代主要的果树，历来桃李并称，如《诗经·大雅》中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李树有可能和桃树一起在史前即已人工种植，但是目前尚未发现史前的李子遗存。《诗经·王风·丘中有麻》在提到“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之后，又唱道：“丘中有李，彼留之子?”既然是与麻麦等作物同在丘中，当是人工种植的李树。可见李树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商周时期。目前仅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墓葬中出土过郁李仁。发现较多的是战国时期的李核。如湖北省荆门县包山、江陵县秦家嘴，四川省昭化县船棺葬等战国墓中都出土过李核。此外四川成都凤凰山、湖北光化、广西贵县罗泊湾、江苏连云港及铜山、龟山等地的西汉墓中也出土过李核，反映西汉时期李树的种植范围已逐步扩大[81]。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提到“上林苑”御花园中的李树就有15个品种，如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羌李、燕李、蛮李、猴李，说明西汉时期李树的培育已经很有成就。
梅
　　我国是梅树的起源中心。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梅核，可见早在七八千年前人们就已采食梅子充饥。至少在夏商之际已开始人工种植。《夏小正·正月》即提到梅树开花。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一件铜鼎中，装满了炭化的梅核。梅核呈扁圆形，两端尖，长约10毫米，宽7毫米，厚5．5毫米，表面遍布蜂窝状凹点和沟纹，经鉴定与栽培的梅核相似[82]。到了周秦时期，梅树的种植更为普遍。《诗经》中经常歌咏梅树，如“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秦风·终南》)、“墓门有梅，有鹗萃止”(《陈风·墓门》)、“鸤鸠在桑，其子在梅(《曹风·鸤鸠》)”。表明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都遍植梅树。从四川省荥经县曾家沟和湖北省江陵县的战国墓中出土的梅核，亦可推测当时长江流域广泛分布有梅树。到了西汉，梅树的种植就更为普遍了。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江苏省邗江县胡场、广西贵县罗泊湾、广东省广州市皇帝岗等地的西汉墓中都出土了梅核[83]。特别是在马王堆汉墓的许多陶罐里都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梅核和梅干，部分果核还残留着厚厚的黑褐色果肉。果核坚硬，长16～18毫米，宽12～18毫米，厚12～14毫米，表面有蜂窝状凹点和沟纹，种仁褐色，外形完整。同时墓中出土的竹简上还记有梅、脯梅和元梅等名词。脯梅和元梅都是用梅果制成的加工果品，可见当时长江流域不但盛栽梅树，而且已经掌握梅果的加工技术，并精制成许多食品了[84]。
　　杏
　　杏的栽培历史同样古老，至少在夏代就已开始种植。《夏小正·正月》提到杏树开花。《夏小正·四月》则记载“囿有见杏”。囿是围有土墙的园圃，可见是人工种植的杏树。战国时杏的种植更为普遍。《管子》说：“五沃之土，其木宜杏。”《山海经》载：“灵山之下，其木多杏。”到了汉代，中原地区遍植杏树，以至荒年赖以充饥：“东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烂然黄茂。自中原丧乱，百姓饥饿，皆资此为命，人人充饱。”[85]汉墓中亦有用杏随葬的，如湖北省光化县和江陵县凤凰山、江苏省连云港和铜山县龟山以及仪征县胥浦等地的西汉墓中都出土过杏核[86]。
　　枣
　　枣树原产于中国。河南省陕县水泉和新郑县裴李岗以及沙窝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杭州市水田畈和吴兴钱山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野生的枣核或酸枣核，说明早在七八千年前人们就开始采食野生的枣子充饥[87]。商周时期，人们早已种植枣树。《诗经·魏风·园有桃》提到“园有棘，其实之食”。棘即是小枣。《诗经·豳风·七月》唱道：“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将枣与葵菜、大豆和稻谷相提并论，可见枣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战国，枣树的种植更为普遍。《战国策》记载：“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湖南省临澧县九里墩和四川省昭化县的战国墓中就出土了枣核。各地的西汉墓中更是经常发现用枣子随葬，如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广东省广州市皇帝岗和象岗山，江苏省连云港和铜山县龟山、仪征县胥浦、邗江县胡场、扬州，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等西汉墓中都出土了枣核[88]。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最为突出，不但发现许多枣核，而且发现很多保存完好的枣果。枣果为矩圆形，长1．5～2．5厘米，直径为1～1．8厘米，果皮灰褐色，多已皱缩。出土的竹简上还记载“枣一笥”、“枣脯一笥”等字样[89]，可见已掌握将枣子精制为果脯的加工技术，使人不禁想起《史记·货殖列传》中“安邑千树枣，此其人与千户侯等”的记载，当时不但枣树种植规模大，而且已经是商品化生产了。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除了上述几种之外，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些其他果实遗存，不过时代大都未早过战国时期，如广东省高要县茅岗、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湖北省江陵县等战国墓出土的柿壳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柿核；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梨子和香橙；广西钦州县独料新石器晚期遗址和广东省高要县茅岗战国墓、广州市皇帝岗西汉墓、广西贵县罗泊湾及风流岭西汉墓出土的橄榄核和乌榄核；广西合浦县堂排西汉墓出土的荔枝皮、核；广东省广州市皇帝岗及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的杨梅核；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战国墓出土的苹果及其种子；新疆民丰县尼雅发现的东汉葡萄园遗址及新疆吐鲁番高昌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葡萄，等等[90]。

3．麻、苎、葛、棉、蚕桑

作为纺织原料的纤维作物，主要有大麻、苎麻、葛和棉花等，此外人们也很早就开始利用蚕丝，其历史大部分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
　　麻
作为雌雄异株植物的大麻，其中雌麻的籽粒可作为粮食食用。雄麻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早在史前时期就已被利用。目前以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出土的麻布残迹为最早，距今4000年左右，出土时附在小孩骨架上，为黄色平纹麻布残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0根[91]。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也出土了4000年前的大麻纤维[92]。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商代麻布，属平纹组织的大麻纤维。在福建省崇安县武夷山商周崖墓中也发现大麻布，均为平纹组织，其中最大一块残长110厘米，宽12～26厘米，每平方厘米经纱8根，纬纱12～14根。这些发现，与《诗经·王风》中“丘中有麻”、《诗经·陈风》中“东门之池，可以沤麻”等诗句相印证，说明商周时期大麻的种植较为普遍，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衣着材料了[93]。
　　苎
苎麻为荨麻科多年生草本作物，雌雄同株，喜光和温暖湿润气候，耐旱，一年可收获二三次，自古以来为我国纺织原料之一。《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中有“可以沤纻”诗句，纻即苎麻，其种植历史当在周代以前。1958年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遗址出土过一些苎麻布和细苎麻绳，距今4000多年[94]。福建省武夷山船棺中发现了二块商周时期苎麻布，每平方厘米经纱20～25根、纬纱15～15．5根。陕西省扶风县杨家堡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苎麻布。安徽省舒城县凤凰嘴遗址出土了春秋中期的苎麻布残片。湖南省长沙市浏城桥和杨家湾遗址，江西省贵溪县崖墓，江苏省六合县和仁等地的春秋战国古墓中都出土过苎麻布[95]。
　　葛
葛是豆科纤维作物，成长于路边、草坡、疏林中，块根含淀粉，可食用，茎皮纤维可织葛布。葛本是野生植物，但早已被利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就出土过6000多年前的葛纤维纺织品残片[96]。很可能，史前先民已经有意识地保护利用它，从而成为半野生状态的纤维作物，商周以后就逐渐被培育成为栽培作物了。所以《诗经》中多次提到葛，如“葛屦五两”(《齐风·南山》)、“纠纠葛屦”、“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获”(《周南·葛覃》)等。
棉
棉花为锦葵科一年生草本(简称草棉)或多年生灌木(简称木棉)。性喜温暖，适宜在砂壤土种植。棉花在古代叫作吉贝、白叠。《禹贡》：“淮海唯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此织贝古人认为是织成贝纹的棉布。《南方异物志》：“五色斑布……古贝(即吉贝)木所作……染之五色。”说明古代南方沿海岛屿早已种植木本棉花。《南史·列传六十九》：“高昌国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日白叠子。国人取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可见西北地区也早已种植草本棉花。考古材料则表明中国种植木棉可早到商周。福建省崇安县武夷山船棺中曾发现一片棉布，时代距今3000年前后，经鉴定为平纹棉布，经纱宽约0．5毫米，纬纱亦宽约0．5毫米，每平方厘米密度经纱14根，纬纱14根[97]。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块棉布。新疆汉唐墓葬中亦常有棉布制品出土，甚至还出土了棉花和棉籽(草棉)。大约在宋代以后，棉花在中原和江南地区种植甚多。庞元英《文昌杂录》：“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方勺《泊宅编》：也载“闽广多木棉。”浙江省兰溪县南宋中期墓葬中出土一件棉毯，全部是用棉线织成，经纬条干一致，两面拉毛均匀，具有细密厚暖等优点。可见浙江植棉业已有一定规模[98]。到了元代，棉花种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很普及，元朝政府就“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99]。至明代，棉花已是“其种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丝帛盖百倍焉”[100]。江苏、江西等地出土的棉花、棉布都可作为实物例证[101]。 转贴于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桑(附蚕)
　　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大片野生桑林。史前先民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也会采摘桑椹充饥，因而有可能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注意将野蚕茧丝加以利用，继而有意识地保护、饲养野蚕，最后将它驯化成家蚕。《夏小正·三月》：“摄桑委扬……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甲骨文已有蚕、桑、丝、帛等字，并且祭祀蚕神。西周已出现专门种植桑树的桑田(《诗经·定之方中》)，面积以十亩计(《诗经·十亩之间》)。《诗经·豳风·七月》亦有“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等诗句，反映了妇女采桑养蚕的生动情景。商周墓葬中常以玉蚕随葬，出土的一些丝织品残迹也表明丝织技术相当成熟。这些都说明商周时期的蚕桑业已较发达，也兆示我国蚕桑的历史应该可能早到史前时期。
　　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半个经人工割裂过的茧壳，茧长15．2毫米，幅宽7．1毫米[102]。1958年，在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遗址发现距今4710±100年的绢片、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织成[103]。70年代，在山西省芮城县西王村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蛹[104]。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发现蚕纹牙盅[105]。80年代，在北京市平谷县上宅、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陕西省神木县石峁、辽宁省锦西县沙锅屯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陶蚕蛹或玉蚕[106]。其中南杨庄发现的二件陶蚕蛹，长2厘米，宽、高均0．8厘米，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由此可见，在五六千年前，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植桑、养蚕、缫丝的技术，从而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丝织的国家。
战国以后，蚕桑业有很大发展，各地农家大多种桑养蚕，“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在一些铜器上也开始出现采桑的图像。如河南省辉县出土的铜壶和故宫博物院藏品宴乐铜壶以及四川省成都市出土的铜壶上都有采桑图像。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石刻、四川省成都市和德阳县的汉代画像砖上也有桑园图像[107]。可与《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齐鲁千亩桑麻……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相印证。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出土画像砖中的采桑图，色彩鲜艳，形象逼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桑园景象，可与《齐民要术》中有关桑树种植技术经验的记述相印证，表明当时蚕桑业也相当发达[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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