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危机源自我们自身：
电荒、水荒、煤荒、油荒都在预示着同一个问题，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乃至全世界的资源和环境，能不能支撑我们13亿人这种粗犷、豪迈地，无所顾及毫无节制地高速发展？我们按照目前的能源方式能不能到达未来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仅仅是因为政府关闭那些形同“嗜人黑窟”的“三无”小煤窑，或者仅仅是整治一下号称“马路杀手”的超载运煤车，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缺煤少电，就不得不让我们辛勤一生的父母在寒冬中受冻，让我们的孩子在烛光下进行期末复习，难道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必须依靠这些“野蛮”的方式才能完成我们的“原始积累”？才能保持我们伟大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面对问题，现在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资源、环境和发展的问题，如何面对未来，如何与这地球上其他40余亿人共同生活和前进。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何依靠有限的自身资源和人类共同的资源，以最小的资源、环境和资金代价实现“和平崛起”，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屹立于东方的伟大国家。
中国这一次面临的能源短缺从深层分析，实际上是资源不足、体制失效、观念落伍和知识危机的并发症。
资源不足：
从硬件看，“荒”的主要原因是资源不足，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能源资源已经不可能继续支撑中国在目前方式下的高速发展态势。要保持持续高速地经济发展，煤、油、气、水、土地、运力、环境，以及核燃料等基础资源，没有一种资源能够按照现在这种使用方式来支撑起中国的明天。而太阳能、风能、核聚变等新能源技术依然还是遥不可及，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我们自己。
原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节能处处长陈和平曾撰文指出：假定中国再建设60个大亚湾核电站，核电装机1.2亿kW；水电增加10个三峡，把2.6亿kW可经济开发的水资源全开发完了；煤炭开采达到空前的19亿吨标准煤；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到4.6亿吨标准煤，其一次能源的总供应能力也只能达到32亿吨标准煤，届时人均能源的占有量仅能增加1倍。
1989年底，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现任北京市长的王歧山去美国访问时对美国的金融家们和因为“六四”陷入迷茫的中国留学生们指出，由于资源和人口的制约，中国不可能向美国那样去发展，所以别无选择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更有效的支配调控资源，尽可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最近在《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改革》研讨会上建议将“节约资源”与“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共同列入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一观点在中国能源网的一次调查中得到89%的支持率。
中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来维持发展，我们的文明，目前的国际环境和我们的实际国力都不允许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应该立足与现有资源的客观条件。
体制失效：
从管理体系研究，中国现行的能源管理系统未能充分保证能源供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中发生的体制性失调，在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管理调控时过于干预，而在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时，又过于将能源视为商品而放任其自流。政府总是难以从“国有大企业”总掌门人的角色中更替出来，尽管在不断学习“三个代表”，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往往被“虚拟”了。政府部门决策上的失误，最后总是通过涨价由老百姓买单传统机制没有得到改变。
工业化强调的社会分工细化，导致以行业划分企业的营业范围，而计划经济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分工，再加上中国千百年的小农经济思维，致使行业之间以行为堑，煤、电、油、水等不能协调，上游下游即不渗透又互不相让，没有人从最终消费端进行反向优化，也没有人从供需双侧进行综合优化。你敲你的鼓，我打我的锣，出了问题互相指责。
在单一系统中优化，存在极大的局限，只有追求“规模效益”和“行业垄断”，只能靠规模来实现供需平衡，但是规模未必能够实现真正的平衡。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国联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进行区域平衡，将不同地区的用电特性进行集中优化，也就是说支持全国联网的观点认为：电力实现跨区调度就可以解决各地用电平衡问题，而另一些专家却认为这个想法恐怕有点一相情愿。广东和广西联网，结果广东指责广西倾销“垃圾电”，将低谷电大量输往此时不需要电力的广东，而在电力短缺的高峰时段，广西自己也处于高峰，没有多少富裕电力外输。中国尽管地域广阔，但采用了单一时区政策，全国跨越5个时区的地区都按照北京时间作息，不同于北美和欧洲，联网不能解决日区域平衡问题。而南方、北方在季节上温差区别虽然很大，但是由于城市热岛效应，使用电负荷中心城市的实际温差又很小，北京、石家庄夏季气温超过40℃，甚至高于广州、深圳，此时你让谁给谁输电？与此同时，全国联网这种工业金字塔式的优化必然导致输变电损耗的增加，加大了资源的浪费，使电网企业亏损更加严重。如果从电力、燃气和空调三个惟度进行优化，利用季节变化和能源需求特性进行优化就可以比较好地解决问题。不仅解决了各自的平衡问题，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也解决了系统的安全问题。
目前被部分专家解释为电荒根由的“煤电之争”也是这一问题的大暴露。根据煤炭企业的说法，从2001年到2003年，全国发电煤价平均上涨13元，按全国平均发供电煤耗380克／kWh计算，也就是说，每千瓦时不过增加了0.00494元。他们不能同意因为不到5厘钱的燃料成本增加，就因此承担“电荒”的责任。最近，国家发改委决定电价上涨2分钱（不含居民用电），而煤炭企业认为他们背了涨价的恶名，便宜竟然让电力企业占尽，电价上涨了采煤成本又增加了，所以煤炭价格还要上涨。这样你涨我涨，到头来倒霉的还是消费者。2004年全国煤炭订货会议在国家发改委的苦苦工作下，总算煤、电企业达成了妥协，但是2005年怎么办？2006年怎么办？问题的根结是煤炭、电力互相为以邻为堑，缺乏互相渗透和融合，这是工业时代行业分工的恶果。
中国的能源价格确实应该调整，能源价格偏低是造成能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价格杠杆应该怎样使用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价格应该进行“机制性调整”，而不是“应付性调整”。如果一些行业形成联盟就可以逼使政府不经“听证会”程序说涨价就涨价，开此先例，今后将会后患无穷。由此可见，目前的价格听证会机制存在不少问题，基本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涨价往往是在比较被动的状态下实施，如果再不开好听证会必然造成“政府失误，百姓买单”的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介入。
中国煤炭行业生产效率之低，矿工死亡率之高，全球首屈一指。笔者曾经访问过多个煤炭生产企业，并下了井，发现煤矿的正式员工很少或基本不下井，下井矿工大多是农民工、合同工，矿工素质低必然导致事故频发，死亡率居高不下，而这些农民工还要养着一大批不下井，而且45岁就可以退休的“煤炭企业员工”，自然生产效率上不去。这个现象解释了为什么生产效率极低小煤窑竟然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的疑问。我国东南沿海的国产煤炭价格已经高于进口煤炭的到岸价，涨价能不能达到让煤炭企业进入良性发展的目的非常值得怀疑。电力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在世界上恐怕也是处于最落后的行列，将涨价的利益给了一些缺乏竞争意识的企业，最终将使其竞争能力彻底丧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累赘，成为老百姓没完没了的麻烦。如果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征收资源环境税，政府将该项税收专款专用，用于鼓励支持效率高的先进技术和企业，实现“机制性调节”，这是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电力是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电价上涨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与其涨电价还不如人民币升值，鼓励国内企业更多地利用外部资源，同时放开分布式能源的应用，迫使煤炭和电力企业提高竞争能力。
一年以前，专家们就建议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西气东输项目中，吸取北京利用天然气的教训，积极参与下游用气的市场开发，推广天然气合理利用技术，但是该公司主管领导公开表示：我们（中国石油天然气）没有必要介入下游，更没有必要去搞什么热电冷供应，我们不能搞电，就向国家电力公司也不能搞天然气一样，我们根本不愁气卖不出去。甚至有人认为，100-200亿立方米天然气对于下游市场消化不是问题，谁不签“照付不议”供气协议，谁今后就没有气用。而下游将天然气当煤用，准备建设一大批天然气发电厂，当发现天然气发电效率再高无法同煤电“竞价上网”时，就回过头来压气价，更不愿承担什么“照付不议”的责任，搞的双方矛盾十分尖锐。实际上，国际能源署早就研究过此问题，而且上海几次邀请国内著名科学家、院士出谋划策，都得出同一个结论，应该利用这些天然气发展城市热电（冷）联产--分布式能源。热电（冷）联产能源利用效率高，运行时间长，经济效益好，不仅气价承受能力强，又可优化用气和用电结构，加强供电安全，使天然气、电力和用户三方都受益。而这个问题恰恰最需要政府主管机构进行协同优化的，通过政策杠杆解决问题，但未能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连分布式能源允许不允许并网这样一个早在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就解决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个政策和说法，把最佳的发展时机错过了。
节能工作是最需要各级政府有所作为的，但是有关专家们在实际工作中普遍感觉到节能工作在目前各级政府的行政序列中是一个不被重视的环节。中国的项目审批、城市规划、建筑规范和行业发展规划中，节能因素从来就不是一个“硬”指标。在城市里一边花大钱治理环境污染和拼命投资应对电荒，一边又对那些一座座疯起的四面漏风的不节能建筑熟视无睹。专家们早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就不断提出如果将北京的建筑节能标准提高1倍，城市就可以减少一半的能源消耗，老百姓也可以为此减少一半的能源费用，环境排放也可以相应减少一半。
本来政府各级主管部门应该是交响乐团的指挥，负责整体能源系统的优化协调，但是我们的管理机构设置上，也严格遵循了行业分工细化的原则，管电的管电，管煤的管煤，管油的管油，管建筑的管建筑，互相谁也管不了谁，每个官员们过多注重自己管理的行业，精力完全陷入了具体项目的审批，最后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只会言传身教锣鼓师傅。这一次能源供应短缺明显反映出目前政府机构的综合协调优化能力的严重不足，如果不改变，有可能成为今后导致能源危机的最重要诱因之一。
中外专家都不可思议，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泱泱国家，竟然没有能源部。然而，管理能源的部门却不少，结果是多头指令，确没有人全盘全过程监管，规划与实施脱节，没有责任承载主体，前几年的电力过剩和目前的电力短缺恐怕都与这一体制有关。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忧心重重地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是基本发展战略的核心，没有能源就没有现代化，连基本生存都将面临问题。而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问题，在中国竟然长期是一个空白，所以今天会出现煤荒、电荒、油荒等等问题也不足为奇了，可见中国必须尽早成立能源部或者能源委员会。如果能够进一步向欧洲那样，将能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结合，可以通过能源供应的牵制作用更加有效的制约地区和企业的环境污染排放问题，同时利用环境排放容量指标来制衡地方和企业，达到合理能源配置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
观念落伍：
过去的十几年来，我们总不断地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解决“姓社姓资”的历史纠缠，但是，今天中国已经实现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小康目标，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姓社姓资”和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已经不存在争议，而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持续发展，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我们第二阶段的整体发展战略目标，怎样才能“和平崛起”。与时俱进地说--可持续发展才是今天中国的“硬道理”。
各级政府官员热衷GDP的增长，追求“政绩”，把招商引资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顾资源配置的条件，拼命建工厂上项目，立足短期效益，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因为资源的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实际上，中国物质文明的核心是提高“效率”，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提高“素质”，而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决策的“民主集中制”，而三个文明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中国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各级政府机构的系统综合优化能力弱，是造成目前全面能源供应短缺的一个因素。深层的问题是管理观念的落伍，必然导致政府主管机构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政令机制难以实施有效管理。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参与项目审批给政府威信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最近，广东和山东的一些“违规”建设项目在电力短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反而是那些循规蹈矩的省市没有电用，这一结果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机构管理指令的威严。过去“电力过剩”了，就“三年不批火电项目”；现在“电荒”了，地方一下拿来4-5千万kW的项目让你批，批了今后煤、水、运力和输配电能不能解决？万一不落实，电送不出来，银行投入的老百姓的存款还不上，怎么办？里外难做人。中国正在处于变革之中，随着加入WTO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将会逐步发生大的变化。今天，国有银行的行长们如果增加了1%的坏帐就要下岗，政府官员如果总是在项目审批问题上出问题，肯定会有人过问，继续纠缠在具体项目中，容易使人误解为审批的目的是要扩大“寻租”空间，早晚会得不偿失。
中国不仅存在着行业壁垒，同时还存在着地域壁垒，这是中国千百年小农经济的文化遗传，实际上今天的台湾问题就是这一问题的放大。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存在着极大的地缘、资源和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中央政府机构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地区利益的平衡和综合系统优化上，通过法律、法规、规章的建立和执法监督，税收杠杆与跨区域资源配置交易等手段，以及必要的权利下放和民主政治机制，通过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来管理制约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应为一些枝节问题影响大局。
观念落伍不仅是政府管理层面的问题，全社会都存在着观念更新的必要。看一看中国新建的各个机场的候机厅大楼，有几个不是采用玻璃幕墙构造，确实是“明亮、豪华、现代”，但是有没有考虑这种建筑的能耗和与之造成的环境代价？也难怪绝大部分机场都亏损。这种浮华甚至一直冲入北京城，在人民大会堂边上的“国家大剧院”也要修成一个大玻璃“蛋”，更有甚者地是，为了大剧院周围的喷泉冬天不冻冰，还要修建几个水源热泵给其加温。难道真有这个必要吗？水源热泵再节能，也需要电驱动，我们要对世界炫耀什么？我们有钱了，我们可以挥霍了，难道这样我们就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了吗？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四处可见：城市的灯光工程，家用桑拿浴房，SUV，电采暖，用大理石花岗岩装饰的电梯……。
我们应该明白节约资源是一种美德，是一种高尚，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观。美国人住大房子，开大车，开足空调，肆无忌惮地消费资源，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指责。我们中国不要说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崇尚节俭的文明传统和我们“英特纳雄奈尔”的伟大理想也不容挥霍资源，可是这一切都让“市场经济”的迷雾淹没了，似乎在市场经济面前赢利是唯一的真理。
电力改革过程中，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电是商品”，整个改革的核心就是强调电力的商品属性特征。几年的改革进程过去了，从电力“过剩”改到“电荒”，问题多多，反而成了一团捋不清的乱麻。电是商品，但是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它不仅是“不能储存”的商品，而且它是一种资源、环境代价昂贵的商品，是一种只满足人们有限需求的商品。中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因为资源和人口的限制。所以美国、英国的观念未必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事实证明美国和英国式的电力改革也是非常不成功的。中国必须建立高度节约型的经济社会机制，电力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维持国家电力需求的可持续发展。“竞争”的目的应该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而不是增加哪一个企业、哪一个环节的经济效益。丹麦的电力改革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样板，联合国和国际能源署一再将其积极推荐给中国。过去20年，丹麦经济实现翻一番，能源消耗没有增加，污染排放量反而减少。丹麦是通过能源环境税来平衡各种能源转换技术的竞争，确保那些节能和环保的技术具有市场竞争力，以新技术作为依托来推动改革。
知识危机：
一位原任上海经委总工程师的全国政协委员，在最近一次学术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当领导，忙于事物性工作，每次开会先作指示，然后匆匆忙忙离去，结果最应该自己去听的专家们的建议、观点都没有听到，现在发现知识落伍了。
1982年，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邀请国际著名的热能动力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吴仲华先生为中央领导集体讲课，学习能源的基础知识，讲解热力学定律，了解为什么在利用能源中要“温度对口，梯级利用”。此后，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约资源的政策，最终于1986年出台了由国务院发布的《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这一条例也就是1997年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前身。这些政策和法律对于中国随后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信息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决策者信息不足导致决策失误，而信息就是知识的源泉。政府官员都忙于事物性工作，哪里有时间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进行再学习，他们不具备先进知识由如何能够进行正确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决策。一位资深的建筑能源专家精辟地总结：过去在毛泽东的时代，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而今天，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如果把领导说明白了，事情就好办了。
今天中国社会缺乏能源利用的基础知识已经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老百姓宁可在四面漏风的房子里安装电暖气，也不肯把门窗一劳永逸地换一换；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大型建筑一边是燃气锅炉采暖，一边是电空调制冷，搞的电力和燃气企业峰谷差大的苦不堪言；地方政府也不管有没有资源支持，电解铝、小钢铁、硅铁、汽车项目乱批一通；税务部门只管把税收上来，也不管这些税制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什么后果；城市公用设施企业将天然气放在几十吨到上百吨的燃气锅炉里熊熊烧掉，以满足老百姓60℃采暖需求；而电力部门将余热作为废热白白送入冷却塔排空；大量使用空调，造成城市热岛效应，使城市越来越热，能源消耗越来越大等等，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在中国应该认认真真地普及一次能源知识。
最近，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徐建中院士提出，应该将节约能源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科学用能。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合理、科学地使用能源，特别是采用新兴技术、新兴系统组合和新兴理念的能源使用方式，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和资金的浪费，而且可以增加人们的知识，增强人们的环境与社会观念。因为，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人们必须具备能源与环境的基础知识，而且也必须具备相应的道德和社会观念。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人民的理解与支持，也需要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结束语：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争论“荒”的说法是否妥当，或者中国是不是发生了“能源危机”，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对待资源与环境的态度，以及现行的能源管理体制能不能使我们避免能源危机，保持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最近指出：“出现危机是一种常态，应对危机是一种能力。”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
有专家说，中国需要经历一次能源危机，只有历经危机我们才能真正认识问题的严重，就向曾经经历能源危机的西方国家一样，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然而，能源的短缺在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缺电少煤应该并不遥远，为什么我们吃了堑却长不了智？这一次，我们能够超越自我吗？我们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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