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生态学角度反思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土地整理，分析其失败之处，敲响其生态环境上的警钟，并通过借鉴国外土地整理的经验教训，结合浙江省的古村落用地选址与布局特点探源，从生态效益较好的古村落中得启发，对当前开展的农村土地整理提出了要保护景观生态、要继承历史文脉、要因地制宜的举措，以期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关键词 土地整理 土地生态 古村落 用地选址布局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current rural land rearrangement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view of ecology and analyses its failures in order that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eco-environment. Through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te selection and layou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using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land rearrangement abroad and inside for reference， illuminations to current land rearrangement are got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advanced. Sustainable use of land resource isto be realised through taking the method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with goals to protect the landscape ecology and soci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in land rearrangement.
Key words Land rearrangement (Land consolidation); Land ecology;Traditional village; Site selection and layout
一、当今土地整理的困惑
1.国内土地整理的失误之处
为什么要开展土地整理？从世界范围内看，这是因为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1］，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土地利用地块零碎和产权变更而使土地地块零碎与插花，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需要重新规划和调整土地产权。但不容忽视的是自从1980年以来，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土地整理都增加了环境保护与景观生态方面的内容，并把它作为土地整理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国土地整理的历史也可以溯及远古时代的河流治理及开山造田，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建立其土地制度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但现代意义的土地整理还是在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把耕地保护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来对待，提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土地整理才真正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
广义的土地整理包括农用地整理、市地整理和土地开发、复垦三方面的内容；狭义的土地整理则仅指农用地整理。由于农用地整理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及工程量巨大，成为我国目前土地整理关注的主要方面[2]。但我国当前在部分农村开展的土地整理是否理想、是否成功、并是否最终经得678起时间的考验呢？
(1)从农村土地整理内容看
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整理的内容包括［3］：①对农村细碎、分散的农业用地整理合并，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②平整土地和道路、沟渠综合建设；③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改造；④对乡镇企业布局进行改造；⑤对农村废弃的建设用地进行复垦；⑥划定地界、确定权属等几方面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土地整理的方方面面都是对原本就已脆弱的农田生态系统和乡村生态系统的强烈干预，导致原有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强度及地表覆被状况发生巨大改变，但土地整理的内容中缺少生态规划、景观保护的明确要求，这就很难确保重新建立起来的生态系统会优于原来的生态系统。土地的合并、平整，道路沟渠的建设等等都是马上能够看到的，而重构的生态系统的优劣却并不立竿见影，但我们又缺少一套完整、可行的土地整理生态绩效评价体系。因此，虽然我们现在一再强调土地整理要贯彻环境保护的方针，维护生态平衡，但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土地整理内容中本已模糊的生态内容与要求只是一个个空雷，必然，一系列问题在土地整理的实践中更是暴露无遗。
(2)从农村土地整理实践看
由于土地整理在内容上对生态的要求不明确或者说很难建立评判的标准，在土地整理的实践中就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生态方面的很多内容。但恰恰土地整理必然导致自然土地景观甚至人文景观的改变，并对陆地、水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植物和动物的种群动态、土壤结构及营养元素的迁移、地表地下水文环境，以及区域大气化学性质及变化过程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更多的重视土地整理对生态景观的影响。
但我国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在路、沟、渠建设追求混凝土化和高品位的设计，特别是沟渠采用了“三面光”的设计，却严重影响了土地的生态环境。它不但降低了景观的多样性，也使得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的结构简化，不利于系统功能的稳定与提高。而生物生存环境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农田物种的扩散，使嵌块体栖息地未能连接，造成群体趋向不稳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同时也使种间多样性和种内异质性减低，系统的适应能力下降，造成农业生态系统依赖于能源和人工控制过度化，在某种程度上将增加了生产的风险性[4]。为了增加耕地面积，为了达到整齐、连片、划一的效果，对沟渠、河流进行截弯取直，以水流的顺畅和提高输水能力为主要要求，忽略生态平衡功能。这使得生679物栖息和藏匿困难，而多变的河流、渠道可以造成水流多样的变化，提供多样化的水生生物的栖息环境；对沟塘、湿地和低洼地区进行填埋，以达到连片、平整、增加面积地目的，沟塘和低洼地区生产力虽然不高，但却是野生动植物良好的栖息生长场所，可净化环境，减少旱涝，使生态永续发展。而且机械化填埋不但造成土壤板结，使土壤团聚体变差，破坏了表土熟化层，使有机质含量减少，易发生结构退化；而且更是对整个农田生态系统的彻底干扰，沟塘、低洼地、高地消失；地表及
地表下层动植物彻底摧毁。而且，我们的土地整理规划很少涉及生态景观地规划内容或泛泛而谈，可操作性差、可约束性差；如何对因土地整理造成的破坏进行补偿或重建更无从谈起。后果并不到此为止，由于缺乏生态规划，重建的农田生态系统将更单一，更脆弱。单一地植被不仅会影响了土壤养分的循环效益，而且还会引起表土层细菌、放线菌、真菌数量的减少[4]。
表面上的路林成行、沟渠成网的格局优化了农村环境和形象，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恰恰隐藏着难以预料的生态后果。我们需要的是充分考虑了生态与景观因素，具有强烈地方的色彩的路林成行、沟渠成网、田地成片，而不是一个个乡村景观风貌大同小异的克隆乡村。
(3)从农村土地整理动因看
当前我国农村开展土地整理的动因既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条件。就内部原因而言，一是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的要求；二是改变土地利用粗放现状的现实要求[5]。从中可以看出，生态目标并不是开展土地整理的动因之一，只是开展土地整理所不得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往往主观上强调其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往往成为土地整理的副产品。因为内在动因归根到底就是人多地少的矛盾，主要目标就是减缓耕地减少的速度，并想使耕地面积保持不变（动态平衡）甚至有所增加。所以补偿非农建设用地占用的耕地是土地整理的一大推动力，现在我国的土地整理远未达到以提高生活环境质量与农地生产质量为主要目标的阶段［4］。事实上，现阶段我们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忽略了作为土地整理基础的生态效益，这样又怎能实现土地整理的目的社会效益呢？我们更是从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村居民点和乡镇企业布局改变，提高土地利用率等层面上来考虑土地整理的意义，对于土地整理的生态效益仅仅停留在经过土地整理乡镇企业三废排放不影响农田；农田灌溉水质、水量有保证，做到旱涝保收；农田道路通达性好、农村居住条件改善；有助于消除城乡差别等层面上，680没有涉及到农田生态系统和乡村生态系统本身。
2.国外土地整理的经验教训
德国的土地整理在欧洲很具有代表性，但德国的乡村土地整理也走过弯路。乡村土地整理虽然改善了农林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大规模发展，但也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原西德，土地整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威胁物种的多样性，已查明有20 种鸟类、27 种蝶类、4 种鱼类、17 种蜘蛛类、96 种甲虫类和63 种维管植物类因此而灭绝[6]。根据Komek 和 Sukopp 的研究成果，自1850 年以来，在德国灭绝的生物种类和生存受到不同程度威胁的维管植物种类已经高达32%[6]。物种生存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整理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生物栖息地的破碎和单一化。土地整理活动使德国干热性、湿性和贫瘠性生态环境类型濒于消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20 世纪30 年代，德国乡村土地整理的内容又增加了景观和环境保护，以期通过土地整理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协调与统一。为此，德国在土地整理过程中，提出了要兼顾自然保护、景观保持等基本原则和要求。进行土地整理必须进行环境相容性评估，在计划方案中必须要专门解释土地整理计划方案对生态环境保护对象的影响，特别是对动物、植物、土壤和景观的影响。如对生态环境构成损害，必须给予相应的补偿。整个土地整理计划方案十分注重如何最满意的体现生态方面的要求。事实上，自1980 年以来，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土地整理都吸取了经验教训，加强了环境保护内容。
美国Forman 近年来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空间理论的景观规划原则和景观空间规划模式，特别强调了乡村景现中的生态价值和文化背景的融合；亚洲的韩国、日本等，其农业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保护耕地和传统乡村景观起了决定性作用。在韩国，分布于丘陵沟谷和河川平地之间的传统而安静的乡村群落和规划有序的梯田稻田、人工草地和果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的优美景观大大推动了本国乡村旅游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3.土地整理出路在何处
不可否认，作为促进我国国土资源合理利用、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重要手段，以土地平整、田块合并、村庄更新、沟渠道路整理、宜农荒地开发、土地复垦等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开发整理活动正在我国全面展开，从目前看，也已取得显著成681效；但从生态学角度判断、评价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整理的成效是值得我们敲响警钟的。虽然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当前农村土地整理还不可能把生态目标置于中心位置，但同样也不能因此而忽视生态因素。为此，我们可以学习国外发达国家土地整理的经验、汲取他们的教训，这对当前全面开展而又出现了不少问题的我国农村土地整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样，我们的先人或许也给了我们一些正反的启示。神州大地，至今还有很多古村落保留下来，除了其地理位置从现在看来或许较为偏僻，从而使其逃过了很多历史劫难，但古人为其营造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其得以不断延续、发展至今的重要因素；相反，长安、洛阳等古都，在汉、唐鼎盛时期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经济最为繁荣、文化最为发达的都市之一，堪称东方文明的中心城市，但它们昌盛了千余年，为何又在唐宋之之际逐渐走向衰弱并从此一蹶不振？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生态环境。长安也曾山环水绕，洛阳也曾全山环绕，森林茂密，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森林破坏导致河水枯竭、草原萎缩、水土流失，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的衰落。浙江大地也洒落着无数古村落，每一个都有其独特历史借鉴意义。先人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这充分体现在古村落的选址、布局和营造上，他们用朴素的生态观，把今天所谓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人地
共荣。
二、古村落用地布局探源
1.古村落用地选址观——“天地人”三统一思想
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源远流长，十分复杂，但其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内核，即天与人是和谐的整体，天地派生万物，其中当然包括了人，人和自然万物都是这个和谐大系统中的不同元素，因此，人就应当尊重自然万物，强调天道与人为的合一；强调自然与人类相同、相类和统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应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强调人性即是天道，追求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而达到天人协调和谐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也是古代村落、城市用地选址的基本思想。古人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凭直觉认识和经验积累，曾总结出了以天、地、人相协调为准则地认识观念和一种特殊地择地评价标准和体系、择地方法和构建居住环境地准则理论，即“风水理论”[7]。虽然“风水理论”对其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其对人的心理作用的阐述方面缺少缜密的逻辑分析和准确的科682学论证，以至于其科学成分与迷信内容混杂一体，但是它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所以“风水理论”这一特殊而古老的人居环境学仍是古人建村择地的依据。在“天人合一”的理论的指导下，村落选址建设注重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求，有科学的基础和很高的审美观念。古人以崇尚自然、珍惜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态度，择宜居之地。并高度重视并尊重基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内在机理和自然规律，以珍惜土地、重山水、保林木、巧用自然能源的原则，村落选址大都利用天然地形，依山傍水，枕山环水，背山面水，负阴抱阳，随坡就势；大都选择在山谷内相对开阔的阳或山侧南向缓坡上。遵循“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兴。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8]的模式。古村落的选址方式，充分体现了利用自然环境、营造适宜的聚居环境；充分体现着节约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装点自然和融合自然，而且满足人们的居住和心理要求；注重环境和资源容量，保持适度的聚居规模。保存到现在古村落多为聚居形态，多沿山势、水势布局，灵活多样，整个村落的轮廓与所在的地形、地貌、山水等自然风光取得和谐统一，但每个村落都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丝毫没有“克隆”的痕迹。“天人合一”思想所强调的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是与自然亲近、与自然共存、共荣、共雅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上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古村落空间布局观——“形胜”的思想及其用地布局观——“因地制宜”的思想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村落选址、规划、布局、营造等方面所留下的烙印。
“形胜”的城市空间布局观，造就了长安、洛阳、北京等众多著名的古代都城；同样，在保存到现在的古村落中同样也体现着空间布局的“形胜”思想。传统村落空间塑造强调顺应自然、因山就势、保土理水、因材施工、培植养气、珍惜土地、水脉等原则，保护自然生态格局与活力。常以因借岗、阜、谷、脊、坎、坡壁等坡地条件，巧用地势分散布局，组织自由开放的环境空间。古人以古代的经济文化基础、人的行为和心理特征为依据，按功能分区、土地使用划分、宅地与耕地、住宅与住宅、道路与水系、空间尺度与组合等的有机关系，进行多层面的创造，构建不同形态的物质环境，如集中型，它是以一个或多个核心体为中心。在现存古村落中常以祠堂、庙等多位中心，组织有序的空间结构，塑造庄严肃穆的空间氛围，表达敬祖尊先，长幼有序等“礼乐文化”的精神；组团型，则以多个宅区组团，随地形、道路、水系相变化、联系的群体组合空间形态，常常以树、塔、庙等标志物为起点，683成为划分外界的标志，以路、桥、树或牌坊、亭子延伸空间，以祠堂、庙宇、戏台等公共建筑和广场形成村内的开放空间，以街、巷收敛和转折空间引向宅群的组合空间；带型，随地势惠流水方向顺延或环绕成线形布局。在保留下来的古村落中，空间结构多以自然山水屈曲环绕的现形布局，构建灵活多变的空间结构，也有采取均衡对称的中轴线布局，构建严谨有序的空间结构。放射型、灵活型、象征型，如浙江的诸葛村、俞源村等等。特别是象征型的空间布局，在遗留下来的古村落中颇
常见，这种仿生形式的空间布局体现着中国“天人感应”的自然观，表达人们通过赋予自然环境和聚落以一定的人文意义，而获得良好的居住心理需求，达到使村落与自然环境成为有机整体的目的。
3.古村落用地布局观——“因地制宜”思想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因地制宜地营建城市、村庄。管仲在《管子·乘马》中提出的“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一见解充分强调了城市、错落的营造应充分结合当地的地理条件，不必强求形式上的规矩整齐，突出各地的个性特色，摒弃单一的格局，这也正是古人崇尚自然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传统聚落环境空间塑造强调顺应自然、因山就势、保土理水、因材施工、培植养气、珍惜土地、水脉等原则，保护自然生态格局与活力。常以因借岗、阜、谷、脊、坎、坡壁等坡地条件，巧用地势分散布局，组织自由开放的环境空间；在山地多依山构建高低错落的多层次的竖向环境空间，充分发挥自然通风、采光、日照、观景及高密度空间效益；在黄土高原多利用黄土层具有的壁立性强的自然力、开挖洞穴而建窑洞式的环境空间；在平原多采用集中式布局的内向形环境空间，以方便生活和节约土地；在滨水地带常以“河澳”为建宅基地，以“顺流”布宅而温水患或顺水布局建造灵活流畅，方便生产、生活的水乡环境。中国不同地域环境的聚落，正是以智慧与创造，构建出了山水交会、情景交融的理想的居住环境。浙江大地遗留下来的古村落同样也时刻闪耀着古人村落用地布局“因地制宜”的思想。如楠溪江古村落开放空间的设置、一些公共建筑、祭祀建筑的位置和形式、蛮石和原木天然形态的自然运用，都巧妙地因借山水，利用自然，表现出与时空的高度和谐及对生活环境、艺术质量的重视。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的走马塘，充分利用奉化江支流东江，营造了村内充满智慧的水系。古村水绕渠环，四条河流环抱村落。水系不仅串起了全村所有的宅院，并且能蓄能排、能防洪能灌溉、还可以防火，功能齐全，设计非常合理科学，虽外形简单，但功效卓著。684古村落的选址、定位和土地使用、分区安排上都注意“因地制宜”，以充分发挥自然潜力，以人活动的多种功能需求合理确定土地使用量、强度及特质。同时也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活动需求和人精神审美及文化的需求，构建与自然保持协调的民居、街巷、广场、活动中心等物质和精神空间体系，创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有机的整体环境。
三、古村落选址与布局观对土地整理的启示
古人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并贯穿古村落的选址、布局与营造的全过程，至今仍闪耀着其光芒。那么，在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整理也可以借鉴这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以不破坏土地生态经济系统为基本前提，在土地生态环境容许的范围之内进行整理，以解决土地整理中生态环境方面所已暴露和隐藏着的危机。
1.土地整理应保护景观生态
古人在营造村落时能达到“自威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的意境，那么我们在土地整理是否也可尽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呢?充分考虑土地整理对农村景观生态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天然材料作为沟渠、田间道路的铺面，尽量减少混凝土的使用，特别是在田间的道路上，应以土料为主，以利于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对土地的平整是否也可充分结合实地地形，不必强求“绝对平面”，保留一些平缓无碍机械化耕作的坡地，这即可减少填土工程量，又可减少对原有生态系统的
干扰，对表层土壤的破坏。
植物是创造良好小气候环境的最重要的手段，同时，植物也是最重要的景观构成要素，因此，在现存的古村落中无不修行万竿，林木葱茂。那么，在土地整理中除了成行营造防风林之外，是否可以尽量保留原有田间独立树木，在开发整理宜农荒地时能否异地重植野生的植物群落，以保动植物的多样性？在村庄合并整理时，是否可以对村内的树木异地迁移或原地保留？并在沟渠四周、新建村庄村前屋后种植各种乡土树木。中国原本就是一个追求错落有致，讲求意境的山水国家，在借鉴国外广场式绿化、追求树木整齐划一的效果同时，是否能多保留我们民族自己的一些特色，创造出独具地方特色的绿化环境，营造出具有强烈地方气息的农村景观。
刘伯温在改造俞源村时，就把村口的直溪流改成曲溪，使得原本旱涝频繁的小村变得风调雨顺。我们在土地整理中是否也可以尽可能保留原有天然渠道的风貌，685不一定截弯取直，或者设计富于变化、凹凸多变的渠道，并保留一定的沟塘洼地。这样即可达到现在农业的灌排要求，又充分协调自然，充分发挥自然系统的蓄洪、排洪能力，同时又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有利于构建一个更为稳定农田生态系统。很难想象，在“三光”笔直平坦的沟渠中会有什么样的动植物生长。总之，对应我们的国情，现在农村的土地整理还很难从追求耕地面积的增加转变到追求景观生态的优化，但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思想，在实现我们经济利益的同时，将景观生态规划有机融入土地整理之中，使土地整理单一的生产目标中逐渐融入生活、生态的因素。进行土地整理时，应尽可能改善农村生态系统现有的简单结构，使其复杂化，而不是简单化；不能立足于短期的、单纯的地块合并、调整、改造，还需依据景观生态学的有关理论进行综合规划设计；注意景观生态的保护与多样性建设，促进系统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
2.土地整理要注意历史文脉
土地整理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生态的彻底干扰，同时也对人文景观的强烈干扰。但我国现阶段的土地整理还无暇顾及此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村庄整理，同样无视人文景观所起的作用。但古人在营造村落时却已经将人文因素作为构建村落的指导思想。古人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但同样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从村落自然、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人与社会等各种功能系统的内在机制有机结合入手，创造人、自然、建筑、社会相融的整体环境。同样，通过土地整理，特别是村庄土地整理，社会效益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经济目标是保证，生态目标是基础，因此在经济发展、生态优良的基础上，要特别重视人文景观。每一个乡村尤其独特的乡村价值观念，有其独特的民俗风情，若土地整理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那各地的土地整理将更有内涵，土地整理也更容易得到当地人民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为土地整理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通过土地整理，将会创造许多新的人工景观，对地方环境氛围和特色影响十分强烈，而且往往不可逆的。刘伯温通过将对俞源村的水利改造纳入道教的太极文化之后，对习惯与敬畏天地神灵的农民来说，由此产生的神秘不仅可以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和以后对溪道的精心维护，还可以给他们上天保佑的感觉，由此，太极文化已完全融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同样刘伯温用黄道十二宫的理论把环绕俞源的山岗变成了神山，培育了村民保护山林的生态意识，从而世世代代禁绝了滥砍山林。当然。我们现在土地整理中不能以迷信愚民，但可以结合土地整理进行必要的科普知识、生态环境、公民道德教育，或许会收到意想686不到的效果。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土地整理的真正目的——社会效益。经济发达、生态优良、人民安居正是我们所期盼的。
同时，土地整理要注意历史文脉的另一个层面上的意思更为直接，就是要保护好具有历史意义的古村落和各种人文景观。现代文明的发达，不能吞噬过去的一切。古村落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是农村乡土环境的重要见证。每个古村落有其个性与别具一格的地方，如苍坡村的“文房四宝”格局；芙蓉村的“七星八斗”；西岸村的琵琶井等等，这些古村落都有其不可取代的特征和价值。正如本文，正是从浙江大地的古村落得到启示。现代规划设计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使人越来越认识到村落和乡村建筑的价值。保护是研究的前提，土地整理同样要注意对这些人文景观的保护。
3.土地整理需要考虑因地制宜模式
对于粮食的生产，我们不能“以急迫之心为之”，只盯着耕地不放[9]，固然，保持耕地总量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综合安排山林、草灌、耕地、城邑、水体，使系统整体达成功能上的协调。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认为，在一个地区之内，无论在垦殖区还是人类活动区，都应保持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这是系统抵抗外部干扰达成一定稳定性的基础。我们的祖先早在实践中摸索到这一理论实质，并以“因地制宜”的思想体现在现存的古村落中。顺应自然、因山就势、保土理水、因材施工、培植养气、珍惜土地、水脉，保护自然生态格局与活力就是先人因地制宜思想的体现。我国幅员辽阔，全国各地差异极大，就是在一个省内，地方与地方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在土地整理中必须因地制宜。事实上，先人在村落的营造中就已体现出因地制宜的思想，这对我们当前开展的土地整理是有借鉴意义的。土地整理应当有规范标准，但决不应该只有一种或几种模式，或是打着不同外号，但实质相差不大的模式。所有已有的土地整理模式都是为了方便推广、比较、总结而从实践中整理、归纳出来的，我们当然可以借用，但决不能简单套用，否则只能克隆出一个个大同小异、毫无地方特色的乡村。每一个地区的土地整理都应是一项创造性的工程，而不应成为一次次的重复劳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海岛地区经过土地整理后理应更具地方特色，展现出不同的乡村风貌，但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都是一个个表面风光无限的克隆乡村。我们虽然提出了多种土地整理模式，但大多都是从整理的组织模式、作业模式、687投资模式等方面入手，而缺乏从生态景观入手对土地整理的模式进行探讨。在原本就已垦殖率较高、水网密布的、肥沃富饶的水乡平原地带，我们的土地整理其着眼点能否从耕地面积上脱离出来，应以提高生活环境质量与农地生产质量为主要目标。充分利用天然的水系、河流科学重组农田灌排系统；充分利用天然平缓的地形，不必对一个小土丘都不放过；充分结合地块天然形状，适当重组，实现适度的规模化经营并不取决于表面的田地成方成块，我国的国情决定了要实现欧美国家那种大规模农场种植模式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借鉴的是他们的经营方法与理念。在此类地区进行土地整理，要真正具有长远的眼光，以质量换数量，在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强调生态与社会效益，注重乡村生态景观的建设。在丘陵地区可以进行多种
生产要素的配置，在生态阀限范围之内，进行基本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建设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立体农业模式，促进山、林、路、渠、田、村有机整体的形成。
总之，古村落的用地选址布局观，充分体现着古人“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朴素观点，是值得我们在土地整理中借鉴的。土地整理在生态上的最高要求是改善原有生态系统，使生态系统更为稳定，即经过人工干预后的生态系统优于原有生态系统；而最低的要求是，在土地生态容许限度之内进行整理，即人对原有生态系统干预所造成的影响，不致使原有生态系统退化。我们期待通过借鉴古村落给我们的启示，使土地整理在生态方面能达到最低要求并一步一步实现最高要求，真正实现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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