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农业程序与乡村生活的关系。一种作物的技术程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种系统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是长期对环境适应的结果。从劳动力需求上看有一个双峰型变化，这种特点对华北农村生活周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也影响到畜牧业和营养的周期，近代乡村生活的许多方面也是受这种双峰型劳动力投入曲线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农业程序 生活周期
Agriculture and life cycle in North Chinese in modern history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cedure and rural life. The technological procedure of crop is a integrated system， have highly stability in history. It is of long time of adaptive action of crop and its environment. It took the form of two peak in labor curve， and this form affects peasant’s life cycle profound and lasting. Labor market， stock raising， human food nourishment cycle and a lots of other country life in North Chinese were affected by the two peak labor curve in modern historical period.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cedure life cycle
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和生活是相互适应的，技术程序和生活程序密切相关。生产的程序主要包括农作物从耕作到收获，再到加工这阶段一系列的环节，也可以称为农活程序。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排列顺序，从年终到年末，各种家务也是各有其时的。传统时代的农村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中，农活和生活琐事的程序必须适应生态节律。生产活动有涨有落，家庭琐事也随之有所变化，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种活动巧妙配合，非常有序地分布于生态空间中。对中国农民而言，这种节律早在农业文明初期就被认识，早期的历书——《夏小正》所表现时间程序就是当时农活和家庭生活的程序。以后，古代农业的技术程序与生活程序不但在历书中有记载，也有专门记载农业技术特点和农家生活的农书，这就是月令式农书，如汉代的《四民月令》，其中既有一年四季技术程序的描述又有与之相伴的农家生活各个侧面记载。古代的农书毕竟简单，难以作全方位的研究。近代的材料比较多，从目前看，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的农村调查资料基本上可以为农业和农村生活的程序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资料，特别是在满铁对华北村庄的实态调查中，有许多耕作程序和农村生活规律的调查。本文即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业程序，即作物的栽培技术程序，积肥与施肥的周期，畜牧业的周期，以及劳动力流动和生活用品消费的周期等等。有意思的是，农活和生活的周期仍在当代农村持续。所以，近代农村生产和生活周期的研究也有益于学者对现代农村社会的了解。
一．农业工作的程序
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田间工作程序。从历史上分析，近代华北的作物有两种，一种是几千年一直在华北种植的作物，包括小麦、粟、高粱等。另一些作物在华北的栽培历史不长，只有几百年，包括美洲作物，如甘薯、玉米和花生，还包括棉花，也是明清以后在华北栽培的，近代的美棉自国外引种，栽培技术更为复杂。这些新作物和作物的新品种，对乡村的大田劳动程序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田间劳动和副业劳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古到今，劳动周期有一定变化的。大田劳动主要发生于田间，积肥是一项很费力的工作，但不完全属于大田工作，积肥工作在家内，施肥工作在农田。积肥、施肥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肥料的生产也有一定的规律。
1．作物的田间栽培程序
粟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栽培程序为整地、播种、中耕、收获和加工等。德县灌溉谷的劳力投入量为15.3人·日/亩，平谷、易县、胶县和惠民旱作谷为5.1-8.0人·日/亩。粟的播种时间在4月，播种后用盖子或拉子覆土、镇压。与小麦不同，谷子播种后不久就进入初夏，杂草生长，对中耕除草的要求很高，小麦播种后进入冬季，杂草相对少。谷子需要多次中耕，且要在中耕时期进行间苗工作。除草的次数也是各地不同，一般要进行4次左右。青岛附近进行4次中耕，第1次和第2次中耕时，同时进行间苗。在冀东地区，中耕、除草和间苗往往是分开的，用锄进行3-4除草，用锄或犁进行1-2次中耕，用手进行1次间苗。在北京附近地区，除草要进行3次，间苗1-2次，培土（中耕）2次。至于夏播粟，磁县的状况表明要进行3次中耕，发芽后2周后间苗。[1] 中国农民很早就重视谷子的中耕，《氾胜之书》对锄谷记载得比较详细：“苗生如马耳，则镞锄。稀豁之处，锄而补之。……苗出垅则深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锄者，非止除草，盖地熟而实多，糠薄而米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元代的《王祯农书》重视锄谷，且每次锄谷都有不同的技术要求，“锄谷，第一遍科定，每科只留两三茎，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两垅头空，务欲深细。第一遍锄，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较浅于第二遍；第四遍，又浅于第三遍”[2] 。谷子对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夏季的中耕期。河北平乡村152农家（1923年）统计表明，中耕劳动粟作物总劳动的34%。另一种中耕较多的作物是高粱，劳动投入比重达到42%，是中耕劳动最多的作物。[3] 高粱在中国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华北的大规模推广却是在明清以后。耕作、施肥和播种是在4月份，播种时用耧或犁开沟、律种，之后用石磙子镇压，中耕、间苗和除草多达4-5次。在青岛附近地区，间苗分别在第一、第二次中耕除草后。在冀东地区，除草3-4回，中耕1-2回，间苗1次。除草次数在山东胶县最多，达6次，潍县、高密、安邱等山东中部地区中耕4-5次。华北平原的西部地区则较少，中耕3-4次，因为华北平原自东向西雨量渐少，故除草次数渐少。[4]
小麦的田间管理共有8-9个环节，施肥、整地、播种、镇压、灌溉、中耕管理、收获和脱谷。灌溉小麦由于灌水的需要，投入的劳动相对较多。宁河、易县、惠民和潍县等地的旱作小麦投入为2.0-3.7人·日/亩，彰德县灌溉小麦投入达11.3人·日/亩。可见，较好的生长条件引起劳动力投入的大幅度增加。[5] 小麦的施肥一般在秋耕前，整地前将土粪扬于地上。与其它作物相比，小麦的中耕的次数较少，只有2次。在益都县杜家庄，中耕除草行于清明后，有时行1回，有时2回。这个县的小田家庄，4月下旬行第1回中耕，下雨行第2次中耕除草，不下雨则不行。[6] 在遵化县卢家寨，小麦只有1次中耕。[7] 通县小街村不行中耕，只在雨水节期时用石头辊子压一遍。[8] 至于小麦的收获，有两种方法，一是用镰刀刈取，二是用手拨。割麦一般行于旱地，拨麦在雨后进行。在山东潍县、高密、安邱一带，这两种方法并用，安邱县刈麦的较多。在冀东地区，最艰苦的作业就是拨麦。[9] 劳动力大量使用的时间有2个，一在播种时节，即秋后，二在收获季节，即6月份。河北省盐山县133家（1923年）调查表明，播种期施肥、耕、耙和种植的劳动力投入占30.1%，收获和脱粒工作所占的比重为31.7%。[10] 这两个时期恰是一年四季最忙的时节，小麦的种与收与华北的农忙高峰有密切关系。
棉花是劳动力集约化作物，每亩地人工达20多个。劳力集中在中耕和灌溉两方面，这二项分别占到总投入的1/3左右。在山东鲁西北棉区和河北省南部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6次，间苗1-2次，摘心作业达2次。在玉田县，除草4-5次，中耕3次，间苗1-2次，最后在7月下旬摘心1次，合计进行了9-11次田间作业。[11] 另外还有摘心和抹芽的工作。在遵化县中耕除草3次，摘心1次，去芽4次。[12] 在通县小街村，除赘芽从头伏开始，摘心去赘芽的次数达5次之多。收摘也不在一次完成的，白露开始，霜降拨棉花秸，这时期为了防止棉铃被盗，农民一般每晚都要到棉花地看护。[13] 1949年农业部调查分析表明，华北地区从耕到收的作中耕地次数为1-3次，耕2次的占45%；耙地以2次、3次的居多，冀南地区甚至达到40%以上；中耕，多者可达7次，4次的地区居多；摘心1-2次，整枝一般为2-3次。[14] 从种类上分析，中棉只实行除赘芽和摘心，陆地棉栽培技术复杂，实行整枝，将棉花主干以下徒长的营养枝去掉，又称“扯游条”，或“剪枝”，去芽和摘心则另行。陆地棉成熟期齐，拾棉次数少，只有5-6回，中棉拾棉次数达12-13回。拾棉花时，各次所摘的“花”不同。初次摘下部，这些棉花称“脚花”或“头刀花”；中期摘中部的“腰花”或“中刀花”；末期采上部的“梢花”或“梢子花”。[15] 棉花一年一作，收获期晚于一般秋作物，尽管用地程度较大，但在劳动力投入上，棉花实际上使农家劳动力更多地更平均地分散各月，与其他作物形成更好的搭配。尽管夏季的中耕相当费力，可以和麦收分开，收花则与秋收分开，不与其它作物形成农忙冲突。
美洲作物玉米和甘薯自明代引入中国。甘薯在华北的栽培一直要到清中叶才成功。甘薯先要留种薯过冬，留种薯过冬后育苗，一些地区到外地，特别是南方购薯苗。甘薯也可以夏天栽培，种植时采春薯田中的藤蔓即可。[16] 甘薯劳动主要分布在种和收两部分，时间分别是5月份和11月份。河南新郑144农家（1923年）统计表明，甘薯的施肥和种植在5月上旬，所用劳动和占甘薯劳动力投入的60%，中耕除草在5月下旬，收获在11月上旬。[17] 甘薯封垄后可以屏蔽杂草，不需中耕。玉米的栽培技术与高粱有相似之处，耕地、播种都与高粱相似，中耕、间苗也是一样，只不过玉米的中耕间苗的次数要少一点，只进行2-3次即可。当然，还要进行1-2次间苗和1次培土。[18]
2．积肥与施肥的周期
传统时代的肥料即有机肥，包括厩肥、堆肥、土粪、人粪尿和坑土等。厩肥出自大牲畜棚圈，堆肥是利用植物资源堆制而成的肥料，土粪是在农村圈栏内积累的肥料。由于用地程度的加强，近代华北农村的积肥能力严重不足。富农也缺肥料。在山东胶县一带，富人为了得粪，出资建碾房，其它人在使用碾房时要将役畜的粪便留下归碾房主。贫人为了得粪也想尽了办法，有的向富户借猪仔自养，条件是均分销售价和猪仔价的差额，尽管贫人受到了剥削，由于得了肥料，贫农也愿意。[19] 一般的人粪尿有时另立场所单独收集，作追肥。北方的人粪不如江南那样受重视。往往只有菜农才重视人粪利用。1910年，美国农业部的土壤肥料专家F.H.King博士在青岛附近观察到了菜园附近积粪的小屋。[20] 另一种肥源是炕土，一般人每年打2-3次坑，一坑的坑土可够0.5——2亩地施用。[21] 但一般坑土的肥效还是比土粪要低，尽管如此，打炕活动在肥源减少的状况下仍显然十分普及。在山东农谚中有“炕土上了田，能长二三年”，河北有“积肥不用愁，尘土烂灰破炕头”。另外，农村中也特别重视垃圾收集，“人人当了净街王，打的粮食没处藏”，“每天扫扫屋，一年顶个猪”等等，都说明人们对尘土利用的重视。[22] 在通县小街村，人们到城里买粪便，连拆房后的垃圾也买，1车大约3角钱到4角钱。[23] 这些多余的扩大肥源的活动大多都在农闲时进行。
出粪和运粪在农忙前进行。日本人曾在泰安附近对养猪积肥作过详细的调查，一个猪圈每年出粪2-3次，春、秋季2次或春、夏、秋季3次。土粪掘出后较湿，堆放于门前或院外广场处，成规则的形状，风吹日晒后施于田内。[24] 在胶县张耀屯，出粪和运粪集中在2个时期，一是在3-4月，这时正值春耕春种，另一个集中在9-10月，这时正值秋耕秋种。正是小麦施基肥的时期。[25] 当然，农民也在作物生长期间施追肥。追肥的种类以豆饼、花生饼为多，也有用土粪作追肥的。泰安附近小麦有冬季追肥和春季追肥两种，冬季追肥施于发芽结冰前，先撒于田内，后将肥料混于土壤中。春季追肥施于阴历正月以后。施追肥的原因往往为使劳动力利用均衡。冬小麦播种时农活较多，要等秋雨后播种，等到雨后人们要紧张地抢种，运肥、撒粪极耗人力，拖久则延误农时，所以，人们不在秋播时施基肥，而在冬季或早春的农闲时节施追肥，因那时有充足的劳动力。也有时也因基肥不足而施追肥，播种时积粪量不多，不能施足，随着后期栏内的积粪，再不断地施追肥。[26]
二．双峰特征
各种农活有高涨和下跌，高涨时期是即农忙高峰，这一般是由作物的收获播种决定的。在农活中，家内的要以田间的工作为核心，而田间工作的农忙却几乎是整个农村生活的中心。
在河北通县小街村，日本调查员按24节气作了一份农家日历。这个村的农田工作可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春耕春播阶段，从3月份开始，先是镇压和运粪之类的工作，主要作物的播种从清明开始，有粟、高粱、大豆，谷雨时播种玉米、早粟、大豆、黍子和糜子，棉花播种也在这时，另外还有芝麻和落花生，这是春播农忙阶段；之后进入中耕阶段，主要在5月和6月，中耕劳动最多的是棉花；之后是麦收阶段，6月初进行麦收的农活高峰，同时进行夏作物播种，这是农忙的高峰；第四个阶段是夏季中耕管理阶段，从6月底到8月初，这时棉花的中耕除草和除赘芽成了农民主要的田间工作；第五个阶段是秋收秋种，8月底，谷类作物开始收获，并耕地种麦，但棉花还需摘心整枝，到10月份，玉米、甘薯收获，棉花也开始收获，棉花收获后，农忙季节结束。[27]
大田工作中存在着1-2个农活高峰期，农活高峰期的特点是农活强度大，时间急。在华北各地，6月份是明显是一个农活高峰期，这时小麦收获，夏收夏种，工作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需要有较多的劳动力。在益都县小田家庄，小麦收获、搬运、干燥和脱粒都要在6月上旬完成，这阶段的农活量占小麦总农活量的32%。另一个劳动力投入的高峰期在8月下旬，高粱在这时收获，工作量占高粱总工作量的35%；粟也在这时收获，工作量在8月下旬占总工作量的28%。春季中耕时期也是农忙时期，但不是农活高峰时期，因中耕阶段时间相对拉长。粟的中耕集中在5月中旬，这时期的劳动量占总工作总量的35%；大豆中耕在4月中旬，劳动量占58%。但小麦和高粱在4-5月份却没什么投入，各种作物在一起综合起作用时形不成农活高峰，且这种中耕劳动可以相对地拖长，不像麦收时那样紧切。[28] 卜凯教授对许多地区人力投入的半月值作了分析统计。河北盐山和河南新郑的数据表明，双峰特征在华北是明显的。新郑县144农户（1923年）半月期的劳动投入峰值分别出现于6月上旬和9月上旬；在河北盐山县133个农户（1923年）的峰值分别出现于6月下旬和8月下旬。平乡县调查的峰值不甚清晰，但6月上旬和8月上旬的劳动力投入仍是峰点，这三个地区最高的峰值出现于秋天。华北各地区的峰值时间往往也有不一样的，有的只有一个峰值。山西省五台县226农家（1922年）的峰值只出现于10月上旬，麦收的6月上旬并不是一个峰值。在南北交冲地带，麦收高峰特别明显，安徽省宿县286家农户（1924年）的统计表明，6月上旬有一个特别的劳动力投入高峰，投入量是其它半月峰值的1.5倍。[29] 总之，华北各地的农活高峰期基本上只有两个，即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与秋收秋种相比，麦收时由于天气炎热，艰苦程度更大。秋收秋种天气凉爽，时间也可以向后拖长，故秋收秋种并不紧张。在山东胶县张耀屯，为了避免小麦收获时劳力紧张，许多家庭甚至种大麦，大麦比小麦提前10天成熟，可以提前收割，从而相对均衡地分配劳动力，使夏收不那么紧张。[30]
农闲期一般是从秋收秋种结束到第二年春耕开始这段时间，一般为4-5个月。山东维县的调查表明，农民一年中有4个月基本上没有大田工作，在大田工作时期，只有1个月完全从事大田工作，其它月份一般只有10-15日左右从事大田工作。[31] 在益都杜家庄，9月末小麦播种结束后，进入农闲期，一直持续到第2年的3月上旬，农闲期长达5个多月。脱谷、磨面、拾粪、拾柴等工作在农闲中完成，与大田工作不同，这些工作不受农时的限制。[32] 在河北通县小街村，由于棉花的收获期较晚，一直到10月下旬才结束大田工作进入农闲期。11月和12月，农民进行贩棉花和谷物的工作，同时拾粪、运粪，1月和2月不再进行贩卖工作，积肥工作仍然持续，许多贫农的耕地不足以养畜，只有依赖拾粪积肥。农家视粪为珍珠，无人不拾粪，努力的程度使满铁调查员感到吃惊。七、八岁的小孩要拾粪，农夫农闲时要拾粪，长工也要为东家拾粪。如果努力的话，每人每年可拾粪3000斤左右。[33] 在济宁县城附近的史家海村，调查人员将此村的人按耕地多少分为4个阶层，最4阶层基本上是无地户，从事小贩、日工和拾粪等工作，他们是农闲阶段拾粪的主力军，且无论农忙和农闲都在工作。[34] 收拾房子的工作也在农闲期进行，房子是土房子，旧土是肥料。河北省昌黎县候家营农民在冬天修屋，俗称“换宅子”。另外，拉土、填圈和拾柴等工作也在冬天完成，道路边的壕沟也在冬天挖掘。[35]
从家庭男女分工而言，男人主要从事大田工作，农闲期相对休闲，女人则在农闲期一直忙个不停，脱谷、磨面和拾柴等工作主要由女人完成。[36] 但她们的这些工作仍要服从男人的大田生产周期。民国时期，许多地区仍然实行土纺土织，妇女的纺织工作在农闲期达到最盛。以土布业最盛行的高阳地区为例，土布生产的高峰期在阳历3-5月和9-12月，中间的农忙季节处于萧条时期，因这时妇女也要参加田间劳动。当地5月末开始繁忙，棉花和高粱播种，但劳动由男人负责，妇女很少上田，可以不误纺织。小满以后，粟播种，各种作物的锄地作业开始加强。到6月，麦收开始，这时无论男、女都在田间劳动。7-8月，棉花整枝又需要大量的女劳动力，这时期不但纺织业萧条，商家也不贩卖土布。妇女重操纺织机的时机是在秋收以后，这时土布交易才重兴旺。12月以后，商家的库存增加，不再收购，农民准备过年，纺织衰退。[37] 在妇女尽管可以参加大田劳动，但一般的农活妇女并不参加。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是一个种棉花的村庄，妇女很少参加平时的农田劳动。只作纺织、家务和照顾小孩的工作，这些工作已经使妇女很劳累，难以参加大田劳动。农忙时的工作有中耕除草和麦收时的辅助工作，麦收时14岁以上的妇女都到田间帮忙。妇女也可以参加棉花的整枝工作。而棉花的收获则主要由妇女完成，且要反复地采摘。[38] 由于农闲时期男人相对休闲，所以，冬季了是农村中各种社会问题暴发的时机，练武、打架、械斗往往都发生于冬季。
1．劳动力市场的季节波动
农活的周期性决定了对劳力的周期性需求，尽管近代华北农村劳动力过剩，但农忙季节仍缺乏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因农忙和农闲有周期性波动。在此基础上劳动者也有季节性流动。
以山东益都县杜家庄为例，这个村有5种春作物——高粱、粟、甜瓜、西瓜和烟草，4月份播种；春耕在3月份进行，进行春耕和土粪的运输。这时，附近五里堡镇的劳动市场开始活跃，进入了劳动力的需求期。进入4月份，春播作物播种，小麦中耕，许多农户雇短工；到5月份，春播工作结束，大部分作物进入中耕期，劳动力出现剩余，不再雇短工；到6月份，小麦收获，玉米、大豆和晚播粟播种，烟草移植，许多作物要进行施肥，劳动力需求达到高峰，短工市场高涨；从6月下旬开始，农活减少，7月份只有夏作物的中耕和瓜类的收获，这期间短工减少；到8月，春播粟、夏播粟和高粱收获，雇短工的农户有，但并不太多。到九月，随着玉米和烟草收获，小麦播种，秋耕秋种开始，短工又开始增多，进入农活的第2个高峰期。到10月份，秋收秋种结束，进入农闲，雇工市场也基本上结束。[39] 在济宁县安居镇，季节性劳动市场设在木牌坊，从4月下旬到10月中旬。市场高涨时期从5月下旬开始。每日可达500人，大部分人是此镇周围15里范围内的人，也有远从宁阳、邹县、滋阳、泰安等地的劳动者。[40] 也有的双峰规律与一般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高峰不相吻合，在益都县杜家庄一带，劳动市场的高涨期一在春播时期，一在秋收时期。小麦收获时期也有雇佣人员，但主要是附近的村民，特别是山另一侧的村民，山区地带的麦收往往有几天的成熟差距，先收麦的农民可以到晚收麦的农村那里收麦。因各地都有麦收，外来的打工者并不多，未形成市场高峰，那些秋季到本地打工的寿光县农民，很难脱离本地的麦收工作，而近距离的劳动者却很方便。[41] 日本人曾在德县县城附近的辛庄作过流动人口的研究。在1941年7月15日，调查人员亲自到一处工夫市作调查。当天的早上5点，有数十人自带锄和小铙子在市场内坐着等活，有许多短工自昨天夜间就在工夫市露宿街头等着，日出之后，短工人数逐步达到100-150人左右。大约在5点30分左右，一批雇主到来，到5点55分，大约半数的短工找到了工作，到6点20分，只有1/7的人在等工作。这批流动的打工者往往是附近地区那些贫穷的人，家里的耕地较少，或没有耕地。[42] 到冬季，农田劳动下降，由于农村地区畜牧业衰退，副业也不多，许多农民向都市流动以寻求临时工作。形成农忙在村，农闲在城的周期流动特点。根据卜凯教授对华北平原一带村外劳动比重在各月的分布调查表明，12月和1月最多，分别占28%和34%，2月占15%，11月占11%，共它月份很少，只有1-3%。可见，冬季是离村从事非农产业的高峰季节。[43]
农闲期和农忙期的雇工价格差异很大。在平山县王家窑村，农忙期日工为1元/日，农闲期只有1角/日。农闲期劳动力过剩，价格低廉。[44] 农忙高峰期农民雇日工或短工，因为农忙期较短，一般在5-6月，这时农活处于高峰期。被雇者有自己的田地，不能长期脱身，日工对双方都有利。中耕时期可以雇月工，因中耕时期较长，月工的雇佣时间为1-2个月。在昌黎县候家营，春天的月工小满上工，雇佣时间往往为2个月。秋天的月工自处暑时上工。春秋时节各有5-6户雇月工，春天的月工主要进行除草，秋天的月工主要进行秋收。因为秋收秋种的时期可以拖得很长，故雇月工比短工较为有利。[45] 在青岛市李村区西韩哥庄，从事月工、日工的人每年达2659人，雇主一般到附近的李村工夫市上雇人。工夫市在4月份开市，每天都有雇工在那里聚集，小麦收获时最多，每天达200名。小麦收获时的劳动力价格也最高，4月为40钱/日，小麦收获时达60钱/日。女人也当雇工，为雇主作家务劳动，但农忙时也被雇做诸如高粱切穗等农田辅助工作，但不供三餐，只有30钱/日。另外，花生收获时，农户也雇佣妇女劳动力。[46] 在惠民县孙家庙，雇佣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3%，6月的拨麦季节，天气酷热，劳动力的价格最贵，每日工资0.5元，东家要管3顿饭。一般农忙时只有0.3元/日。农闲时没有工价，只管三顿饭。农民雇日工，没有长期的年工、月工。雇工的高峰主要在刈麦季节和秋收时节。雇工的分布区域在3-5里的范围内。在农闲期，基本上不开工夫市，雇工只在村内自然地发生。[47] 有的地方只在秋天有雇工的高峰。在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短工市分两期，春夏之季短工市人少，每日百名，秋天短工市人多，每日达200-300名。8-10月份短工价格最贵，1元/日，夏天只有8角/日。[48]
2．畜牧业周期
畜牧业周期也要服从大田的双峰农业周期。役畜的饲养周期较长，但农忙时耕牛需要填加精料，这一点与农忙协同。近代的地方役畜市场也与农忙周期一致。在山东，贫户养不起牛，但他们春耕前买牛，秋后又到市场上将牛卖掉，这些农户利用市场满足其农忙时的役畜需求。[49] 在县城或较大一点的都市，除了例行的集期以外，春、秋二季都要开几天的牲畜市，因这时期有大量的役畜集散。[50] 在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各地牲畜集市一般并无役畜交易，只有少量的猪出售。但到8-9月份，因大秋农忙需要，农家开始买役畜，市场才有交易。[51] 这种役畜市场的周期性活跃特点在清末就存在。在望都县邱庄，清末“村庄中牧畜，骡马十有余头，驴牛不足十头，常至冬令农隙售而出，春耕农忙购而入，故无常数也”。[52] 在大清河流域，农民春耕以前购入役畜，秋耕后又脱手出售。流通最盛期是在中秋节左右，这时期粗、细饲料最充足，正值秋耕大忙，需求也旺盛，交易量最多。冬季农闲，役畜也无活可作，家中余粮不多，燃料也缺乏，农民只好将牲畜出售。大清河流域的骡子主要从张家口一带购入，购入的高峰期在中秋节后到十月份这一段时期。[53]
养猪不与农忙周期一致，因养猪并不为农忙营养消费，而是为农田积肥之用。猪的生长周期一般为一年，农民并不养猪仔，只是春天从市场上购买猪仔饲养。以遵化县卢家寨为例，猪仔购买时的年龄为1个月，6-7个月之后要进行肥育，育肥时在阳历8月前后，这时农村中青饲料资源丰富，精饲料因秋收后也很丰富，经过4-5个月肥育后，到过年时节，市场上猪肉需求达到高峰，即可出售宰杀。[54] 由于养猪是农村生活中的大事，这样一个饲养周期和消费周期是否是不合理的或无意义的呢？实际上不是，因这种周期是与小农的饲料供给周期、出粪周期和营养周期相一致。首先，华北的饲料在秋天达到充足状态，至于平时，Wagner曾指出，华北的养猪精饲料很少，很难像在农忙喂牛那样精细，平时的废弃物的营养价值也很少。而薯藤叶等青饲，甘薯的皮、各种豆荚和豆叶都产于秋收季节，这时免强是肥育的时机。[55] 所以，从饲料周期上分析，春天养猪仔，夏秋肥育，冬天出售的时机安排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出粪的时机也是合理的，肥育时期也是积肥最快时期，夏秋时机青饲料多，垫栏之物多，积肥快，可以为小麦播种作基肥准备。近代农村养猪更多是为了积肥，而用肥的最重要时机是小麦播种。对于大田农业生产而言，这样的周期恰到好处。如果单从猪肉消费的意义上出发，将猪出售和消费的高潮安排在夏季农忙时似乎更合理一些，因为这时农民需要营养。春节正处农闲，无意义地消费非常稀少的肉类似乎很浪费。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春季将处于猪的育肥时期，需消耗大量的饲料和粮食，而这时小农正处于春荒时期，一般人都要靠吃野菜度日，根本不可能有大量的粮食对猪育肥。
3． 生活用品
农村地区总体商品市场的涨落也与生产节律有关。一般而言，春天是生产的季节，但同时又是缺乏的季节，不但粮食会出现缺乏，生产资料也会出现缺乏。由于资金的缺乏，春天也是借贷高涨时期。秋天，农产收获，农产品市场高涨，农民卖粮后有了钱，可以在消费市场购买商品，各种商品都会有一个消费的高涨时期。这种现象在棉花产区特别明显，河北通县小街村是一个产棉村，农村购入额最高的时期是在谷物和棉花收获以后，通州市10天开4次集（二、四、六、八）。小街村只有6里的张家湾市场的集期也是4次（一、三、五、七），农民这时开始购入布匹、糖、酒这些在一般农村人是奢侈品的东西。[56] 城里的商家也利用这个时机将货物送到乡下。至于农产品，普通农民并没有贮藏能力，只有尽量出售以避少受损失，由于“货到街头死”，大多数农民在粮食出售的环节上遭受中间商的剥夺。在借货市场上，由于春天借债较多，秋天收入往往收不抵债，相当多的农民总是处于负债状态。在枣强县杜雅科村，大部分农民秋收后有一时之喜，但随着生活用品价格的提高，大部分人仍为债务所累，负债农户达76%。[57] 在昌黎县候家营村，农民习惯春借秋还，从霜降到年底是还款的期限。春天拉饥荒，秋天还饥荒。昌黎县的一些地区，债主采取相反的手法，为了更有效地剥夺农民。他们作抵押贷款，贷款期限只有3个月。年关入贷，春天收贷，由于春天是缺乏季节，农民还不上借款，土地等抵押品往往就因此归了债主。[58] 债主的这种方法也是根据生产和消费的节律制定的。
四．营养的周期
农忙与农闲时人身对营养物质的需求不同。在粮食缺乏的近代农村，农家根据劳动强度的不同增减食物营养。实际上，营养摄入的多少不但与农活节律一致，也与季节性农产品差异有关。谷类作物有较好的贮藏功能，摄入量基本上无季节性差异。有季节波动的是甘薯和蔬菜。华北的农民一般在冬季农闲期吃甘薯，在张耀屯，甘薯的收获在10月，农闲期从10月起到明年4月，这阶段恰好有甘薯供给。到第二年4月份，甘薯播种，贮藏的甘薯差不多已经吃尽了，也正好到农忙期，该吃谷类。明清时期甘薯在北方的推广对于农民能够在冬季维持生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农民可以在冬季节约下粮食以备明年春荒，减少死亡率。至于蔬菜，传统时代的蔬菜种植无大棚技术，只能按四时的节律供应和消费。冬春一般是白菜、葱；夏天有云豆、黄瓜、韭菜、水萝卜；秋天有茄子、南瓜等。农忙在夏秋，这时期基本上有充分的维生素的供应，农闲缺乏蔬菜，但劳动力投入少，可以勉强维持健康。[59] 蔬菜多时，无论贫富都会吃菜，因菜易腐烂，卖不出去时会很偏宜。鱼类一般也只在夏季出售。在大豆收获后，一般的贫农也会自动地补充豆类植物蛋白。在通县小街村，人们的饮食是严格按季节而变化的，小麦收获后农民把不好的小麦自己磨粉吃掉，好的小麦留到冬季或到市场上出售。大豆收获后将剩余的大豆加工成豆汁，和高粱粉混合食用。[60] 由于小农的贫困，许多农村的生活节律与野菜的生长节律挂上了钩，野菜和树叶在春天最为适口，这时尽管进入农耕期，人们也要吃野菜。在平汉钱的望都——石家庄地带，一般人平时吃甘薯，冬天吃粥，贫农只能在农忙时吃一点粥，其它时节以野菜或其它野生食物为食。[61] 但大多数地区在农忙时吃干，农闲时吃稀。清末民国时期，1日3餐的习惯只能在农忙时保持，农忙时劳动投入多，能量消耗量大，需要保证营养。在冬季，往往只有1日2餐，品质较好的食物也只集中于农忙期消费以维持生产者的健康。在山东半岛，一般的农夫农忙时1日3餐，食物为地瓜干半斤、饼子半斤、另加高粱和小米粥。农闲时1日只有2餐，两餐食物一般为1斤煮地瓜外加炸豆腐和小米粥。在山东台头和峄县，农忙期1日3餐，食物为高粱饼子和粟饼子，外加小米粥或高粱粥，冬季只吃两餐，但仍可吃干。[62] 在河北省昌黎县候家营村，在立冬到雨水这4个月天短夜长，农民1天只吃2餐，从雨水到立冬这8个月天长夜短，农民1日3餐，主食是高粱和小米。[63] 关于雇工的饮食，为了保证农活质量，家人既使不吃细粮也给雇工吃细粮。在益都县杜家庄，普通的雇工每日给食3次，雇佣时有时甚至备酒招待，麦收时劳动力投入大，每日吃4顿饭。[64]
五．讨论
从表面上看，近代乡村生活是复杂、流动和多态的，但这种生活是有结构的。农业劳动的基本程序构成了乡村生活的主干，而其它活动往往围绕着这个主干展开。从中国历史的开始时期，农业的周期就对生活发生影响，但历史上的农业特点和农活周期也是有变化的，近代华北的农业与《诗经》《幽风七月》时代的农业和生活节律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研究近代生活史的学者必须了解这种已经变化了的结构，在了解结构的基础上，乡村生活史画面的构造才能合理。另外，对这种农业技术和生活周期相关联的研究对现代化建设也有极好的现实意义，因为现代农业特点也对农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无论工业怎样发展，乡镇企业怎样发达，农民一般总要适应农业的节律。现代农业技术发展快，蔬菜生产实现了大棚化，农业程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的节律，但农作物的农忙和农闲节律并未改变。人们仍要适应农忙、农闲的周期。政府所推广的农村发展计划，也必须考虑到农村生活的节律。乡镇企业年度计划的制定，也要考虑农活周期，农忙时仍要放假。在附近城市打工的农民，农忙时仍要奔回农村帮忙。与城市工作单调的时间节奏相比，农村地区的时间节奏仍有独特性，总之，现代农民仍在适应这种千年不变的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