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从俄国迁来的流民曾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三河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本文从居住条件、农牧业、生态和经济的适应方面，对这一特殊社区的建构过程作了描述与分析。结果表明一个文化的移植成功，其核心条件与生态和心理状态有密切关系。在三河，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农牧生产技术、森林、土壤和从俄境移植过来的兵农制。<?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关键词：俄罗斯族 农牧业 文化移植 三河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文化长期以来以游牧为主，蒙古族，外加几个通古斯族，构成游牧文化的主体。17世纪以后，俄国人开始进入草原，逐成为一个独特畜牧业文化群体。但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即使在东清铁路修建以后，呼盟尽管有许多的俄国人，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在铁路上工作，没有形成有规模的农牧业文化。①直到三河一带出现了几十个俄人村庄后，整个呼盟的经济文化几乎为之一变，因那里的人产生了有规模的俄人农牧业经济文化带，几十个村庄产生了很大的经济影响。这一群体有规模地复制了帝俄后期后贝尔加湖地区的生产形态和社会形态，产生了规模效应，使三河名扬草原。当时的三河地区已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满铁和其它机构的对其调查不下10余种。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这一文化复制过程中的生态与文化因素是怎样交互作用的。
一、木屋、庭院与生活方式
三河是指哈乌尔河、得尔布尔河和根河流域的那一小块地区。原来只是少数的蒙古人在那里放牧，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这里突然来了许多俄罗斯人。他们有的是原帝俄时期的军人，有的是一批对集体化政策不满的村民，主体是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哥萨克族，这时流亡到中国。他们盖木屋、开农田、置牧场、养牲畜，在异国他乡，活生生地复制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文化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文化的复制在世界范围内都成了一份独存，因为原来帝俄时期的后贝尔加湖文化在十月革命后不可逆地被改变了。1949年以后这一复制的文化也成为历史。这次独特的文化复制依赖于原来的那批十月革命前后的流民。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不但复制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农牧业方式，同时，在与当地政府协商后，将原来帝俄时期后贝尔加湖地区的那一套村庄自治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三河。从生产到技术，从政治到社会，几乎完全地复制了源文化。随着不断有俄人流亡人员加入三河，村庄群不断地扩大，到1923年左右，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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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满铁庶务部调查科：《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第二班)，第二编，昭和二年四月，第37—44页：
40—50个村落，人口近万人。这批俄国人占呼盟总人口数的1／7左右，成为俄人在呼伦贝尔草原最为集中的地区。①
三河的新文化与当地风景是格格不入的。在景观上，三河各村落是木屋和整齐的院落，当地蒙古族则是居无定所。当俄国人刚进入这种简单文明区时，也是从简单作起，逐步才复杂起来，达到他们以前的水平，与环境区别出来。由此可见，一种高级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复制，其起点往往就是当地文明。尽管他们中有一些人带着牲畜来到三河，但一开始也没有定居点，许多材料要向当地人购取。初创者往往要在这种简单文化中生活一段时间。刚移民到美洲大陆的那批新教徒，也要从印弟安人那里学习玉米种植技术。上库力村1918年只有5户定居俄人在那里，他们甚至以狩猎为生。用猎物与当地蒙古人进行物物交换。到1920年左右，这个村大约有20户左右，狩猎生产才让位于牲畜业生产。②
北欧式木屋当然也是后期发生的。上库力村的俄国人刚到三河时，所考虑生态条件是有次序的：第一是水多；第二是离牧场近；第三才是离森林近。水多为了生活，离牧场近是为了放牧和收割牧草，离森林近才是为了居住盖屋。建设木房子不是首选，生活和维持基本生活的简单生产是首选。但前二种选择并没有将他们区别开来，当地布里亚特蒙古人也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最后一种选择将他们区别开来。早期的初创者，一开始也只能住简易的临时居所内，没有时间和能力去采木建房。临时居所十分简陋，简单地将泥土涂在木柴支架上就形成了居所。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准备长期居住，随时准备回乡。到1940年左右，简陋小屋的残迹在一些村庄仍然存在。③1918年，上库力村有5—6个小土屋，是俄国人用原家乡盛干草用的冬笼做基架，涂泥而成。1920年以后，一些人开始用祖先的办法建有地基的土房子，也是临时居住。后来才造欧式大木屋，并对东部大兴安岭的森林感兴趣。尽管时间很短，但这种决策仍是几经周折，经过几个台阶才达到。每到冬天，俄人用牛和马到兴安岭西麓坡地采伐木材。因为夏天地面不好，交通不便。木材以落叶松和桦木为主。1941年上库力村的建筑材料中落叶松占第一位，占75％，其它类型占25％。一些大的公共建筑，如教堂和学校，都是用白桦建成的。现在那里的桦木已经很少。移民的增长和聚落扩展并不同步。上库力村的移民增长主要发生在1919—1929年，有96户来到此地，且主要集中于1918—1919年两年，这时不是定居建房的高峰，定居稳定地发展是在后期。许多家庭在临时居所里往往要住上十几年才盖房。(4)木屋文化的分布一开始有阶层差异。往往只有那些中上阶层的俄国人才可能较早地住上木屋。这种屋子内有专用暖房，有面包炉和其它用品，代表着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下层的俄人长期住在因陋就简的房屋里，那种房子实际上是用柳枝作材料，双重柳枝之间用土填充而成。最贫穷的人甚至住土窖子，这种土窖子依靠丘陵的斜面挖洞，南面作窗，三面深人土中，更像是陕北的窑洞。随着定居时间的增长，下层俄人有了积累以后，也能住上好房子。从三河一带的聚落发展分析，随着外来俄人的不断加入，聚落群向东发展，更靠近大兴安岭的西坡地带，这是为了方便于采运木材。冬天运木料要用雪橇。从各村落的木屋建筑质量来看，东边村落的木屋比较多，远离森林的西部村落相对少。从1935年的村落分布可以清晰地看出，移民的增加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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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编：《巴尔虎(呼伦贝尔)の经济概观》，大板每日新闻社昭和五年六月，第48—66页。
② 满铁调查部：《北满三河露人の住宅と生活)，东京博文馆昭和十八年三月，第22—23页。
③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调查报告》，昭和九年十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十年十一月，第438页。
④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60--62页。
势主要发生在东部接近森林的地区和中部地带，近森林地带的1个村庄1年内就增加了33户；中部村庄的增加数大部分只有5—8户；西部地带只有1个村庄增加了5户，其它的村庄没有移民。①这种木屋建设需要将木材一根一根地垒接，接口技术十分复杂，需要一系列的工具。但这些哥萨克对此在行，这是他们祖传的技术。这种居所是北欧森林诸国的传统，木屋融人森林，构成为一种著名的地理文化景观。
在木屋的基础上，形成庭院。与汉蒙文化不同，庭院生产占很大的比重。庭院分2个区，住宅区和养畜区。住宅区有正屋，还有各种仓库。养畜区有各种分类的畜栏，也有单独的干草堆置区。房屋外围是种菜区。为了构建较高级的生活，俄人的日常工作有许多，木材加工、畜产品加工往往都在大院内进行。正屋前的空地，往往有脱谷机械、农具、橇、建筑机械、薪柴堆、等等。一个家庭的工具与汉人相比也更为复杂，农具的制作修理和一些副业生产都在空地上进行。每个院子要用木栅围起来，木栅相当整齐，高1—1．5米，院外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与其他家庭相隔。主屋的周围，俄人还种一些蔬菜，还有一些作景物的花草布置。向日葵除了食用，还特别用以美化周边环境。②至于分类饲养，俄人明显区别于汉蒙两民族，汉人的种植业精耕细作，牲畜饲养却是粗放的，华北中层阶级的人家稍微有个牛马的畜舍，一般人把牲畜甚至就放到墙边搭棚饲养。③蒙古人更是不讲究。在俄人那里，即使是一个小农，庭院结构也是分类有序的。一个小农户的结构也是二分的。住宅区与养畜区分开，干草堆置场单独设置，并有5个左右的围栏，5个围栏意味着5种分类。不但有畜种分类，役牛、乳牛、小牛、马、羊和山羊都是分割管理的。大也有大畜、小畜的分类。大农户的庭院一般还有菜园，有雇工人住的宿舍。庭院当中还有炊事场，用以烤肉。在多拉阿兮卡村有1户大家的庭院很大，5个分区围栏，一个大菜园。住宅区内有机械库和一般仓库，还有一个浴场，在许多中等和较大的农户那里，都有这种浴场。④这种消费水平，现今的牧人也难以达到。日本人对几户典型农户调查表明，住宅的面积一般都在几千平方米左右，这与华北的汉族农民不到100平方米的庭院相比，的确是两种文明的生活方式。1户名为卡利苏的老人四世同堂，有人口14人，养牛114头，马74头，绵羊和山羊586头，猪8头，骆驼20头，还有近30只家禽，住宅面积达7 069平方米。可以想象，这是一块80多米见方的地方。母屋119平方米，附属屋289平方米，菜地面积263平方米，花草49平方米，剩下的是很大的空地和畜栏面积。⑤一个华北地区的小农庭院面积还不及俄人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在这种木屋和庭院基础上发展出的村落，有很大空地，这正体现欧式文化的特点。
二、群体与文化、政治的重构
长期以来，国境线限制了欧式文化的传播，蒙古人和汉人似乎也没有接受这种文化的动力。这种欧式农牧生产生活方式没能够像一种作物或一种流行技术那样，脱离人的迁移而进行传播。当时中苏边境上有哨兵，可以对穿河越境者随便射杀。所以，有规模人群迁移需要突发事件的推动。三河人大多是些旧式军人或地方有势力的人物，十月革命的暴发成为他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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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吉川忠雄：《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第8，37—39页。
② 满铁调查部：《北满三河露人の住宅上生活》，东京博文馆昭和十八年三月，第40--41、58，37—38页。
③ 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河北省农业调查报告(四)(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地带)》，昭和十二年一月，第16—17页．
④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160---161页。
⑤ 满铁调查部：《北满三河露人の住宅と生活》，东京博文馆昭和十八年三月。第91—108页。
移的动力。如果留在原地，成为革命的对象，结局可能就是死；逃走，有活命的希望。1933年左右，三河和牙克什一带的俄国人数猛增到5 340人，不但有对面后贝加尔湖地区的移民，还有哈尔滨的俄国移民。①但流向三河的俄人群体往往都是些有经历的人。在上库力村，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几个地方的流浪才到三河落脚。许多人照样到铁路上谋生，所去的站点一般是海拉尔、满洲里、哈尔滨、博克图、牙克什等。有的人周流过6个地方才来到上库力，还有的人离开又回来。151号户主到中国后先在吓拉依诺尔谋生，然后到海拉尔，再后到上库力，后又离开上库力到牙克什，再到哈尔滨，最后终于在1939年重新回到上库力。也有许多人越境后直接来到上库力，有75户，占46％。在别处停留1次的有43户，占26％；2次的有26户，占16％；3次的有12户，占8％；4—6次的有7户，占4％。一半以上的人带着痛苦的经历，因为他们与当地的文化融合产生了失败，最后才来到上库力。这些痛苦会促使他们建设一个适合他们自己的文化社区。亲属关系在社区重建中也起一定的作用，上库力村中有许多人来自后贝尔湖地区同一个自然村，许多人靠亲友关系才在上库力重新相聚。③
在当时的汉蒙文化环境中，他们的经济地位非常低。在流浪谋生时，大部分人还是靠体力劳动谋生。这时他们处于蒙汉社会的低层，替蒙古人打草，或自己打草出卖，而当地的蒙古人一般是打草的。一些人无活可作，成为贫困流浪者。在札赍诺尔，日本调查者发现有一批最需要救济的白俄。有74户从事打短工等工作，80户从事农业。在其它俄国人中，打日工的有58户，一部分在矿上千活，15户在工厂或铁路做工。生活不但贫苦，所作的只是汉蒙社会的补充。在满洲里有1家日本人办的农场，那里雇佣了朝鲜人14名，白俄人10名。③到上库力最早的人都尝试过其它附属于当地蒙汉社会主体的角色，他们许多人成为别人的雇工。有的作马车夫，有的当制酪厂的工人、秋林洋行的店员、为人放牧者、或其它杂役。当然，还有一些当铁路工人、拖拉机手等。他们不甘在原来的地方成为附属，④在多拉嘎莎依村，有1位大户到1922年才定居下来。他是1919年逃到中国的，刚到中国时，一家7人带着牛40头，马8头，山羊200头，还有价值40元左右的银元。在海拉尔河下游小河子地带放牧、养奶牛、制牛酪、冬天打猎，生活也很艰苦。另1户是1920年逃来的，没有什么财产，当过矿工，几经周折，1924年到多拉嘎莎依定居，所有的财产只有马1头和木轴车1辆，马车拉着他的家到处流浪，过着艰苦的生活。⑤最早来到上库力发展的几户也都是携带着粮食来定居的，1号农户来中国时带着大麦200磅，燕麦250磅，荞麦50磅，先在一个地方住过一段时间，随后便迁移来到上库力。上库力村1918—1920年左右的逃难者多携带资财，1922年以后的人很少有携带资产和牲畜。⑥总之，这批早期走向三河的俄人是文化复制的载体。他们带着流浪的痛苦，复制原文化的渴望，同时也准备了一些简单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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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本真：《三河竝南部接续地区及牙克什地方にける畜产状况)，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四编第四卷，昭和十年十一月，第8一11页。
②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65—74页。
③ 五倏为正：《满洲里、札赍诺尔方面调查报告书》，昭和八年十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十年十一月，第16—31页。
④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9页。
⑤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139一141页。
⑥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65—74页。
形成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最大凝聚力不是宗族，三河人尽管有家族观念，但由于男女平等和一些基它西方观念的存在，完全限制了家族情结，使得家族关系在乡村重建过程中显得相当不重要。真正的凝聚力来源是基督教。与大多数俄国人一样，三河人属于东正教。在当时的情景下，他们不可能像中世纪的欧洲教会那样同化入侵的游牧民族。这时，为了共同聚会和礼拜的需要，他们自然追求在一起居住。日本人也发现基督教的这种强内聚力，认为不可思议。①实际上这与美国早期移民类似，早期美国移民社区的形成一般是先教堂，后政府机关。三河人也是如此，1926年，大概在上库力村有人定居之后9年，许多人还没有住上像样的木屋，东正教教堂已经在上库力建成了。上库力成为这一带的社会活动中心，以后的行政中心也在这个地方。以后又增加1处教堂。与此同时，三河人热烈祈祷上帝让他们有1所学校，1935年，学校建成，一开始的师资力量差，以后好转。有了学校，不但原来的语言文化有了传承，小孩子也在这里学习汉语，为发展打下基础。②面对当时东北和内蒙军阀混战、土匪遍地的政治环境，他们自动沿用后贝加尔湖地区帝俄时期的边疆制度一一兵农制(Amman System)。正由于这一体制的复制，使三河有一种文化搬迁的感觉。兵农制是建立在村庄基础上的自治行政。各村落选举产生村长，又叫屯长，任期1年。17个村庄再共选]名总长。这种地方自治在后贝尔加湖地区17世纪就已经形成，以后逐步发展，逐成系统。那里的基层单位为屯，屯上为乡。与中国传统的屯田制不同，这种制度有民主特色，屯长和乡长(总长)都是选举产生的。至于机构，有乡决议机关，负责作集体的决定，有议长负责讨论，所讨论的事不仅有治安和行政，还有共同耕作和其它生产方面的事。治安有专门的治安系统，司法有专门的司法系统，还有地方裁判官。在选举总屯长的时候，居民每10户选出1户作代表参加投票，总屯长必须在三河地区居住5年。这是一种高度独立自治的系统，当时的日本调查专家认为地方当局应当考虑是否让兵农制继续存在下去。但这种制度一直被利用着。③不但利于保安，也可以帮助税收。日本专家到三河调查时，由于三河地方行政系统的配合，各种耕地、人口数字非常清楚。④
三、欧式农牧制度<?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汉人的生产特点是精耕细作。汉人到那里几乎都表现这种技术特点，而不论所到地区的生态环境如何，这表示这种技术特点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而是一种文化，与生活习性相一致的技术文化。与汉人相反，欧洲文化的特点就是农牧结合。欧式的农牧结合要一定的规模，也需要有一定的村庄共同行动，村庄放牧地是共同的，耕地的休耕时期大体上也是同步的，由于要照顾到休耕期内的放牧，所以，各户一般要在收获和轮作制度的安排上与村庄集体活动相一致。马克布洛赫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有两种习惯深深地触动了中世纪乡村的农田生活，这就是强制性轮作和强制性公共牧场。⑤这种习惯在景观上形成村庄周围有序的牧地和耕地组合。三河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牧地是统一的，前面业已提到，乡村议会要讨论共同耕作和生产方面的事务，所以轮作程序也在控制之中。只是后贝尔加湖地区和三河地区的生态条件使他们的经营模式与欧洲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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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5—6页。
②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2、60页。
③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13—15页。
④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概观》，《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3期，昭和十年三月，第25—26页。
⑤ 马克·布洛赫著，余中先等译：《法国农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页。
靠近东边兴安岭地区的森林地带有肥沃的黑土地可以进行机械化耕作，也有许多的草场
可以作打草场，差一点的草原可以作放牧地。村庄周围的土地利用模式分成放牧地、打草地、耕地或森林等几个模块。以村庄为中心，向外依次的分布一般是放牧地、采草地、耕地和森林，其它不能利用的土地参差其中。满铁专家对上库力村1940年的土地利用调查表明，紧贴村落的外围是放牧地，其范围大体在村落外围4—5公里；放牧地的外围是采草地，采草地位于村落外5—20公里的范围内。蒙古人长期不打草，更不划分打草地，夏天逐水草，冬天让牲畜啃雪吃枯草。直到人民公社时期，蒙旗才大规模有序地划分出打草地；采草地的外围才是耕地，也在村落外5—20公里的范围内，与打草地交错分布，位置总比打草地更远一些；最外围是森林，大约在村落外23—30公里以外。①放牧地最多，占60％，打草地次之，占33％，农耕地占6％，蔬菜地在各户的院落内，占1％。②由于有很多的放牧地，放牧时间也很长。从农历4月上旬到9月下旬，是三河的放牧期，三河人也雇佣蒙古人放牧。由于公共放牧地都在村边，各家的放牧距离是一般在村庄2—4里的范围内。③这种土地利用序列也与欧洲一般农村不同，欧洲农庄周围一般也是耕地。这是哥萨克在后贝加尔湖丘陵地区特有的农业方法。那里屑丘陵地带，存在着永久冻结层，农民们只将丘陵南部或东边的地带开垦为田，丘陵下部平地往往只作放牧地或刈草地，自然就形成了近草地远耕地的格局。这种用地方式也成一种可传播的文化，到三河后，他们自然也寻找这种自然条件复制了这种土地利用模式。从海拉尔到三河的旅行观察者们发现，耕地也都在丘陵中部的斜缓坡上。满铁调查人员认为由于这些地段日照条件好，才用作耕地。低洼地带阴冷，日照少，故作放牧地和打草地。④作为一种迁移的民族，三河人选择这种地段种植，放弃大量的平原地区，不能不说有文化习惯的力量在其中。村庄相距一般只有5—6里，以牧为主、以农为副。由于土地肥沃，开垦第1年时一般只翻草，不种植，用机械的土壤耕作将杂草翻于地下，经过1年的时间，杂草转化成可供作物吸收的养分，这是典型的欧式土壤耕作法。刚开垦的耕地称为扎劳嘎(ザロ一一グ)，2年以后，土壤熟化，人们称其为米亚高起(ミャ——コチ)。⑤土壤耕作制与后贝加尔湖地区相比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连名词都一样。由于土地充足，一定年限后，随着肥力下降，便弃耕不种，另选地耕种。这种耕作制继承了欧洲休耕、翻草和轮耕的传统。新开垦的土地一般是种小麦，且连种3年，以后往往种2年的燕麦或大麦等一般耗地作物，最后种植最耗地的荞麦，地力耗尽后，弃耕另种，让地力自然恢复。由于土地资源丰富，当时的休闲地随处可见。⑥当时的日本调查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农法的欧式遗传，而是将这种方法与当地的达呼尔人农法相提并论，认为这种不施肥的农法是落后的。①每个民族在土地丰富的条件下往往都采取类似的休耕方法，汉人进入蒙地也实行休耕，但三河的这种有序的土地规划却是当地其它民族所没有的。
三河人用3种方法播种。最原始的一种用人力，胸前吊着耙斗子，用手撒播，撒播后覆土。贫农多用此法，因种地不多，1日可播种1．1公顷；另一种方法用畜力，用3头马牵引，这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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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24—25页。
②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概观》，《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3期，昭和十年三月，第67页。
③ 山本真：《三河竝南部接续地区及牙克什地方にける畜产状况》，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四编第四卷，昭和十年十一月，第15—37页。
④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66—67页。
⑤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概观》，《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3期，昭和十年三月，第5—15页。
⑥ 原龙三：《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及牙克石附近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十年十一月，第334—335页。
⑦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81页。
的欧式马力耕作，中农和大农多用此法，1日可播种4．4公顷；最高级的，是机械播种，代表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只有资金充足的大农才能使用这种播种方法。大农家当时使用的这些机械的价格是相当高的，脱谷器在当时价达1 500元，但1个小农家庭使用的耙斗子只有1元。三河人当时努力地扩展耕地，扩大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不甘心于像汉人那样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生活。这是他们购买机械的动力。①犁是欧式的。在上库力村，有5台火犁一一机械动力牵引犁，用拖拉机牵引。也有些机械是畜力牵引的，干草刈取机和集草机都是畜动力的。②耙和一些其它工具也是畜力牵引的。满铁调查所记载的农具名字多有英文名和俄文名，没有日本名或汉文名，说明这些工具在中国内地和日本都少见。刈草机、播种机、集草机、收割机、束草机和脱谷机的使用，大大高于内地50年代以后的农业机械化水平。1933年到1934年左右，各乡村的收割机有24台，每村平均1台以上，割草机达246台。③
不同的经营阶层有技术和效益的差异，与迁移历史有关。小农的土地规模只有5公顷左右，大约有马4—5头，牛10头左右，羊10头左右，纳税20—50元。对这样一点耕地而言，人、畜力是足够的，为了增加收入，常为他人佣耕，没有必要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农经营规模约为15公顷左右，马10头，牛35头，羊50头左右，纳税大约为50—100元；大农的耕地面积约为25公顷左右，马15头，牛60头，羊125头左右，纳税大约100元以上。规模越大，越雇人并使用农业机械，越有规模效益。有意思的是，经营规模大小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结果，却是迁移史形成的。92户的调查表明，47户最小规模的农民平均是1930年移人的；27户较小的农户是1927年移人的；9户中农是从1922年移人的；8户大农是从1920年移人的；1户极大农是从1919年移人的。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能力经营，租种的土地越多。很明显，一是由于来到三河的人经营素质较高，可以应付大规模经营所需要的劳动技能；二是三河一带有充足的土地供人租种。④上库力村的调查也清楚地显示这种趋势。1户1928年到上库力的农户，刚到的那一年不种任何地；第2年才开始耕种，只种了0．6公顷；1930年种1．6公顷；1931年2．1公顷；1932年3．3公顷；1933年3．9公顷；1934年4．4公顷；1935年5公顷；1936年5．5公顷；1939年6．6公顷；1940年8．8公顷。⑤三河是蒙地，制度上不允许私有，移民只有向当地政府借地耕种。一般是根据自己能力占地，然后向当地政府登记纳税。1924年，政府只对三河俄人所种的小麦收税，其它作物免税。成为中国公民后，俄人的税率高于汉人。在20世纪20年代，得布尔河和哈尔乌河流域内汉人的租地税率大约是11元／公顷，俄人是17元／公顷；在根河流域，汉人为]4元／公顷，俄人则高达20元／公顷。⑥
当时中农和大农的经营形态代表欧洲近代农业文明的水平，而这种文明的形成无疑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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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49、79页。
②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38页。
③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概观》，《满铁调查月报》第Ⅱ5卷第3期，昭和十年三月，第15一16页。
④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52—54页。
⑤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56—57页。
⑥ 原龙三：《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及牙克石附近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十年十一月，第330--331页。
间有关。原来的耙斗子耕种也是俄人的方法，但那只是起点，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移植文化的发展，使移植文化脱离早期的原始水平，达到复制文化在原来地区的最高水平。这一过程明显需要时间。正像树木的移栽，一开始是萎缩，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恢复成原样，甚至在新的地区产生出生优势。这种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农牧业生产技术，再加上他们有效地利用了三河地区的生态和市场环境，最后终于使三河地区产生了巨大变化。7—8年以后，俄人将这一块地方从荒地变成北满少数的粮仓之一。①
四、对环境与市场的自组织过程<?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在三河文化的移植过程中，一些要素不发生变化：东正教、俄语、木房子、兵农制、农牧业技术，等等，这都是不发生变化的因子，原样复制。还有一些要根据新地区的条件进行调整的变化。这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三河人利用当地的牲畜资源培育出新的品种；二是通过对中国市场的适应，产生了三河特有的公司制度，并将产品远销千里以外。这不是一种文化的变异，而是一种文化对周围生态与社会环境自组织的结果。
蒙古马和蒙古牛长期保持着单一的血统，偶有外血融人，但基本上仍保持不变。俄国人逃难时，赶着后贝加湖地区的牛马来到三河。他们对生物学上的杂种优势利用，使三河的畜牧业水平非常突然地产生了变化。奶牛在当时的内蒙古草原还是一件新鲜事。传统蒙古牛的产奶能力极低，但蒙古人长期以来游牧为生，就这么吃牛肉、喝牛奶，不去注意选种、育种。俄人到来以后，引进了奶牛，而且还利用当地品种改良了奶牛。他们带来的奶牛品种有贝加尔种、西伯利亚种、俄国改良种和西米塔鲁种。他们用后贝加尔种和俄式牛的杂种，与蒙古牛杂交形成有杂交优势的奶牛一一蒙古改良种奶牛。传统的蒙古母牛每年只产奶45磅，杂交改良种产奶达95磅，远高于原来的后贝加种奶牛，这种蒙古改良种奶牛后来成为著名的三河牛。到1934年左右，三河周边地区的许多俄国人居住区都普及了这种奶牛。三河牛的出现甚至是中国畜牧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像样的本土血缘的奶牛。三河马的形成也很有意思，蒙古马个头小，没有什么特色，但三河马却成了当时闻名东南亚的赛马。三河种马场有各种贝尔加湖地区的马，种牡马大部分是后贝加尔种与俄国种或其它种的杂交种。一般人家将它们自己的蒙古种牝马拉来配种，后代的杂交优势逐步显示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混血不断地进行，配种牝马大多数也成了后贝加尔种与蒙古马的杂交种，这便形成了有名的三河马。由于后贝加尔湖的马具备赛马特质，三河马也出了许多赛马。这是一般的蒙古马所达不到的。③三河牛在1949年以后被选育和推广。到1989年，呼盟有三河牛10万头，母牛4万头，无论在产奶还是在肉用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05天的胎次产奶量可达3 245公斤，几乎是一般蒙古牛的6倍。三河马也因力速兼备而备受欢迎。但建国后育种的方向注重于役用，赛马的特质不见了。③目前，中国在大型国际运动会上没有像样的国产赛马。
三河人不但通过育种对本身的三河文化进行了提高，也利用当地的市场条件对生产，特别是牛奶和奶酪的生产进行自组织。形成了村庄合作。这种合作以制酪工场为核心，形成工场一一村庄的复合体系。俄人各家每日朝夕二次榨奶，除自用外，剩余的部分送到奶酪加工厂，计量后作价计成本，制成奶酪后统一销售。当时的奶酪生产也属于新生事物，这是俄式加工业对中国市场适应的结果，这种适应也产生了当时一般企业所达不到营销能力。他们的统一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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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坂本弥直：《额尔古纳左旗三河地方畜产事情调查报告》，昭和九年十一月；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四编第四卷，昭和十年十一月，第117页。
② 山本真：《三河竝南部接续地区及牙克什地方にける畜产状况》，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四编第四卷，昭和十年十一月。第14—22页。
③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一123页。
业在海拉尔、哈尔滨都有办事处，产品输送到全满洲甚至北部中国。这种幅员广大的影响只是由几十个村联合的结果。①现代的蒙牛、伊利等大型奶业公司也走这条路子，但这已经是在70年以后了。当时的汉商只会贩东西，不会组织生产。俄国人初到三河时，他们的生产尽管是一种高级的农牧结合文化，但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给自足。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生产的扩张能力表现出来了。1924年左右，他们就开始生产奶酪，开始时上库力工场的奶酪产量只有480磅／年，以后其他村也设厂生产，生产能力达1 000磅／年。以前东北的奶酪靠苏联进口，随着中苏边境封闭，三河的奶酪抢先占领了东北市场。另外，三河人也在自己的范围内成立了面粉加工厂，供应的范围达到哈尔滨、齐齐哈尔。三河面粉公司是个合资公司，由1名日本人、1名犹太人和1名俄国人合资而成。②
粮食和牲畜出售完全利用当地牲畜市场，有各种合作社和公司组织收购。在上库力村，小麦的商品化率为50％，大麦也是50％，燕麦为54％，其它作物基本上全部商品化。俄人所打的草也部分商品化。③这都是利用当地市场运作的。利用当地市场，三河人也会很方便地得到外地货物，商业网络不但提供了汉人的杂货和酒类一一俄人特别愿意喝酒。也提供了前苏联的进口消费品和生产工具，消费品包括洋灯、油、食器、皮靴等物。④工具来自有一定规模的洋行或公司。与上库力村打交道的公司有孔士洋行、万国农具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在哈尔滨。设在海拉尔的秋林洋行也是三河人常打交道的洋行。一些小的合作社，也可以为三河人供货，甚至就在本地向俄国人卖农具。⑤新文化一定程度上仍需要母体的供给。随着市场的发展，村落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利于生活和发展。各村落到海拉尔的市场距离一般有200公里左右。合作组织建立以后，一般村落距三河合作商店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三河面粉公司也在三河村落区内，许多村落距离面粉厂很近。也可以通过邮电局向外发送信件。⑥
总之，随着三河聚落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文化通过对其周围环境进行自组织，不但没有改变源文化，而且使源文化更为发展。
三河文化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自由地发展，由于实行地方自治，生产和生活稳定。1949年以后，政治环境不允许这种文化继续独立存在。体制的改变是免不了的，他们也和其它中国人一起经历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造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三河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国与苏联当局达到协议，将呼盟地区的俄国人迁回苏联。于是，许多人离开了几代人辛苦经营的农庄和家庭，由于有许多人正是因对革命政策不满而逃来的，大多数人不愿回去。但政令是要执行的，牛马降价拍卖，房屋关闭。但到1964年，三河地区几乎被迁空了。政府从山东和河南迁了一些回族人进入三河地区，成立了国营农牧场。至此，三河文化消失了。但三河文化却长期地影响了内蒙古，三河马和三河牛长期以来是内蒙古畜牧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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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本真：《三河竝南部接续地区及牙克什地方にける畜产状况》，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四编第四卷，昭和十年十一月，第15—37页。
②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105—116页。
③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27页。
④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105—116页。
⑤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41页。
⑥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153—160页。
产的主要品种。俄人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也对1949年以后的地方政府产生影响。20世纪50年代，当地官员认为，俄人有效的农牧结合方式，是未来呼盟牧业发展的方向。官员们还发现俄人的农牧结合对自然灾害有稳定性的反应。1957年，呼盟的牧业地区雪灾，牲畜大量死亡，但上库力的家畜数量非但没有减少，仔畜成活率还出现了提高，乳牛的产奶量也有大幅度的提高。农业为牲畜提供了大量的饲草和饲料。①
现在仍有一些俄人村落在额尔古纳市存在，但主要分布在中俄交界处。迁侨时留下的那些俄人一般与地方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许多已经与汉人通婚。在黑山头一带，一部分纯俄人后裔仍保持着一些俄式风俗习惯，但各方面已经大变了。从外观上看，一些有旧式老木屋的村庄，新一代的俄后裔又在木屋旁盖起了与汉人区无甚区别的瓦房。现在的俄罗斯族，已经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主体部分已经失传。建国后的“新内人党”案和“吉米斯共和国”案都伤害了一大批人。作者去额尔古纳市采访时，一些俄人后裔对过去甚至不愿意回忆，也不愿意接受学术采访，比一般的汉人更加保守。额尔古纳市的这批俄国人不但不能领先时代，由于长期的影响，许多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额市政协正在为这批人的“脱贫致富问题”向上级打报告要钱。与当初那个充满经济生机的三河相比，反差实在太大。
六、文化生态的探讨
可以看出，三河文化复制过程中的生态因素是紧紧地与社会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俄人在三河的凝聚是生态和生物的，但促成这种凝集的本身就有宗教与文化的因素在其中。所以，在这里，必须提到文化生态学理念中的“文化核”理论。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术界早就对环境决定论提出了反思，但如何从研究中分析文化和环境关系，还没有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指导。三河文化是一种复制文化，从中可以分析文化核要素和外围要素的作用。可以看出，宗教、语言尽管与生态无关，但却在客观上促成了生态上的聚集；欧式木屋与森林环境；兵农制保护农牧业生态的稳定。这些生活方式与文化似乎都构成了文化核中的文化部分。移民是这些文化的载体，迁移和定居的过程，正是核的复制过程。但一些部分文化特点不是复制的，而是在基本文化框架建立后，核本体对生态环境和市场环境自组织而产生的。先是完整的核复制，然后是对其它外围环境的适应。对生态环境中的新内容，蒙古马和蒙古牛品种，三河人可以做出调整，并形成提高；对新的市场环境，三河人同样也可以进行自组织，外围要素也很重要，因为复制文化的增长往往源于外围要素。另外，一个文化的复制需要时间和规模的积累，从低水平的简单生活方式的文化区构建和复制高级文化尤其如此，俄人刚到三河时过一种简单的与当地人差不多的生活，随着木屋建设和土地的开发，那种复杂的欧式文化才能得以复制和构建。一个刚进三河地区的俄人，一开始也不能住上好的木屋，进行有规模的土地经营，而是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直等到一定时间，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才能建木屋，利用农业机械进行经营。源文化的失去也是通过对核要素的剥夺开始。1949年以后的变化首先是兵村制之不可能实施，以后是农牧业的生产组织要在中国式的集体化或公社化上进行整化。这一切使俄国后裔完全脱离了源文化的特点，在剥离的同时，俄人生产和文化甚至语言也被中国的生产方式、文化甚至汉语言替代了。这种替代使额尔古纳市的俄罗斯后裔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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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土地资源利用与农牧林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内部资料)，1964年1月，第71页。转贴于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