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道德教育 灌输方法 合理性 时代性
面对价值观多样性问题，合理教育方法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教育内容尤其是道德教育内容的特殊性，以及“灌输法”的当代解读，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道德教育后现代话语不断出现的情况下，灌输和疏导的方法仍然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一、“灌输法”的当代解读
关于什么是“灌输”，中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综观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灌输就是教育者借助一定的权威或外部力量迫使受教育者不加批评地接受某种固定的道德规则系统和方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灌输，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英国形成了许多关于灌输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有以戚尔逊为代表的“内容派”，以哈尔为代表的“意图派”和以阿特金逊为代表的“方法派”。“内容派”认为以没有得到理性批判的、在道德上不能证实的教条为内容的教学就是灌输；“意图派”认为，当教育者试图阻止儿童独立的道德思维能力发展时就是在进行灌输；“方法派”则认为，当教育者采用强迫的、非理性的甚或是反理性的方法进行教学，而不考虑学生是否愿意和是否能够接受时，就是进行灌输。
在我国，陆有铨教授、戚万学教授较早地提出了对灌输的理解。他们认为，从教育目的上讲，灌输主要指教育者的目的、意图或指导思想是要通过诸如说服、规劝、奖惩等方式使学生接受所讲授的内容；从教育的内容上讲，灌输是指教育者把某种具体的信念、教条和价值当成真理来教授而排斥其它一切与之相悖的价值，而这些具体的道德规则和特殊的行为准则都无法证明其在道德上的合理性；从教育的方法上讲，灌输就是教育者为达到一个固定的目的而采用强制的非理性的手段和措施，而不管受教育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接受。概括起来讲，灌输就是教育者借助一定的权威或外部力量迫使受教育者不加批评地接受某种固定的道德规则系统和方法。
内容派、意图派和方法派和陆有铨教授、戚万学教授对于灌输涵义的理解有相通之处，概括起来就是他们都从灌输目的的强制性、内容的不可证实性、方法的反主体性来界定灌输。很明显，在此种意义下的“灌输”是众矢之的的批判对象。二十世纪西方的大多数教育哲学家、道德教育理论家正是在此意义上把灌输与“谆谆教诲(inculating)”、“注入(instilling)”、“道德说教(moralizing)”、“强迫接受(imposition)”以及“洗脑(brain washing)”等概念相联系，提出反对灌输，并以不同的理论基础为依托力图建立一种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对的道德教育价值理论。例如价值澄清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等。
第二种观点主张灌输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关于社会规范或知识经验的输送与传授的方法。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本真意义的价值灌输就是一种价值的展示，而非是强制接受。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过程中的灌输就是一种知识、经验、观念、规范与方法等等的传授。”“作为道德教育方法的灌输，从本身意义上说，就是说服、规劝，就是晓之以理，而不是‘命令式’、‘填鸭式’，不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家们所理解的极权和专横。”这一派学者的观点归结为一点，就是他们都认为灌输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关于社会道德规范或知识经验的输送与传授，而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强制性的“命令式”、“填鸭式”道德教育。
究竟何谓“灌输”，根据价值观教育的特殊性，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该词。“灌输”一词，源于拉丁文“inculcatus”，在汉语中，“灌输”在《辞源》中的解释是“灌注输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把流水引到需要水份的地方”，引申意为对思想和方法的输送。”《教育大辞典》解释为“从外部输入某种思想，相对于自发论而言”。列宁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了“工人本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论点，在被译为中文“灌输”一词的地方，所用俄文词义，既有搬进、搬入、移入的意思，又指加入、添入、充满。可见，在汉语和列宁的词里，灌输只有输送的意思，却没有强制的意思。
“灌输”的反对者从灌输目的的强制性、内容的不可证实性、方法的反主体性来界定灌输，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从目的上讲，“灌输”并不是要阻止受教育者独立的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从上面对“灌输”涵义的澄清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价值观教育中，教育者只担任传授价值知识的角色而不是代替受教育者承担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任务，受教育者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思维发展的空间。从内容上讲，灌输的内容并不都是没有得到理性批判的、不能证实的具体的信念、教条和价值。在价值知识的传授中，对于正义、善恶、良心、美丑的理解，对生命的尊重、对社会的责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孝”等等都是为历史所明证的带有普世性的规范和伦理原则，“灌输”的批判者从“灌输”内容的不可证实性来反对灌输其实是对灌输内容的以偏概全的片面理解。从方法上讲，“灌输”不等于反对者所认为的“注入式价值教育”。所谓注入式价值教育方法亦称为填鸭式，指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视学生为接受知识的容器，不顾他们的知识基础、理解能力和学习兴趣，用强制方法向学生灌输知识，并要求他呆读死记。“注入式价值观教育”的解释也内在地暗含了灌输是知识的输送之意，把“灌输”等同于“注入式价值观教育”是对灌输的误解。
二、科学灌输法是道德教育重要手段
道德教育中灌输方法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价值观中的价值目标、价值评价等都以一定的价值知识获取为基本前提，而价值知识具有社会性，它主要是通过灌输由外而内化的，并最终形成某种比较稳定的思想，落实在行为上道德体系。
对知识、理性的呼唤，对逻辑思维之道德意义的重视是西方道德理性主义价值观的传统。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就是知识”的命题，到近代培根吹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号角，以至到本世纪初，道德理性主义登峰造极的发展，无不蕴含着对理性的推崇，对知识的追求。价值知识作为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发展的基础，在个体的道德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涂尔干宣称“正如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必须诸诉科学和理性一样，对道德的认识也必须以科学的知识和理性的认识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儿童对社会规则、责任、义务的理性认识和理解才能实现道德自律。”
“在我们看来，她如何获得价值观，这一问题比她获得了什么价值观更为重要”，“我们不能教给儿童一套绝对的价值，但我们却能教给他们一些完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教给他们用来获得自己的价值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反映世界观，没有脱离世界观的方法论。“在实践中，人们不可能教授没有任何内容的技能，如果没有一套现实的道德观念和原则，人们就无法解决道德问题。因而我们必须反对价值教育中纯粹的过程或技能方法……学校必须即教技能又教内容。”
道德知识如何获得？灌输显然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古往今来，前人对后人知识与经验的传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的活动无不打上了对前人文明继承的烙印。道德教育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教育活动，必然承担着人类伦理规范的传承与发展功能。我们难以想象在规则、正义、善恶、良心、荣辱等观念没有界定与传授的前提下，人类如何进行道德活动，道德能力又如何获得。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灌输还是实现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方法。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个人借以确证和发展自己的必然形式。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社会人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条件下活动着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社会性决定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要进行社会化。法国教育理论家、教育社会学的奠基人涂尔干认为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将社会群体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个体心理、作为个体的道德行为规范，道德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的特殊的教育活动，不可能在排斥人的社会化的基础上进行。
人的社会化的实现首先是对社会规则、道德规范的认同与接纳，而这个过程离不开教育者对受教育者道德规范的传输过程，亦即灌输活动。教育者在向受教育者灌输的除了普世性的道德知识外，还包括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这是一个社会实现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方法。
作为社会主体之一的大学生，虽然具有自主性、创造性等其他能动性特征，但是时刻处于社会化过程中，这一过程就是学习和内化包括社会道德规范在内的知识过程，从而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也是接受“灌输”的过程。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教育灌输法仍然具有合理性
不仅从一般意义上说灌输法作为道德教育方法具有合理性，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道德教育灌输法也仍然具有合理性。
一方面，市场经济崇尚的多样性并不排斥“灌输论”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的形成，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分化，必然会对思想领域、道德领域产生极大影响，带来思想和道德意识的多样化。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与之相对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取决于所有制关系的多种形式，而是取决于决定该社会性质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取决于处于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我国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反映这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非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主要内容，并通过灌输成为每一个大学生的自觉意识，从而内化为自觉的行动。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选择性并不排斥道德教育灌输的控制性。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确实表现出很大的选择性，例如，生产要素的配置是以市场为基础的配置给谁、配置多少，要通过市场选择；市场主体优胜劣汰，要通过竞争选择；市场交易者之间是平等的，与谁交易，不与谁交易，要通过比较选择，如此等等。市场经济的这种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但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社会生产要素的一种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并不能直接决定人们的思想和道德水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直接决定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总是带着由其社会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和财产关系决定的相关道德意识和其他社会思想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一定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对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的选择趋向，必然要反映其所依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并且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必须反映社会的基本制度，并对个体意识发挥影响。
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具有其控制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思想用来作为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控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放弃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灌输。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要有比较明确的道德价值体系，并且成为每个社会成为的行为准则。
显然，科学灌输的方法是在确认接受者主体性、强调双向交流的背景下的教育方法，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而科学灌输的方法虽然不是强制性地教育，强迫性地要求接受者接受，但是它的前提是以明确的、现存的、外在于接受者的道德价值体系作为教育、灌输的内容。道德教育作为社会存在的重要活动，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思想控制手段，不可能是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观，从逻辑上讲灌输、引导的应该也必然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者核心价值观。多元化价值观虽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但并不是不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多元化和后现代话语背景下，道德教育科学灌输方法仍然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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