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来的汉字难学一说实则较为失当，在文字适用性比较上，汉字则有其独特的优势，故正确进行文字比较应坚持客观全面的比较、纵向的动态比较和能动的、实践的比较。
关键词：汉字；文化；比较方法
百年来汉字曾迭遭诸多责难与贬损，其中“汉字难学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教学实践。所谓“汉字难学论”并非指对汉字难学的一般看法，而是指把汉字难学一面片面夸大为汉字的“原罪”和“死症”，进而要废除汉字的主张和观点。这种观点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诸多认识论原因。本文试就其方法论依据作一探讨。
一、“汉字难学论”是比较的产物
比较方法是“汉字难学论”立论的依据所在。几千年的古代文献中罕见有汉字难学说法的记载，而对古人炼字锻句之艰辛则多有趣闻。中学生都知道宋代王安石《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的“绿”字是先后推敲了“到”“过”“入”“满”等十几个字以后才最后选定的。至于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几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等已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而不是一般的学识汉字了。
只是在19世纪末叶，当积弱积贫、闭关锁国的清廷大门被列强的炮舰轰开以后，在拼音文字与汉语、汉字大量的接触、碰撞之中，才冒出来一个“汉字难学论”。第一个提出汉字难学的卢戆章在1892年提出“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1]此后凡说汉字难学的无不以拼音文字为参照系，而且整个学界都竭力推崇这种方法，大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之感。胡适在其1920年12月的《国语文法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比较方法的重要。鲁迅1934年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曾说过：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从此比较方法就成了“汉字难学论”的利器和法宝。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在应用着这种比较模式，即以二三十个拼音字母与几千个汉字相比较。如说，学“汉字要辨别几千个字形，拼音字只要分别二十六个字母就行了”。[2]这种比较模式还很容易得到公众认同，就像人们日常习见“日出东来又到西”一样，正是这种浅显易见而且又是“铁的事实”的比较方法，使“汉字难学论”流行百年而无阻。
然而，“比较”果真都是好方法吗？这需要对“比较”本身作些分析。
二、对“比较”本身的比较
比较是一种辨别同类事物异同高下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方法，它以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为基础，既是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又是一种经常性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曾获得过许多重大成果，但也有一定局限性：
(一)比较本身有层次性的区别
作为一种逻辑思维方法，既有形式逻辑层次的比较，又有辩证逻辑层次的比较；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还有感情层次的比较，它受当事人心境的影响更为突出。人们常可听到“月是故乡的圆”“水是家乡的甜”“情人眼里出西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一些感情层次的比较语，这种比较可以理解但却未必正确。仅仅进行形式逻辑层次的比较也是不够的，只有进到辩证逻辑层次的比较才是科学的比较方法。
(二)比较在广度和深度上也有一定局限
比较方法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所言，“有人以为这种比较方法似乎可以应用于所有各部门的知识范围，而且都可以同样地取得成功，这未免失之夸大”。[3](252)更值得重视的是，比较结果的理性深度也是有限的。黑格尔认为：“尤须特别强调指出，只通过单纯的比较方法还不能最后满足科学的需要。比较方法所得的结果诚然不可缺少，但只能作为真正的概念式的知识的预备工作。”[3](252)
(三)比较方法在具体应用时很容易出现片面性的偏差
这也是我们要时刻注意避免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尤其复杂事物都具有无数的侧面和无穷的深层内涵，而“任何比较只是拿来比较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对比，而暂时地、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所以要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又常被忘掉的真理”。[4]
由此可以推知有各种各样的比较：主观的比较和客观的比较，感性的比较和理性的比较，片面的比较和全面的比较，静止的比较和动态的比较，表层的比较和本质的比较，机械的比较和能动的比较，等等。因此，不能说只要是比较就都是好方法、好事情。以二三十个拼音字母与几千个汉字相对照的这种比较模式显然只是一种主观的、片面的、表层的比较，由此引出“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等错误观念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正确进行两种文字的比较
(一)应当坚持客观的、全面的比较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汉字固有缺陷，也必有优点；汉字确有难学一面，也必有易学一面。拼音文字优点再多，也必有缺点，确有其易学一面，也必有难学一面。“汉字难学论”者只看到汉字缺点和难学一面，完全看不到其优点和易学一面；而对拼音文字则完全持另一种态度，只看到其优点和易学一面，对其缺点和难学一面完全视而不见。甚至以拼音文字之长去比汉字之短，因而得出汉字难学的结论，进而主张废除汉字，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
汉字的缺点和难学一面过去讲得已够多了，这里着重补充讲讲其优越和易学一面。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作为古典文字历经几千年磨难而不灭，且能与时俱进、很快适应了信息时代，作为目前中国法定文字的汉字，肯定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点特性：
1.传承性。作为东方智慧、华夏文化的载体，上下几千年，古今多少事，都聚集于小小方块汉字里。它是民族之魂魄，国家之瑰宝，也是散居于全球几千万炎黄子孙的根和魂。
2.简明性。在联合国工作了几十年的袁晓园女士认为汉字的最大优点是“简短明确”。在联合国各语种的文本中，最薄的一本必是中文，其与英文的篇幅之比是1∶1.6～1.8。再看宾馆印有各种文字的门卡上，最简短的一行必是中文。
3.适应性。电子计算机一度被认为是汉字的掘墓人，国外也曾有专项研究，结论是汉字无法输入电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目前汉字电脑输入已是万“码”奔腾，还开发了许多汉字软件，总体输入速度已超过拼音文字。且可能是未来声控电脑、智慧电脑的最佳“字”选。激光照排的创造则从根本上解决了汉字排版的难题。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4.艺术性。以优美的书法艺术和对联、诗词等的形式美、音韵美而深具审美价值，其悠久、丰厚和诉诸直觉的灵性，在世界文字之林中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
此外，还有国内外一些学者提出汉字的“全脑性”，由于汉字的形象性、表意性，对它的学习需左右脑同时运作，有利于右脑开发，易于引发联想和扩散思维。日本一位研究了一辈子汉字教育的石井勋博士认为汉字是启智文字，是幼儿早期教育的“健脑剂”。
汉字也确有易学一面。汉字总量不小，但常用字不多(2500个常用字即可覆盖99%的语料，次常用字1000个)。更重要的是汉字具有很强很灵活的构词能力，有的常用字能组词几百个，《现代汉语词典》中共有56000个词条，由3000多个汉字构成。因此，学习词语相对比较容易，往往是生词熟字，似曾相识，由此及彼，以少御多。汉字造字有法，字族有序，而这些正是许多识字方法创新的内在依据。由此观之，汉字结构与功能的深层内涵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度开发的富矿。如近期上海正在全市一年级新生中全面推广的识写分流方案，就充分利用汉字的辨识功能与书写功能的较大差异，有意识地把“识”与“写”从时序、数量和内容上区别对待，先识后写，多识少写，先分后合，分步到位，优化写字。大大降低了识字难度、加快了识字进度，促使学生尽早进入阅读，这些都是汉字教学中难中有易的一面。
反观拼音文字，固有易学一面，也确有难学一面，其一大难点是词汇量庞大，一般中学生词典就有16万个单词，而且日长夜大、不断扩容。尽管有合成、派生、转换等构词法可帮助减少一定记忆量，但多数还是需要逐个记忆。每天都有新词出现，一个大学毕业生未必能读通《纽约时报》。26个字母固然易学，但对由26个字母无数排列组合产生的大量词汇要记得住、拼得准、写得出实在并非易事。报章上常可看到这样一些信息，一些具有很高学历的政要也会在拼写、用词上出差错。某大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时有摩擦，也会在这方面做文章，一会儿指责后者某个词发音不对，一会儿又取笑其用错了词性，而究竟谁对谁错，还难有定论。缩略语应当是最简短易记的了，但实际应用也有繁难之处。如某国首相因不熟悉信息技术，错把IT当成了代词it。世贸组织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目前是个高频词，但它同时也是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中国1989年8月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只有这一义项)、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ravel Organization)和世界公厕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的缩略语。类似这种一个缩略语有三四个义项的词并非少数。于是只得编《缩略语词典》，近日出版的一本收有40万个缩略语，这样又增加了40万个词汇。
拼音文字庞大的词汇量带来了学习和应用上的许多困难。再看一个大样本的实例。2001年在圣诞节前夜的喜庆气氛中，英国政府却公布了一组令人沮丧的数字：在英国有700万人不会写圣诞贺卡，他们只买印有贺词的卡片，写上名字、地址后寄出了事。原因是怕露怯、怕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在一个6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却有那么多功能性文盲存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阅读能力只停留在11岁儿童、甚至更低水平上。①凡此种种，能说拼音文字易学吗？
(二)坚持纵向的动态的比较
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来，“汉字教学”这一课题的客体和主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汉字这一客体的“自己运动”──它的自我完善、自我优化有了长足的进步。诸如异体字的整理、汉语拼音方案的实施(已作为国际标准ISO—7098)、汉字的简化、汉字的“四定”(定形、定音、定量、定序)、“汉字信息处理工程”各系统的研制，尤其大样本汉字频度统计成果对汉字信息处理诸环节和常用字的确定、语文教材的编写都起了重要作用。汉字在标准化、规范化方面的成就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另一方面，从教学这一主体而言，在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教育革命的推动下，尤其是1958年和20世纪80年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识字教学的创新方法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现已涌现出40余种各具特色的识字教学方法，通过或长或短短的实验，取得了显著效果，过去要学五年的2500个常用字，采用新方法一般两年即可完成，从而可以尽早进入阅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召开过三次全国性小学识字教学的研讨交流会。正是在这两方面交互作用下，我国的文盲率已由解放前的80%下降到目前的8.75%，到2000年我国成人识字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5个百分点。
如果说，过去汉字字体繁杂、字形混乱、注音不规范、教学不得其法、文盲充斥全国，“汉字难学论”拥有相当市场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在今天，通过这一番纵向的、动态的比较，“汉字难学论”似也应该进汉字历史博物馆了。
(三)坚持能动的、实践的比较
上述主客体两方面的变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教育界、语文学界和科学技术界各方面有关人士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回顾百年来汉字和识字教学的历程，解放前后两个五十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比较一下这两个五十年，可以更鲜明地揭示出能动的、实践的比较之必要和重要。
汉字确有难学一面，在这一困难面前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知难而上，知难而进，分析困难、克服困难，把困难作为一种挑战和机遇，通过改革、创新的持久努力，最终战而胜之，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五十多年总体上正是这样做的。另一种则是知难而退，在教学上苟且敷衍，进而主张废除汉字，寄希望于一种“易教易学”的拼音文字的出现，结果汉字无法废除，却使识字教学和语文教育难上加难，拖了整个教育的后腿，还助长了民族自卑的心理倾向。
古人云：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古人也懂得实践第一。事情难不难，关键在实践；汉字难不难，教学是关键。
总结历史教训，我们应当以能动的实践论去辩证地比较两种文字体系，应当以“教学创新论”去取代“汉字难学论”。
两种文字体系的比较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难题。它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深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字学》也有待中国人自己去创建。这里针对“汉字难学论”的一个粗疏的比较研究仅是一孔之见，只能作为一块引玉之砖，期待着更多更好的比较研究的成果问世。
① 材料源于上海《新民晚报》2001年12月20日第15版。
参考文献
［1］何九盈，胡双宝，张猛.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Z］.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7.
［2］吕叔湘. 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N］. 光明日报，1987-01-06(4).
［3］〔德〕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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