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一：刘亮程散文意象的诗性建构
第一章 刘亮程散文的意象世界
第一节 意象群落概观
据不完全统计，刘亮程散文中涉及到动物、植物、自然现象、生活场景、文化古迹和人物等意象有上百种。对他的散文意象进行多角度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深入走进刘亮程构建的审美视域，体悟他所传达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味。
首先，我们知道文学活动是借助语言传递的审美活动，语言表达的一个重要工具便是文字。“意象”在中国古代象形文字的解析中也得到了形象化的说明，“‘意’是审美主体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情,是主观的范畴。意,从音从心,即情感、心境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要以言达意,就需‘象’的介入,‘象’是联结客观文学文本与主观审美感受的纽带和桥梁。”“意”与“象”在相互运动与引证中建立起某种联系，一者，“象”为“意”显形，“意”为“象”的心声；二者，“意”与“象”的运动形成一种流淌在文本中的美感。
所以，从情感、心境角度对他散文中的意象进行划分，如下表：
从情感和心境的视角，刘亮程借助于各种意象呈现了他对孤独、虚静、自由、焦虑的品味、把玩与释放，传递了一种普遍的生命体悟。而他对意象的把握又使得他对生命意识的触摸与书写显得别致而深刻。透过文字抒发各种情感和心境的作品并不乏见，然而刘亮程却能把一处焦虑或一份孤苦凝聚在一阵风或一院墙上，甚至一个古老的游戏中，这是生命情趣也是审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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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意象凸显的缘由
许多人都认为刘亮程散文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原始、浪漫、自由的气息。有的人认为这种气息来自刘亮程生活的西北边地地域上的偏远和辽阔，来自于边地村庄生活的单纯与简练。当然，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审美倾向和阅读经验势必会影响作家创作题材的选择。那么，刘亮程选择以各种各样的意象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又与哪些因素息息相关呢？
一、边地乡村的成长记忆
刘亮程散文中提及最多的地方是黄沙梁，它位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1961 年他的父母甘肃金塔逃荒至此，在那个年代这个小村庄不到百人，且都是由各地移民组成。从 60 年代年到 90 年代刘亮程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二十年多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却涵盖了他作为一个作家人生最重要的时期——童年。大部分作家在童年时期都会经历特殊的心理磨练才会在个人心性上与他人有别。当代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说过自己童年经验对他创作的重大意义：“如同传说中的偷东西喜鹊，抓着珍贵的东西之后，就把它们藏在自己窝里一样，艺术家在童年时积累了许多脸形、轮廓、语言；还有使他们惊奇的事，也会留在他记忆里，而不会像在别人那里那样很快消失；所以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不知不觉的，像一个隐蔽的生命，在他的身边蛰居、蠕动，必要时就脱颖而出。”童年经历的异样性成为了作家创造作品独特性的一个因素。对刘亮程而言，他的童年印象中对他的思考和写作影响最大的便是成长环境。那么，他的成长环境是怎样的呢？
作品中的村庄是被作者虚化的村庄，隐藏了时代，淡化了历史。所以刘亮程在《天边大火》中说他的黄沙梁落在繁华都市、大小城镇甚至稀稀拉拉的村庄后面。而现实中的村庄也的确是边缘地域中的一个边缘村庄。因为黄沙梁的所在地，新疆，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缺水严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近绿洲而居，所以各村落之间往来稀少，更不用说与外界的联系会如何密切。与世隔绝、偏僻荒芜赋予了边区封闭而自足的文化基因。刘亮程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与世隔绝、荒凉孤独的地方度过了他生命最初的光阴。
只有荒芜、偏僻环境下才有的生活场景在刘亮程的童年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在村庄里，他日日与狗、牛、马、驴这些牲畜相伴，甚至还有老鼠、小虫、蚂蚁等；目力所及的是黄土路、破旧的土墙、坑洼地、麦田、炊烟、枯井，当然也有爬上大榆树梢的月亮和洒在草地上的阳光；在白天或者夜晚，耳边想起的是风声、鸟叫、驴鸣、牛哞、狗吠。 而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刘亮程童年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书自然是没有认真读完。放归山林的机会倒让他对自然界有了深切的观察和体悟。还有在少年时期读了《楚辞集注》和《庄子》， 《庄子》所倡导的“逍遥自在”、”齐物我、齐万物”的“物我两忘”的境地也在他的潜意识里留下了印记，屈原那浮游于天地间的精神深深吸引了他。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亦或是少小时期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都印在了刘亮程的成长记忆中，也成为他散文中一个个意象，并形成不同类别的意象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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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意象文化内涵的诗性
第一节 乡土情结中的动物崇拜 ——诗性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中国自古乃农耕文明发达的国度，在这样一种文明的浸润下，乡土情结一直都是中国文学的母题之一。而步入当代后，“散文作家对乡土风情的描写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由一般的对乡音乡情的描绘，对故土生活的眷念，逐渐发展到对地域文化所具有的深层寓意世界的探寻，对某一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的历史理解和深度开掘，更重要的是，对在这种特定历史氛围中生活着的人的气质情感思维方式的深入探究。”刘亮程作为一个西部人，他便具有这种文化选择的自觉性。细读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动物形象无处不在，而且它们还经常与生命、自然、土地、相联系，使“人”与“动物”交相辉映，构成了刘亮程独特的生命体验与生命感悟。区别于传统意识与惯常笔调，驴、骡子、牛、狗等乡村常见的生物，在刘亮程的散文世界里化身为具有灵性的、非同寻常的物。刘亮程看待村庄里这些动物的眼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叫做“动物崇拜”。我们知道，动物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人类最初的信仰是对各种野兽的崇拜，最早的艺术便是在洞中描画奔跑于荒野之中的野牛，正如汪树东所说“动物本能的明晰和单纯支撑着人类最初的文明。”这时的动物与人类有着最大程度上的相似，这才能够成为人类崇拜的对象。动物自身内在隐蔽的力量为人类所关照，这种力量超乎它的生命属性而具有某种神性，这时的动物形象也不单是为它本身而存在，而被用来表达某种普遍意义的寄托物。刘亮程散文就是借助于对动物的重新审视与崇拜来表现一种普遍的乡土情结。这种崇拜虽然没有上升到宗教层面，但是却让刘亮程的乡土情结独具个性。而对驴、狗、牛等动物意象的描绘则将这种动物崇拜引上了极致。
一、驴崇拜与西部中心意识
西部中心意识？西部中心意识这个概念可以分作“西部”和“中心意识”两个方面来解读。首先，地理上的西部相对于中东部存在的偏远地区。但是，如同美国以表现西部生活的电影一样，文化意义上的西部带有神秘性，意味着远离现代文明。而从文化意义上再看“中心意识”这个概念就顺其自然了。经济上的落后导致文化的被忽略与被歧视，所以才强调自我中心意识来彰显西部文化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以抵抗主流中心文化的强势覆盖。刘亮程作为西部之子在散文里他将这种情结寄托在驴这个动物意象上。刘亮程散文着墨最多的动物是驴，关于驴的篇章出现在《通驴性的人》《龟兹驴志》、《祖先的驴车》、《驴叫是红色的》等文中。刘亮程既是借助于动物崇拜来表达一种普遍意义的乡土情结，那么他对驴的重新审视便贯穿着这一意识。重新审视便意味着它冲刷了集体的惯常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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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命哲思中的自然意象—诗性话语与智性言说的融合
刘亮程散文借助于驴、牛、狗这三个典型动物意象表达了一个西部人对工业文明的温和抵抗和回归人类精神家园的向往。这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使得刘亮程融入了西部散文家的行列。但是，散文不仅是感性的，也可以是知性的。而刘亮程能够成为其中独树一帜的一位“乡村哲学家”。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散文的“真”，而“真”为何物呢？“谈到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的时候，“真”、“善”、“美”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善”是文学传达出的人文关怀，“美”是优秀文学作品外在形式的表现，而“真”是是一种内在的审美尺度。散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并且作为一种自由进退于文学和历史、哲学、伦理学、民俗学等非文学体裁之间的文学体裁，“真”也是散文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真”这种内在的审美尺度来自于一种理性认识，也就是哲学向度。“散文本身就是智性与感性，实用和审美的两栖文体。”在散文中发散理性认识，表达哲学向度，这种传统自现代以来就已有之。周作人在他那著名的(美文》中，他几乎把散文和理念文章的界限降到了最低限度:“只要真实简明就好。”同时代的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在“幽默”与“闲适”中透露出一种人格智慧。步入当代，特别是 90 年代崛起的学者散文、文化散文演绎了另一种智性言说。余秋雨将诗一般的性情与对文明的思考相结合。王小波集幽默与深邃于一体。还有以机智与哲性为主题的周国平，当然，周国平先生的文章在读者中是颇受欢迎的，富有哲学意味的人生思考，出之以优美的文笔。但他散文的好处在于抽象的议论，弊端处则在于感性的形象的东西太少。刘亮程虽然只是在 2000 年左右初出茅庐，但是比之于周先生的散文，他却能于日常生活最平淡处，最常见的现象中，发现诗意而引出哲思。用黑格尔的命题说，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构成了美。下面，笔者将选取他散文中的生活意象和植物意象中的典型代表来阐释它们传递的哲理思考，以及它又是如何将诗性话语与智性的言说方式进行融合。
一、路与树的思考——出走与归来，在人性的两极上挣扎
“逍遥”精神是中国文人充满智慧与理性精神的领悟，在中国文人的作品中一直生生不息。作为散文家的刘亮程少小时期阅读《楚辞校注》、《庄子》等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浪漫主义情怀的精华，这奠定了他散文对诗性审美人生的追求。这种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逍遥”精神不谋而合。刘亮程的散文是智性与感性的结合，即他能够将深刻的哲理熔铸于独特的意象群落中。而在他的意象世界中最能体现“逍遥”精神的是自然意象中的“路”意象和“树”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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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意象营造的审美诗性................2 6
第一节 依场景发展粘合意象……………26
一.单纯与繁富的和谐………………27
二.细小与雄伟的平衡………………28
第三章 意象营造的审美特性
第一节 依场景发展粘合意象
散文意境是由情与景交织而成，即散文审美空间的构成是景与情的和谐而生。这里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关于意象创造的美学原则，陈剑晖在其论著中强调了意象要与语境相整合。“意象个体的生成和功能都受到整体的制约，只有在整体、在整个语境的流程中，个体的意象才能显示其意义。比如说“枯藤”、“老树”、“昏鸦”.....若单独挑出来一词，它只是一个孤立的意象，并没有具备审美的意义。倘若我们将“枯藤”、“老树”、“昏鸦”....放置进特殊的语境中，不仅让这些意象个体与整体发生联系并由此构成一幅画，这样这些个体就进入了特定的审美情境，激发起读者欣赏的想象空间。”刘亮程散文中的一些意象群落也是遵循这个原则，于整体语境建构中凸显个体意象，在个体意象描摹中绘制整体。所以刘亮程散文中一些丰富而有序的意象群落是依照场景的铺设，由单个意象组合而成。其中，将单纯意象与繁富意象相叠衬，将细小意象与相对雄伟的意象相辉映，是它粘合其是他组合其依场景发展而出现的意象群落的主要特征。
一、单纯与繁富的和谐
场景发展重在空间感的营造，也就是意境的创设。意境创设讲究一种相对存在，比如，大与小，繁与密，简单与复杂，短暂与永恒等对立存在的问题。将单纯意象与繁富意象并存而置，便属于场景发展下空间美感的塑造方式之一。所谓意象的单纯性，是相对意义上的单纯。现当代散文在意象的单纯性上并不乏见。比如郭沫若的《石榴》, 还是郑振铎的《海燕》、杨朔的《茶花赋》、贾平凹的《丑石户》, 无一不是意象极为单纯之作。刘亮程的散文意象也具有这一单纯性，《狗这一辈子》、《逃跑的马》、《我的树》、《月光里的贼》等篇目，将某一隐喻或象征集中在一种意象上，进行发散式的思维风暴。这些意象虽看似单调，但是在场景发展中或意境营造中显出一种繁富之美。所谓的“繁富”，也是相对层面上的繁富，并且是情感与理智层面上的繁富。这在庞德的短诗《在一个地铁车站》中得到了经典阐释，“在一个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纸条上的许多花瓣”。“当人们的审美眼光从幽灵般的黑黝黝的“面孔”滑向“湿鹿鹿”的“黑色枝条”,再滑向充满生机的“花瓣”时,人们感受到的难道仅仅是一种鲜明可感的形象吗?不,那是一种理智与感情交织着的复杂的经验。”不管是单纯意象还是繁富意象，它们的审美性都在于传递理智与情感，而把两种意象统一起来进行组合，类似于发散式意象组合，即由一个主导意象裂变出一系列意象，从而推出一个新的意象复合体，读者可以从不同侧面去把握意象领悟诗人的情感。刘亮程在散文场景的铺设中便很好地将单纯与繁富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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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刘亮程的精神原野
大千世界中，刘亮程将笔端伸向活跃在他周围的事物，一方面，他以诗者的眼光关注生命，将其作品中的动植物和生活事物看成具有独立生命主体意识的个体；另一方面，他基于生存体验对其作品中的意象进行建构，以农人的视角向我们描绘了一种天地共生、万物和谐的生存图景。诗人感觉和农民视角的转换与融合使得他散文的西部乡土意味愈加浓厚，而乡村哲学的烛照为俗世灵魂找到了精神的归属和救赎的出口，这在当代散文的意象建构中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意象构筑起了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好比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山东高密县和贾平凹的商州,一个地域会因为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而呈现出它的独特魅力，而作家也成为这片土地的代言者。”①刘亮程所代言的黄沙梁，也成为了他最重要的精神原野。刘亮程在这里捕捉到了简单平凡的人生世相，体悟到了不同寻常的生活智慧，从而汲取到了艺术创作的养分。这片精神原野因为一个个生命意象的存在成为作家向往的诗性空间，是他向往理想人性的源泉，也是当代人灵魂栖居住场所。也正因为此，刘亮程散文才能为现代读者所钟爱，在当代散文的百花齐放中成为一枝独秀。
一、诗性生存之地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最初为人所迷恋，也是因为“这个村庄如同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样，是作家寂寞而又勤劳地观察世界的起点，也是他所有散文文本的核心和价值的源泉；同时这个村庄也如同史铁生的‘地坛’、苇岸的‘大地’、张炜的‘野地’一样，是一个集中了如此之多的心理文化与哲学命题的地方。”②这个村庄正对应了刘亮程所主导的“诗意地栖居”，一种生存的诗意。生存的诗意所在是文学应该穿透层层迷雾，直指对人生终极关怀的高级情感。这个村庄也成为刘亮程所向往的“诗性生存之地”，是他传递人生感悟和情怀的起点。
何谓“诗性生存之地”？也就是精神家园之所在。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给镌刻着刘亮程的童年时光，初恋的心事，和青春的追忆。居住城市之后，这些青春期的精神资源无时不刻不召唤者他回归灵魂最初的栖居地。所以，刘亮程所呈现出的这个村庄不仅仅是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而是一类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是灵魂的栖息地。刘亮程散文里的村庄看似是一个封闭的、不与外界有关联的世界，但是当它不仅仅是生存之地而被视为灵魂栖居之地的时候，村庄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村庄，村庄里的一事一物便具有了象征和隐喻的意味。这一事一物的生活状态和他们之间的关联便具有了某种普遍的所指。前文在探讨刘亮程散文动物意象的文化内涵时，“狗”意象的姿态指向家园回归。其实，“狗”意象只是众多表达家园意识的意象中的一个典型。总体而言，刘亮程散文还是在述说一种家园情结，这里的家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乡，而是能够栖息灵魂的精神家园。
如何通向精神家园呢？百年前的梭罗在远离城市的瓦尔登湖畔思考生的意义写下：“我并没有在梦乡/让一行诗显得荣耀/我生活在瓦尔登湖/再没有比这里更接近上帝和天堂/我是他的石岸，是他掠过湖心的一阵清风...”。兼具美学家、作家、画家身份的高尔泰因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执著追求学术真理与学术自由而历经生命的磨难与坎坷，但他依然写出了《寻找家园》，释放内心对精神家园的追逐。当然，“地理意义上的家乡，社会学意义上的籍贯，文化意义上的故乡也是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出口。当代作家苏童小说《逃》中“我”的叔叔陈三麦，在满载荣誉回到家乡后的再一次逃亡，使人迷茫。为什么还逃呢？没有日常的理由，那是精神世界需要的精神归宿。《米》中的五龙带着城市的罪恶，坐上回往枫杨树乡村的火车，也是源于对地理意义的故乡的留恋和精神上的故乡的向往。”的确，数以千百年的光阴里，注重精神世界构建的人们，寻找精神家园的人们，不约而同将目光转向乡村和自然。都在乡野和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找“一个人的圣经”，找寻返璞归真的路途。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二：黑土地上的狂欢——东北大秧歌研究
第一章 东北大秧歌的起源与艺术融合
第一节 秧歌的起源
关于秧歌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大多数资料认为秧歌起源于田间劳动，与插秧有关，有的认为秧歌与古代祭祀舞蹈有关，目的是为了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除此之外，还认为与驱邪逐疫有关。因此劳动说、祭祀说、巫术说是秧歌起源最普遍的说法。但从秧歌的艺术特色和风格特点上来看，我比较支持巫术说。
一、 劳动说
我国的农耕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大多数人们都以种田来维持生计，“秧歌”一词被认为是种田插秧时所唱的歌。清代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农者每春时，妇女以数十计，往田插秧，鼓声一通群歌竟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有记载：“每年春耕时，农家的妇女儿童数以十计，一起到田里插秧，一人敲起了大鼓，鼓声一响，群歌竞作，弥日不绝，称之为秧歌。”可见秧歌确实和插秧劳动有一定的关系,并且对秧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农耕时代出现的较晚，而关于秧歌劳动场面的记载，一般都是清代时的著作中，所以劳动也许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秧歌的表现形式，并不是秧歌的起源。
二、 祭祀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祭祀的风俗习惯，主要是为了求得神灵和祖先的庇佑，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每到逢年过节都会祭祀神灵和祖先。在桓宽的《盐铁论》中有这样的记载：“古者庶人，鱼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可见自古就有祭祀时伴有击鼓跳舞的做法。在《周礼·春官》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天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可见当时的人们用这种歌舞的形式来祭祀神灵，祈求丰年。因此有人认为秧歌起源于古代祭祀农神的仪式，以此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庄稼丰产。由此可见，祭祀一般针对性都比较强，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其表现形式各异：有的严肃、有的庄重、有的神圣。而这与秧歌轻松、欢快的表现方式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秧歌应该不起源与祭祀。
三、 巫术说
巫术在我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宋兆麟在《巫与巫术》一书中对巫术一词有这样的定义：“也就是说巫术是史前人类或巫师一种信仰和行为的总和，是一种信仰的技术和方法，是施巫者认为凭借自己的力量，利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和方法，可影响、控制客观事物和其他人行为的巫教形式。”童恩正认为：“巫师所实行的巫术，是指一种特殊的信仰或行为，人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一定的仪式，利用超自然的力量，去诱导甚至强迫自然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巫术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控制客观环境和想象中的鬼怪世界，从而来实现趋吉避凶，祈福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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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北大秧歌的起源
根据上一节的论述，秧歌有可能起源于巫术，作为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东北大秧歌，笔者认为它有可能起源于东北地区特有的巫术形式——满族萨满。
一般认为萨满产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因此满族萨满的产生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萨满教以巫术、祭祀等作为主要载体，主要采用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其中的许多内容逐渐的消亡，但其基本的歌舞形式却得以保留，东北大秧歌继承了满族萨满的一些特点，使其成为了不同于其它地区秧歌的文化形式。
清军入关后，萨满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在清宫中萨满成为了爱新觉罗家族祭祀的仪式。《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坤宁宫月祭仪注》中记载：“凡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以及宗室觉罗并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洲等,俱如此仪祭之。”此时的民间萨满也非常的盛行，尤其是东北地区尤其繁盛。“东北地区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清朝在此设立盛京、吉林、黑龙江 3 个将军辖区,44 处驻防点,35%的八旗兵力驻扎于此。”满族人的大量聚居，给萨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在东北大秧歌中，继承了很多满族文化特色，在东北秧歌队伍中我们会看到女性都会在头上插上类似于清朝旗头的五彩的头饰，有的男性还会在脑后戴一根假的长辫子。在东北大秧歌中有一种高跷秧歌，这种表演方式类似于清朝女子穿的一种“马蹄底”的鞋子。这些都是满族文化的继承。
萨满俗称跳大神，从名称就可以看出舞蹈是其表现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舞蹈看似与祭祀、信仰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舞蹈却是渲染氛围最好的工具，在萨满中伴着舞蹈与鼓点声，可以使人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神人合一,被神灵附体。在东北大秧歌中会有同样的状态出现，鼓点响起，人们尽情的扭动，达到一种狂欢的状态。在东北大秧歌队中，一定少不了丑角，他们的舞蹈动作与其它人不同，除了基本的十字步外，还会有“颤步”，这一步伐主要靠膝盖的双伸双曲来完成，手臂一般多为挽花动作，同时伴有摆身的动律，伴随着鼓点声会越跳越快，最后达到近乎迷狂的状态。在萨满祭祀中，“大神”跳神的时候脚下也会有类似的动作，同时也会伴随鼓点声摆动身体，最后达到人神合一的迷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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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东北大秧歌的独特审美风格与文化内涵
第一节 东北大秧歌的审美风格
东北大秧歌在东北地区的流传大概以有几百年的历史，它反映了东北人民的性格特征、审美要求和审美意识。
一、 “不和谐”的和谐美
在东北大秧歌的审美风格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不和谐”的和谐美。
（一）红配绿的反差
红色和绿色是东北大秧歌道具和服装的主要色彩，这两种颜色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产生一种反差，让人感觉不太和谐，但是这种反差与不和谐，正体现了东北地区一种色彩上的和谐美。
东北人认为红色和绿色是大自然给予的，是自然之色，也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希望能够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战胜自然，能够给人们带来温暖。看到红色会让人想到一些温暖的意象，如火焰、太阳等。东北地区的冬天比较寒冷，在视觉上，这种颜色给人温暖感，同时也反映了东北人热情似火的性格。绿色是植物的颜色，在东北地区的冬天最缺少的就是皑皑白雪中的一抹绿色，它象征着生命与希望。在东北大秧歌的表演中满足了东北人对希望和温暖的渴望，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东北人在困难中充满希望和斗志的精神品格。
作为民间地域文化，东北大秧歌特殊的审美情趣在特殊的地域环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看似不和谐的色彩中，却印证了东北人热情似火的性格和充满斗志的品格，大秧歌的艺术形式与地域色彩的审美特征相结合，体现了一种“不和谐”的和谐美。
（二）满汉的结合
东北大秧歌中体现了满族和汉族两种文化特色。据《异民族统治中国》记载 “清朝定都北京后,东北的旗人多迁至北京等地,因此确有人烟稀少、荒凉寂寞的景色。于是清朝为充实东北,便在康熙初年奖励汉人移民。”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的文化融合。在东北秧歌队伍中，通常会看到女性插上类似清朝旗头的头饰，在东北大秧歌中的高跷秧歌，表演方式类似于 “马蹄底” 一种清朝女子所穿的鞋子。东北大秧歌的独特风格在满汉结合的艺术特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在后退中前进
十字步是东北大秧歌的基本步法，双脚走“十”字是其基本特点，看上去有点滑稽，走两步退两步，一直在原地踏步的感觉，但事实上是向前的脚步大，后退的脚步小，虽然走的艰难，但却是在不断的向前的，给人一种迎难而上的力量。与其他舞蹈相比，大秧歌跳出了自己的特色，同时也体现了东北人坚持不懈、勇于冒险的精神，正体现了东北人的人格美这种特殊的审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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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北大秧歌的文化内涵
一、 地域文化与东北文化
地域文化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在文化人类学研究视野下，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在不同地域内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会有所不同, 这也就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所以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东北也不例外。
东北地区独特的气候与自然环境，加上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东北人具有豪爽、热情、勇敢的特征，使东北文化呈现出了多元文化的特点。东北地区可以说是依山傍水，金恩辉在《寻根集:东北地方志论丛》中有这样的记载：“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水系(如牡丹江、嫩江、松花江等都属于这个水系)；图们江、鸭绿江等自成的水系；辽河、太子河、浑河、西拉木伦河、巨流河等区域南部水系，三大水系将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三大山系围绕其中，使整个东北地区三面山水环绕，中间贯穿着东北大平原，三省西部特别是自吉林以下，至辽宁省，又与内蒙古辽阔的草原相连，地势更为开阔。这样就造成了聚居于山林、草原的渔猎或游牧民族，向中间地带的平原、农耕区聚拢之势。”这样就使东北地区产生了游牧农耕文化，同时使东北人具有了豪爽、豁达、等的特征。此外，东北地区还受到移民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关东移民文化，这也是东北人勇往直前这一特征产生的基础。东北地区平均温度较低，冬长夏短，冬天寒冷风雪交加，在这样的环境下，使东北的人们热情好客，吃苦耐劳。
游牧农耕文化、移民文化等多样文化的相互作用与融合，才产生了今天这样独具特色的东北文化。
二、 东北大秧歌的特色与文化内涵
东北大秧歌，其形成与发展和东北这片黑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深深的扎根于这片黑土地上，它的审美文化风格也将深深的置根与这片黑土地上。东北大秧歌作为东北特有的舞蹈形式，文化风格主要体现在：稳、浪、哏、大、圆等方面。
（一）稳——东北男性的妥帖
稳是东北大秧歌的主要风格特点，在舞蹈艺术中，翩然起舞的本身就是破坏“稳”，而东北大秧歌的这个特点正是其独特之处。这种特点重点体现在男性的舞步上，这种稳不仅是与音乐节奏的和谐，还体现出舞者与地面的和谐，扭的越欢，就要求脚下越稳，如果根基不稳，身体在舞动过程中就会摇摆，就会造成动作的不和谐，也就没有了美可言。
而这稳中的踏实与妥帖正体现了东北男性的特点，即稳重又充满了热情。他们勇敢、豪爽、讲义气，自古以来就有“东北汉子”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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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东北大秧歌的仪式性、戏剧性和游戏性 ................ 17
第一节 东北大秧歌的仪式性 ......... 17
一、 节日的传统 ........... 17
二、 礼尚往来的传统 ......... 18
第四章 东北大秧歌与原始崇拜 ............ 23
第一节 东北大秧歌与绿色崇拜 ........... 23
一、 远古时代的神树崇拜 .............. 23
二、 东北大秧歌与绿色崇拜........... 24
第五章 东北大秧歌的传承与发展 ................. 28
第一节 东北大秧歌传承的原因 ......... 28
一、 时代的需要 ............ 28
二、 群众的基础 ......... 29
第五章 东北大秧歌的传承与发展
东北大秧歌从产生起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进步，大秧歌也在不断的发展，最终摆脱了巫术的束缚，而发展成为今天具有东北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
第一节 东北大秧歌传承的原因
东北大秧歌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的发展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从农村走入了城市，从民间艺人走向了人民大众，在这传承的过程中，大秧歌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感染力极强的音乐伴奏，这些都在大秧歌的传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 时代的需要
在秧歌产生的初期，主要是驱邪避灾的祭祀仪式，当农耕文化的出现，秧歌成为了祈求丰收的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秧歌逐渐摆脱了迷信思想，成为了独具特色的舞蹈形式。
东北大秧歌作为民间艺术，表演风格的质朴火辣，表演形式的别具一格，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在东北称作“闹秧歌”。四十年代，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运动确立了方针路线，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艺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等原则。而后率先把大秧歌作为文艺宣传扭上了街头，其中《兄妹开荒》最具代表性，其采用了传统的秧歌形式，摒弃了丑角等角色，表现农民劳动的场面，乡土气息和诙谐幽默交织在一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表演方式激发了工农兵和群众的浓厚兴趣，并迅速的在抗日根据地蔓延开来。东北大秧歌作为北方重要的队伍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形式与内容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秧歌运动时期的东北大秧歌，政治宣传的目的性较强，但在表演风格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传承到当代社会，东北大秧歌已经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强身健体的活动。东北三省大到城镇，小到乡村，扭大秧歌已经成为了广大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春夏秋冬，到了傍晚时分，在广场的空地上、在公园里，鼓点有节奏的响起，便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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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东北大秧歌这一民间艺术在东北大地区深受人们的喜爱，已经逐渐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论文对东北大秧歌这一特有的民间舞蹈形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研究。
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秧歌的起源来进一步推测东北大秧歌的起源，秧歌的起源主要有劳动说、祭祀说与巫术说三种，本人比较支持巫术说，从秧歌起源于巫术而推测出东北大秧歌有可能起源与东北民间特有的巫术形式满族萨满。东北大秧歌产生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巫术的形式，融合了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进而发展成为今天这种特有的形式。第二章主要从审美风格和文化内涵来研究东北大秧歌的独特性。其审美风格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其着装、步伐、表演方式等方面。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主要是由于东北特有的地域文化的原因。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东北大秧歌的仪式性、戏剧性和游戏性。第四章探讨了东北大秧歌与原始崇拜的关系，主要研究了东北大秧歌红配绿的搭配习俗与红色崇拜和绿色崇拜的关系。第五章是对东北大秧歌传承与发展的探讨。
东北大秧歌承载了东北的特色，东北的文化和东北人的精神。这黑土地上的狂欢是东北特有的艺术文化形式，是东北的瑰宝，也是东北人的骄傲。其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三：莫言小说中的女神崇拜
第一章 原型和女神崇拜
第一节 原型的寻根之旅
一、原型的内涵
原型批评是二十世纪影响很大的一种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原型”意思是最初的、原始的模式，即原始模型。原型批评是立足于整个文学发展史，从宏观的角度探寻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一种批评方法。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丰富、发展。荣格在其著作《心理学与文学》中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只是无意识的表层，荣格称之为“个人无意识”，而无意识的深层则是“集体无意识”。“集体”一词本身就有特殊的意味，与“个人”相反，它具有与个体大致相同的所有特点。“集体无意识”不同于“个人无意识”。首先，来源不同：“集体无意识”不是源于个人经验，不是后天的，而是先天的、普遍的，对于意识来说，是一种自觉倾向性的补偿。集体无意识“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次，内容不同：“个人无意识”的内容是“情结”，“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型”。所以，荣格的原型侧重于心理学上的，这种原型是遗传的、先天的、普遍的，是祖先们的生活经验在历史的沉淀下逐渐积累起来的。荣格的原型概念的核心是集体无意识，而弗莱在此基础上对原型的概念和应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探索，弗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原型的含义，最重要的核心是“文学原型论”。
诺斯罗普弗莱是加拿大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系统地建立了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核心是“神话一原型”，为各国的学者研究文学拓宽了道路、提供了新的方法，推动了文学理论发展的进程。其著作《批评的解剖》更是研究文学的经典著作。弗莱的原型不同于荣格，是侧重于文学类型的共性以及文学的整体演变规律。他将原型进一步深化为“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这样的原型文学观说明了文学是一个整体。弗莱提出了整体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向后站”的研究文学的方法。将文学史视为一个整体，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文学作品所在的位置，并且将文学作品作不同类型的划分，从而更加清晰准确的追溯其源头，找到其原型。从整体的文学观出发，探索文学发展演变规律，发现文学是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历程，就像一年四季一样循环往复，虽然随着不同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改变，但千变万化还是可以追溯到其原型，即文学作品只是根据时代具体的审美需要在“置换变形”，其原型是不变的。这样的“文学原型论”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文学发展的脉络，“站的高，看的远”，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探寻文学发展及其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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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远古神话中走来的女神崇拜
一、女神崇拜的内涵
女神崇拜的含义。“女神是在不同的名字下而且以不同的形式被崇拜的。”“女神”简言之，就是在能力上超出普通女性，是不平凡的、具有神秘感的，被神化、被理想化了的女人，实际上是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凝结而成的对美好女性的一种憧憬和想象。“崇拜”简言之，就是一种高度尊重，情感在欣赏与喜爱之上，更偏重于钦佩与敬重，呈现的是一种仰视的姿态。女神崇拜包含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对美好女性的敬仰与敬重。
女神崇拜的源头。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存环境艰难，不能科学的解释生活中的问题。女性强大的生产力被祖先们神化、偶像化，开启了最原初的对女性“神秘的”生殖力的崇拜，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尊崇女性的神话，就有了女神。在原始社会时期，女性的地位很高，因为女性强大的生产力，是种族延续的关键，而且女性是社会两性关系的核心，这时的女性崇拜最早被偶像化。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意识到女性力量上的局限，女性地位衰落，不再是高高在上，男性地位的上升注定了女性要沦为男性的附属，女性崇拜也不及从前。
女神崇拜的表现。女神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原始性和先在性还体现在：在宗教史上，男神的神圣地位都是源于他们的母亲，即女神，也就是说，男神出现的时间晚于女神。由于女神崇拜的久远性和广泛性使得女神崇拜在民间有着非常繁杂的礼仪和不同的方式。例如，建祠庙，很多地方都有女娲庙，表达的是想要与神沟通的愿望，也是人们内心虔诚的表现。塑像和挂画，现在百姓家中仍有挂女神画的习俗，表达的是人们期盼能有和神一样永恒的力量和生命，实质上都是人们愿望的产物和投射。还有很多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绘画、碑刻和音乐等。流传广泛的还有一些地名，例如为了表达对妈祖的尊敬和崇拜，台湾澎湖列岛有马公（妈宫）港和福建的马祖岛。这些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但都使女神崇拜在时间上得以延续，尽管有一些带有标志性的建筑、地名在逐渐消失，但是对女神的崇拜并没有随着这些退出人们的情感生活，那些集体无意识中留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从女神崇拜的演变中不难发现，无论形式如何改变，其中包含的人们对女性的敬仰、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对两性关系和谐的希冀是始终不变的，也成为主要的因素使女神崇拜得以延续。女神们也适应了人们的不同需求，基本上都是外貌美加上心灵美，是灵与肉的“兼美”典范，是集合了人们所有的憧憬与向往的“寄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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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丰乳肥臀”——让人膜拜的大母神
第一节 罗绮丛中的“丰乳肥臀”
一、身体上的“丰乳肥臀”
丰乳与肥臀是用来形容女性的，丰乳肥臀象征着母亲，母亲意味着生命，只要有母亲在，生命就会得到繁衍与延续。
女性承担着孕育生命的伟大职责和使命，而身体的丰满则象征着生育力的强大。对于女性生育力的崇拜自古就有，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很多国家都保留着原始社会留下的女神的雕像，例如“１９０８年在奥地利发现的‘维林多夫的维纳斯’，距今也有２.５万——３万年了。没有面部特征，突出表现的也是乳房（象征哺育），巨腹（象征孕育）和阴部（象征生殖）。”（如图）学者们根据这种造型特征推测这是一尊母神的雕像，而且仔细看她的帽子，呈篮子状，篮子本身也具有收容、包含之意，也是象征着母神的丰满、有容乃大。
女性的“丰乳”和“肥臀”象征着旺盛的生殖力，此外还象征着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有容乃大”。女性的整个身体就像是一个容器，从“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形体呈大圆状，乳房象征着哺乳，是新生命力量的源泉。从乳房的“容器”性质衍生出一系列象征，例如碗、酒杯等，它们都结合了乳房的滋养和容纳的基本特征。“肥臀”显示出一种厚重、稳重、踏实感，这也正是母亲带给我们的感觉。正是“丰乳肥臀”使得女性笨重而又庞大，像一座大山。
莫言笔下有一大批女性形象，她们或粗犷豪放、或坚韧包容、或大智大勇、或聪慧灵动。莫言很多次描写她们，并且调动所有的感观和生动的比喻来描绘她们的形象。作品中不仅仅是描写女性的生存境况，更是毫不掩饰对女性的崇拜，甚至有些夸张的描写了她们肉体的“丰乳”与“肥臀”。这些女性形象多是健壮有力，乳房和臀部饱满，都是善于生养的。例如，《白棉花》中的方碧玉干庄稼活干的非常好，让人羡慕又赞赏，还会拳脚功夫，尤其是她那对“趾高气扬的乳房”，如同喜马拉雅山。《生死疲劳》中的二姨太，通过她的丰乳和肥臀，就能看出一定是一个很能生养的女人。《爱情故事》中的女知青何丽萍身材丰满、高大，小弟看到她“两只乳房把军便装的两只口袋高高挺起”，她还一胎生了两个孩子，旺盛的生殖力达到了为男性传宗接代的目的。《丰乳肥臀》中描写母亲的乳房像是两个丰满的宝葫芦，它们很神奇，能跳跃、能窃窃私语、能与“我”交流信息，对“我”有着无穷的吸引力。还有文中对乳房的描写十分传神，“我的目光穿过她身上厚厚的皮毛，看到了她那两只与我母亲的乳房体积差不多大的乳房，它们的美丽，使我几乎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她的双乳在黑袍中剧烈摇摆着，炸开着瑰丽的羽毛，好像两只刚刚交配完的雌鸟。”好像乳房自己有着独特的生命力似的，有着神圣的力量。这些身体丰满的女性，用她们的全部来养育儿女，更是用精神上的博爱与充盈包容宽容着儿女，成为屹立不倒的守护神、庇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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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圆——有容乃大的大母神
一、大母神的包容与仁爱：《丰乳肥臀》
大母神的基本特征就是有容乃大、藏污纳垢，能包容世间的一切，正是这样博爱的胸怀，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莫言的《丰乳肥臀》写了一位母亲上官鲁氏，却是代表了全天下的母亲，赞美、歌颂了这一位母亲，却是在赞美、歌颂全天下的母亲。上官鲁氏身上的包容、隐忍、博爱都符合大母神的基本特征。
（一）母性的原始奉献
首先，上官鲁氏作为母亲的原始奉献体现在她的生育上。上官鲁氏自幼父母双亡，听从姑姑安排，１７岁便嫁给了铁匠之子上官寿喜。但是因为丈夫没有生育能力，她不能完成为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因为无子，上官鲁氏一直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受尽了婆婆的欺辱和旁人的白眼，还有丈夫的打骂，整天都低声下气的活着，根本没有尊严可谈。上官鲁氏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从来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只是由他父亲转让到她丈夫手中的财产而已。”为了生出儿子，她就“借种”，与不同的男人发生了关系，有的只是为了生出孩子，有的是被强迫的。无论何种情况下的上官鲁氏，都是悲哀的，为了生儿子而生儿子，只是单纯的生育的工具，毫无独立人格可言。上官鲁氏共生育了 9 个孩子，8 女 1 男。生育、繁衍后代的重任已经如同烙印般刻在了女性的骨子里，那是女性的天性。上官鲁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族血脉的延续，超出了平常的封建伦理观，体现的是生命繁衍的平等性，同时也是在嘲弄和挑战夫权。而大母神的原初特征就是旺盛的生产力，她孕育出生命，使这个世界生生不息。“女人＝身体＝容器＝世界”充分说明了女性的基本特征是有容乃大，可以藏污纳垢。大母神的这种奉献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保留到了很多文学作品中，例如《女娲》中的李玉儿一共生育了十一个孩子，这是女性对社会的原始奉献。当然，上官鲁氏这种为了生育后代的奉献是忽略封建法制的贞洁观的，是原始性的，是用超越伦理道德、奉献肉体的方式的“种族延续”。
其次，上官鲁氏作为母亲的原始奉献还体现在她的博爱上。上官鲁氏活到了９５岁，一个普通母亲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社会的不安动荡给人们带来的磨难是巨大的，加在母亲身上的重担是难以想象的。她在动荡的年代中含辛茹苦地默默养育着自己的儿女还有儿女们的孩子，她用自己的“丰乳”滋养着他们。在作为母亲的上官鲁氏眼中，孩子无论是谁的，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都是值得珍惜的生命。将大母神比作“大圆”、“容器”，因为大母神的基本特征就是庇护、滋养、包容，上官鲁氏用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完美的诠释了大母神的有容乃大。她会保护所有的孩子，她可以不惜一切，放弃道德操守的底线甚至自己的生命来护着孩子的周全。而这种博爱、奉献、无私，她同样可以给予其他人，不论他是谁。贫困的年代里，食不果腹的日子折磨的人们为了生存痛苦的支撑着，上官鲁氏把家中惟一的野菜团子给了一个陌生的且对她傲慢无礼的乞丐，别人很难理解。但在她面前，生命是平等的、一样的、珍贵的，都是值得尊重的。那饱含着人间仁爱的野菜团子带有平等、温暖、让人重生的力量。上官鲁氏不仅能够用慈爱的心对待陌生人，甚至于自己曾经的仇人，她也可以给予宽恕，就像她在困境中仍然毫不犹豫的救出了曾经殴打过她的房石仙。生命再一次在她这里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得到了尊重和保护，这些都符合大母神“有容乃大”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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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蛙”——造人救世的始祖母神 .......................24
第一节 万物之母的“蛙” ................ 24
一、身体多子的绵延不息 ............ 24
二、精神之母的寻踪觅迹 ............... 25
第二节 循环——永恒回归的女神 ............... 26
一、女神的迷失与回归：《蛙》 ............. 26
第三章 “蛙”——造人救世的始祖母神
第一节 万物之母的“蛙”
一、身体多子的绵延不息
蛙崇拜的原因。蛙崇拜历史悠久，甚至已经成为先民的图腾，这和蛙旺盛的生殖力密切相关。蛙的繁殖能力非常强，蛙本身的这种强大的繁衍力量，正是原始先民追求的生命的绵延不息的体现，映射着先民们期盼子孙众多的美好愿望。河南出土的彩陶上的青蛙纹，陕西出土的“鱼蛙纹彩陶盆”内壁的青蛙纹，都有很多黑点，都象征着青蛙的多子。此外，家窑文化的彩陶中也有众多的蛙纹，代表的也是相同的含义，同时这也象征着女性的生殖器，蛙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原始先民的一种生殖崇拜。
蛙崇拜在少数民族有不同的体现。在黎族，妇女的筒裙图案中有青蛙纹，甚至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不同的青蛙样式的图案。“黎族人民认为青蛙有很神秘的效能，它能呼风唤雨，保证粮食的丰收，是黎家的崇拜对象，因此，不能捉食青蛙。”3000多年来黎族的蛙纹纹身图案基本没有改变，这些都反映了蛙崇拜在黎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壮族有很具民族特色的铜鼓，尽管分布的地区不同，特点也不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就是铜鼓鼓面上的蛙纹。纳西族的人们认为他们的传统舞蹈是源于金色神蛙，实际上是对蛙的动作的一种模仿，东巴舞中人们最先跳的就是金色神蛙舞。在纳西女子的服饰上，蛙形的羊皮披肩更是屡见不鲜，蛙形被认为是很美的。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蛙的崇拜甚至是对蛙图腾的崇尚。
文学中的蛙崇拜。流传在民间的，尤其是在少数民族中有很多关于蛙的传说和故事。最典型的一类就是神蛙丈夫故事，作为异类婚恋故事的一种，有着独特的魅力。德国的《格林童话》中就有《青蛙王子》的故事。在中国，这类关于蛙的故事更是数量多、分布广，满族的《蛤蟆儿子》、土族的《青蛙女婿》、纳西族的《青蛙伙子》等等，在鄂伦春族、回族、维吾尔族、茂族、羌族、黎族、壮族、白族等都有类似的故事流传着，有着神秘性和古老性。关于民间流传下来的蛙的故事大致有这样几个类型：主动型、威胁性、考验型、青蛙姑娘型、报恩型。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故事，都包含着人们对蛙的崇拜和敬畏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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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文学中的原型带给读者的是一种不约而同的精神上的共鸣，要找到这种共鸣的源头，就要探索其原型。
女神原型在当代有不少作家的作品表现过，莫言的独特性在于他笔下的女神原型的永恒回归，这也是莫言小说中女神崇拜的特征。身体上，丰乳肥臀的女性意味着生命的绵延不息，无限循环。精神上，女神的双面性体现了女性作为“大圆”的完整性、循环性，而在不断变更的历史中对女神的崇拜与追寻，唤醒人们心中最原始的对爱与温暖的渴求，是永恒的。
莫言小说创作中对女神崇拜的主题特别痴迷。小说中女性性格塑造比男性丰满充实的多。女性是创造者、守护者，总是包容、隐忍，散发着圣洁的光辉，而男性总是逃离、胆小、懦弱。这和莫言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有关。除此之外，男性作家的作品中，男性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期待。此外，还有莫言对于原始生命力的还原，女性的“丰乳肥臀”象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女性旺盛的生殖力是让人敬畏的，能够孕育鲜活生命的母体是值得崇拜、值得敬畏的，也寄托着莫言对自由生命力、自由生存状态的向往和还原。
莫言小说中的女神原型有着重要意义。小说中的女神崇拜唤起的是我们对母亲、对女性的包容与博爱的心灵上的敬畏与感恩。莫言以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姿态，还原了生命的本质，更还原了为人类的生生不息默默奉献着的伟大女性。对女性的崇拜是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更是现代社会人们寻求和守护的精神归宿、心灵庇护。莫言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体验、对人类生命的敬重与悲悯也体现于此。
莫言的小说中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这趟寻宝之旅还待继续，对莫言作品的研究还有更多、更深的角度值得挖掘，在大家共同的关注和努力下，将会有更多的“宝”破土而出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四：莫言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第一章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上研究莫言的情况
第一节中-越两国关系概括
一、两千多年历史的关系
越南与中国己经有两千多年的交流历史。史书上记录了此间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同时也记录了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交流的同时带来的两国文化之间变化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摇篮,它特有的文化特征对周边包括对越南在内亚洲国家的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本节中对中越关系的梳理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观看中越文学关系较为全面的视角,希望能够通过两国在政治文化关系再现与阐释,帮助读者找到了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过程。
历史是变化的、流动的,它是寓冲突和交流于一体的,但是历史的长河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和谐的完整体。
基于送样一个长期的交流历史,中国文学中不朽的杰作很自然地进入了越南读者的视野。下面本文将简述一下两国的交流史,再现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互动过程。
中-越之交己经有了两千多年。根据了历史书来讲,从秦-汉王朝开始,两国之间的外交历史。
清帝国为了确保对越南的宗主权导致了中法战争,结果清朝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因为政府昏庸,双方签订了中法新约,使越南正式成为了法国殖民地,是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份。越南虽受到法国的奴役,但特别的是,这期间越南人民继续阅读和研究中国作家的作品,越南文学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仍然很深。19世纪中叶后,法国开始入侵越南,同好中国也被殖民国家宰割,两国的关系被陷入僵局。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景下,两国人民都置身于民族救亡运动中。他们在民族情绪上,有着共同感为了全面推行殖民化政策,法国殖民者设法封锁传入越南的各种文化思想,尤其是中国的革命思想。随着法国殖民文化的影响,拉下字也在逐渐在越南传播,它逐渐取代中国文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对越南的影响就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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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新时期小说在越南的介绍、传播与研究
如本文以上所述,莫言属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阶段也是当代作家除了他以别的多少都有作品在越南被译介。看问题不但要看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从此才能相比,采取每个作家的特色。
1979年,中-越发生边境战争导致两国之交的关系营时被割断超过10年。当时中国的文学界摆脱"文革"进入一个新时期的阶段。此外,越南的经济、社会在进入一个严重危机的阶段。目前,越南政府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坚持社会主义之路,保卫抗战的成果卫抗战的成果,摆脱困境,建筑越南新社会是首要任务。
在这样的环境下,越南对中国文学传播与研究有点特色,尤其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引入越南之路比较复杂。本节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关心者能分别中国新时期文学小说的阶段在越南怎么译介与研究。
尽管如此,越南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介绍和研究从1980年到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时间,也出现了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所收集的资料,我认为新时期小说在越南介绍和研究的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1世纪至今的研巧。
一、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小说在越南的介绍、传播与研究
1.译介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该一阶段,己有很多越南的留学生研充的,例如阮氏妙龄"越南当代文学的"他者"与"同行者"的研巧,裴氏翠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在她们的研究己经提到中国新文学在越南的情况。两篇文章上面的笔者都提出:"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发生,两国的外交关系由此中断导致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停止。那时候,跟中国有关的翻译,出版的活动都被禁止。到1992年,双方开始恢复运营恢复关系正常化和解决边界问题会谈,各种方面都恢复起来,尤其在文学敏感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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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莫言作品在越南的介绍、翻译与研究
第一节莫言作品在越南的介绍与翻译
如上所言,中、越历史上很亲密,地理领域相近,在文化、文学方面具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人民在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方面都十分相近或相似。作家莫言用凝重的笔触在一系列创作中去描写中国高密东北乡的独特的民俗、风土人情、悲壮的历史时,同样也深深打动了越南的读者,这种感动跨越了地域、族群的界限,在他们也底激起了一种苍凉悲壮的审美感受。这也是莫言很多小说受越南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
在这一章我们会了解莫言所有的作品(统计至2014年)在越南译介、出版、研究等各个方面。笔者希望能把所有的关于莫言在越南的情况写出来,做一个整编资料。
一、莫言作品在越南的出版情况
莫言的越南语版《红高梁》最早于2000年推出,而当时莫言的作品己在世界各地鼎鼎有名。该译文由一位越南非常著名的翻译家、研究家黎辉霄所翻译。在此译文中,译者对12个作品分别进行了介绍。具体如下:
莫言的《红高梁》之所以与中国其他著名作者的代表作品在越南同时推出翻译版,是因为当时就越南的读者而言,莫言只是一位闻所未闻的海外文学作家,其风格是否适合于大多数读者的喜好,却是一个未知数。而能够与在越大名鼎鼎的中国作家如王蒙、高晓声、冯骥才以及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一起出版,将会大大提高销量。
2001年胡志明市出版狂把莫言的长篇《丰乳肥臀》翻译成越南语的《丰乳肥臀》。该作品当时立即受到广大越南读者的欢迎,并且在整个越南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称为"在越莫言现象"。此后该作品在河内、胡志明市、岘港等越南大城市迅速造成"莫言热"。热度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莫言的三十一个作品陆续来到越南读者手中。而莫言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够带给读者不断的惊喜和新鲜感。
以下表格是本人对"2014年在越南出版莫言作品译文情况"进行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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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的情况
在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时,诺奖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称其"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化会融合在一起"。想理解莫言的文学一定要了解魔幻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对莫言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作家受到的影响其实是身不由己的,你是一个五十年代的人,不可能不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你是一个"文革"期间写作的人,不可能不受到"四人帮"文艺思想的影响;你是一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人,如果说没有受到过欧美、拉美文学的影响,那就是不诚实的表现。"所以说我们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的必然。"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文学艺术的世界色彩斑斓的花朵,这要归功于现代主义的贡献。特别是,我们不得不提到超现实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在罗马地区的影响力。
在中国,根据研究专家阮文民在"现代主义对世界的文艺文学和越南文学的影响"中,已经提出现代主义的过趕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下。"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就已产生很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王蒙与他的"意识流"小说。当时,他被强烈的批判,被打成右翼分子。1979年,他被恢复工作,同时,他的作品成为以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基础。
在越南,研究中国当代作家包括莫言的作品的形式比较多样。第一,对中国文学相关话题的科学讨论,第二,在专业报刊杂志上发表研究文章,第三,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写毕业论文、让学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这些资料我们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跟莫言有关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同时在这章,本人将补充本人访问越南有名的研究家的一些从未公布的文章。第二种是在越南从南到北的大学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发表的文章。这份资料本人从越南全国采集而来,但是处理和研究的时候,本人放在论文的内容和研究来分析与相比,不是分成南、中、北来研究分析。从以上的资料看,本人希望能给中国及全世界的莫言研巧者提供帮助,以了解越南对莫言研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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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丰现肥臀》:莫言的小说在越南译介的转折............95
第一节《丰乳肥臀》在越南的翻译及出版.........97
一、翻译和出版的情况.........97
二、《丰乳肥臀》的译者及其翻译观.........100
第四章《檀香刑》:莫言与越南读者之间的艺术鹊桥...........135
第一节:异域的芬芳:越南对《檀香刑》的介绍和接受..........136
一、《檀香刑》在中国文坛的潮声涌动.........136
第五章越南的鹤鸣《蛙》跃;《蛙》在越南的接受与研究......173
第一节《蛙》在越南的个体风景:对《蛙》译介与研究的分析.....174
第五章越南的鹤鸣《蛙》跃:《蛙》在越南的接受与研究
第一节《蛙》在越南的个体风景:对《蛙》译介与研究的分析
一、《蛙》在中、越接受的殊异
1.1在中国的情况
2009年,莫言小说《蛙》出版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文学界与读者的意识中《蛙》得到了很高的评价。2011年中国文学茅盾奖第八届就属于该作品,最后莫言凭借该作品走向了世界文学,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从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部作品写的题材是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送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该作品出版后不久,山东大学中文系王春林教授发表一篇文章名为《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一一评莫言长篇小说《蛙》。他认为《蛙》为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带有自我超越意识的价值观。这一类的研究主要突出的是小说对过去的"计划生育历史"的反思。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趋娇莉发表《生命和人性的反思一一评莫言《蛙》中提到,小说书信及戏剧两种文学表达形式讲述了高密东北乡60年的历史变迁。主线就是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从人性和枪理的角度为读者剖析了过去和现在的多种狂会现象,这也是对生命和人性的反思。
河南大学文学副教授孟庆谢发表一篇文章《莫言《蛙》三题》,他把小说《蛙》看作是一部关于生育的民族史和自我反讽的文本,小说中的人物"姑姑"在他看来,是一位亦神亦魔的女人。作者认为,莫言是在为民族撰写一部以生育为主题的当代史,以此来试图反思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得失利弊,或思索人粪社会中最为神圣恒久的"生命繁衍"与国族的现代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纠缠万端的历史与现实关系。《蛙》是"写人的灵魂,写人的斤悔"。就如莫言所说: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对某项政策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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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考察中国新世纪文学代表作家莫言和他的作品在越南的译介、接受与研巧情况。为此,我从三个层面切入,即,第一个层面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译介、出版和影响的情况:第二个层为关于莫言的作品在越南怎么会受欢迎、怎么被翻译、在学着和普通读者眼里是什么地位,及具体内容:第三个层面为莫言的三本代表小说在被接受、研究如何,另一方面也想看莫言跟其他中国作家的译介与研究情况的比较,提出莫言的作品对越南新世纪文学留着什么大的影响,同时レ义及越南作家和读者对余华作品的反应。
首先我在第一章里己经把越南当代社会怎么接受外来的文学、文化的情况写了出来,然后集中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越南的情况作三分析。通过三节的内容;在第一节的内容,第二节的内容笔者提出中-越两国关系历史是很特色的,己有2000多年的关系史上是足形成一个持久的关系,从社会的政治来讲是: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开发以来各个方面两国都有些改变:文学走向"边缘化"、文学的"市场化"与"商品化"、文学被西方为主的时代制约,等等。在第三节的内容是笔者想观察世界上以中国关于莫言的介绍内容的比较,通过搜索世界上的门户网上和研究莫言的书来编辑。从此作为一种基础以考察莫言的作品在越南的情况怎么样。
《丰乳肥臀》诞生以后;《檀香刑》也出现,也带来另一种新奇的感觉。它对以往腐败专制社会的事情具有独特性的角度,就达到艺术水平的程度。《檀香刑》的笔调虽然冷淡、没有情感的但是存在不少了作者的忧伤、惨恒于心。莫言通过《檀香刑》又一次征服几百万越南及全球的读者。莫言的这两个作品获得许多国内和国际的文学奖品就是在国际文学界认可认可莫言中国作家的位置。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五：现代出版对三十年代作家自传影响研究
第一章现代出版推动下三十年代作家自传热的应运而生
第一节现代出版对三十年代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为
三十年代的现代出版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设备条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出版业全面推进,使得出版业呈现出高度集聚的状态,这不仅更加刺激了出版业的竞争也使得整个出版业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力量更加强大。出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门类。随着三十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各种政治力量化及关也国计民生的人士,都出版活动来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三十年代现代新式教育更加普及,青年学生群体日益扩大,他们成为现代出版的消费主体。除了青年学生群体,现代出版的休闲娱乐功能也使得现代出版物成为每一个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了在经济、政治和国民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为文学发展提供直接平台的现代出版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更是巨大而深刻的。首先是文艺书刊的大量出版。三十年发表达的现代出版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出版量,各大出版社和报社均是在三十年代迎来了近代以来的出版和销售量高峰,而且在如此大量的出版物中纯文艺书刊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出版企业喜欢出版文学丛书,"商务印书馆有现代文芝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已出六十余种;生活书店有创作文库,己出二十余种;北新书局有创作新刊,己出十余种,开明书店有文学新刊,已出十余种;良友图书公司有良友文学丛书,已出四十种。"以众多出版机构为三十年代文学的登台亮相提供了舞台,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三十年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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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出版人对作家自传的青睐
三十年代现代出版的繁荣,吸引着众多知识分子进入这个行业,许多作家写作的同时还担负着编辑出版报纸、杂志的重任,有些甚至同时负责几份刊物的编撰工作。文人作家担任报纸、杂志的主编,一方面凭借其本身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文学鉴赏力,刊物的文学水准能够得到保证;另一方面,这些文人作家大都交友广泛,方便邀稿和组稿。不同于普通的出版商和编辑,这些拥有双重身份的出版人在关照刊物商业利益的同时,对于刊物的文学性也会有所要求,他们本身的文学态度和喜好也会反应在所编撰的刊物中。一定程度上,出版人对作家自传的青睐和他们利用出版平台对作家自传的推广传播,成为三十年代作家自传热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五四的主将,胡适无论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还是出版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对自传的推崇和提倡成为推动现代自传发展的重要力量。有感于中国自传的缺乏和落后化及希望通过大量自传的创作为历史学家留下第一手材料,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胡适大力提倡写作自传。他曾力劝好友林长民,梁±治,蔡元培、陈独秀、高梦旦等一众好友做传,并自我实践写下《四十自述》。在《四十自述》开头的一篇《自序》中,胡适自称有"自传热",并说;"我们抛出几块砖面,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狂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四十自述》的出版引起了许多业界人士的注意,在连载过程中,胡适的好友文江、徐志摩等就曾给予过鼓励并提出建议,1933年《四十自述》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单行本前,"周作人先生,葛祖兰先生,和族叔堇人先生",又都曾矫正过其中的错误。在胡适鼓吹和带动下,至少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关注传记文学的"自传热",为现代自传文学的兴起营造了浓郁的氛围。1937年陈独秀在狱中撰写了《实庵自传》两章,开头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以在这许多朋友中,胡适必定是其中一个。陈独秀的这本自传也成为胡适热也提倡自传所收获的其中一枚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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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多种出版手段推动下的三十年代作家自传热
第一节"自传丛书”对名人效应、集体效应的利用
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丛书":原计划邀请12位作家书写长篇自传,分别出版,但是归入"自传丛书"内。后来仅在6、7、9、11月,分别出版了《庐隐自传》、《从文自传》、《资平自传》和《己金自传》,同年11月由于第一出版社停止出版业务,改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钦文宮传》。至此这五种自传构成的《作家自传化书》完成,预告中的《达夫自传》、《洪深自传》和《垫存自传》最终未能发表。虽然该次的《作家自传义书》只是邵询美一个未完成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它对于现代自传文学的推动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自传丛书"作为"助产±"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像《从文自传》送样优秀的作家自传作品,也十年代文学界全明星阵容的名人效应、集体效应和高质、高效的宣传营销策略吸引了大批读者,对作家自传的推广传播和三十年代作家自传热的局面都有重大的影响。
"自传丛书"一经在市场上出现即成为杨销书,不仅青年读者兴起求购热潮,还受到当时许多文人、作家的关注,1934年年底《人间世》杂志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兰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时,周作人和老会都不约而同地以《从文自传》作答。以"比起任何其他出版物而言,畅销书是最依赖读者认同机制的。每一本影响巨大的畅销书都暗合或引发了一种潜在的大众也理或社会潮流。任何畅销现象都不可能是完全由出版者单方面营造出来,但有创造性的出版者却可化激发、强化某种趣味取向,所以,有人说:'畅销书象征着一种成功的社会学实验。"自传丛书"湿然是邵淘美的出版事业中一次经过一系列的精也设计和安排的重要"社会学实验"。在选题拟定,编辑出版,广告宣传等畅销书生产过程中,"自传丛书"都有特定的表现,这也是其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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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快速抢占市场的报刊连载
三十年代现代出版以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为主要内容。因报纸、杂志的容量有限性和书籍出版的时间限制及人力、物力、财为消耗大的特点,一种新的出版传媒手段一一报刊连载应运而生。报刊连载灵活机动,打破了书籍出版大容量但是时间较长的限制同时也解决了报纸、杂志容量有限的难题。将长篇出版物分割成若干短篇,按期逐一出版,或是将若干短篇出版物整合成一个系列,每期出版一篇,最终完成统一。这样的出版形式因为连续性和人为对读者阅读进行断点能很好地利用读者的阅读期待调足读者的胃口,紧紧地栓往读者,从而达到抢占市场的目的。
兰十年代作家自传即大多先在报纸、杂志上连载,这些作家自传很好的占据市场,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并在社会上形成一股热潮之后再由出版社将报纸、杂志上分章发表的长篇自传或是许多短篇形成的一个系列结书出版,对读者进行二次轰炸。结书出版的作家自传依然能利用上一股未尽的热潮再掀起一个销售的高峰,使作家自传取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当时热衷于刊登作家自传的杂志有《宇宙风》、《人间世》、《逸经》、《良友》画报、《国闻周刊》等。《良友》画报先后W《现代成功人物自述》和《名人生活回忆录》为总题发表了系列自传作品。《国闻周刊》长期开辟专栏《时人汇志》,发表名人小传和自传。这些自传作品很受读者欢迎,经常有读者给编辑部来信赞扬。
《北伐途次》在《宇宙风》上连载时,上文己经提到,郭沫若正流亡日本,经济窘迫,身染疾病,许多敏感文章遭到查禁,文物研究么余只能写些自传之类文章寄回国内补贴家用。收到郭沫若稿件之后,考虑到郭沫若作为知名作家在文化界和政界的影响力,同时1936年正值北伐十年纪念,且当时国内局势动荡,这时郭沫若对北伐的追忆想来会引起读者的注意,编揖部自然会大力推出《北伐途次》。可是,在《宇宙风》第二十期上出现的郭沫若的《北伐途次》却被放在不太显眼的二档栏目内,到第二十一期,《北伐途次》的排名才升始靠前,到第二十王期,《北伐途次》就和当时作为头版正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骆驼样子》并驾齐驱,而且在目录上,编镇恃意将《北伐途次》和《骆驼祥子》放大字体使得它们更加突出和显眼。很明显,作为一个在国内久未露面的作家,虽然是很卖座的自传而且是有吸引为的北伐题材,但是编辑仍然出于慎重考虑,在第二十期作出"试水"之举,接受读者积极反馈之后,再一举全力推出郭沫若的《北伐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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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现代出版与三十年代作家自传的"故事化"..........22
第一节西方自传的出版与作家自传的"故事化"叙事............22
第二节读者意识的强化与作家自传的"心理化叙事"...............26
第三节报刊连载化制与作家自传的"离潮迭起"............30
第四章现代出版对三十年代作家自传影响的反思............34
第一节现代出版的商业性对作家自传文学性的制约...........34
第二节现代出版在三千年代作家自传发展中发挥的作用...........37
第四章现代出版对三十年代作家自传影响的反思
第一节现代出版的商业性对作家自传文学性的制约
现代出版活动中,出版商和编辑带着商业的目的进入文学的生产过程之中,有意或无意间他们作为文学的"助产士",成为掌捏文学社会过程中间环节的关键性人物。"并不是他赋予作品以生命,也不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血肉给作品并养育它;但是,如果没有他,被构想出来并且已临近创造的临界点的作品就不会脱颖而出",同时,"我们的助产医生也是产前的顾问,新生儿(甚至包括非法堕胎者)生死的审判官、保健医生、教师、裁缝、指导者……或许还是个奴隶贩子。"以出于迎合市场的目的,三十年代出版商和编辑对作家自传创作的介入是大强度的。虽然正是他们的积极推动,三十年代才出现了作家自传热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认,他们一定程度上的硬性介入也阻碍了三十年代作家自传的自由发展。这也是三十年代作家自传文学成就不高的原因之一。
首先是完全出于盈利为目的的频繁约稿,这导致一些作家对自传写作所持的态度并不端正。作家自传的作者们或是迫于生计,或是迫于应酬,但无可推卸的是对自传创作多多少少都抱着功利的目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是三十年代作家在自传前言或者后序中时常流露出被迫写作的无奈,或是直接承认作品的不成熟并表示遗憾。例如沈从文、巴金、庐隐、谢冰董、许钦文等都表示自身没有什么值得做传,没想过或者不愿做传,但是为着种种的原因最终还是做了传。这种无奈和遗憾暗含着在面对现代出版商业性追求和作家自传文学坚守之间的矛盾时,作家们选择屈从商业环境之后的自我开脱,也说明了现代出版裹挟之下作家们的创作也态。在自传文体意识尚未完全确立之前,一部分作家在职业创作的同时以金钱为目的,以或小说或散文的笔法串起曲折的人生和私密的见闻,然后命名为自传拋向文学市场;另一部分作家,一方面在"岗位"意识的驱使下,认为真正的自传写作应是本着一种严肃的批判精神审判自我、剖析时代,而自身目前还没有或者还不够能力做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又迫于生存的皮力与,出版社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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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将现代出版引入现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大量查阅原始资料,还原历史现场也成为一部分学者推崇的研究方法。现代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努力回到历史现场,挖掘第一手资料,对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将有新的认识。
大文类思想导致对传记文学研究的轻视。现代自传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类,学界对其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梳理和总结的层面,亟待扩充新的方法和视角。
从现代出版的角度,考察三十年代作家自传的发展情况,是对现代自传研究的一个全新的方法。三十年代作家自传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出版的大力推动,三十年代自传热的现象也值得引起注意。
在不断接触第一手资料的过程中,对于如今耳熟能详的作家自传在三十年代的写作背景和出版情况都有了清晰的再认识。王十年代繁荣的现代出现运用种种营销手段,推动了作家自传热的出现。丛书出版,报刊连载及对于矛if用名人的知名度进行的各种广普宣传策略成功炒热了自传这一文体。出版社、出版商、编辑、作者等"文学场"的各方力量互相牵制、互相促进,共同形成现代出版下现代自传的运行机制。且在出版的推动和无形的制约中,作家自传的内部创作也出现了巨大进步。出版给予了现代自传最广泛的读者也促进了自传以最快的速度成长。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六：当代京味小说的“常”与“变”
第一章京味之"京":北京城的底色与润色
第一节北京的"乡"气与"城"所气
城市滋生于乡土之上,是广轰无巧的乡村大地的儿子。城市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一个集中的过程,是一个包括人口在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所有活动不断由乡村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北京一直是历史文化名城,它有着三百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同时也具有深厚浓郁的人文特色和文化积淀,它以主权为中也,又具有以自我为中也的农业封既意识,是中国最为典型的传统型城市。它封所、稳定而保守,农业经济文化的根基又使它有着顽固的内敛闭锁性。如居住环境常レ义大小院子围合而成,依靠街巷、胡同串连交通,反映出传统城市社会注重内修、自成天地的封闭保守也态。生活方式上有许多农村生活的痕迹——亲近自然,喜欢小农式的宁静、闲逸。小农生产者的也态早已根植在市民也理深处,又与商业经历相结合便产生了小商意识,因此他们看上去显得圆滑、世故、庸俗,送是小市民得以生存人生哲学之一。遵守传统道德观念,保持古老的生活情调,恪守各种古旧的习惯规矩,在中下层身上又夹杂着江湖气,这些成为城市人稳固不变的生活形态。曾有研究者将京味小说的构成因素归纳为乡±味、传统味、市井味。它所谓的乡王味,主要就是指北京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特有的古城墙、大杂院、四合院、小胡同、白塔寺的庙会等等,这些景物更像是乡下的集市。甚至老北京人的衣食住行等都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从本质上说,整个中国也许都是乡±性的,它产生于一个i小农经济为中也的大地,土地是祖先活命的根本。无论是中国古代社会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还是社会体系都是以人与土地的关系为基础。李泽厚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虽然进入阶级社会,经历了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杜会结构,却很少变动。古老的氏族传统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地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也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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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从"市井帝都"到"红色首都"
北京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总会给人富丽堂皇之感,想到它,最多的便是圆明园、万里长城、北京天安门。作为对北京进行描述的代表,京味小说应该对送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建筑进行展示。但无论是老舍的作品还是几十年之后王娩的小说似乎很少看到北京外在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风物。相反大杂院、小胡同却始终贯穿于京味小说之中,《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一家人住的四合院,《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胡同,乃至《离婚》中的小公务员老李租的也是大杂院,此外《骆驼样子》中的祥子、小福子,《柳家大院》中的"小媳妇"等等都生活在北京的大杂院里。在他笔下四合院和胡同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和文化性格,充分体现了京味市民小说的文化意蕴。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最能表现北京的味道。老舍虽是旗人属于满清贵族,可他真正对上层贵族的描写也少之又少,许多旗人的礼节规矩都是通过落败的下层展示出来的。老舍说"他永远爱交老粗儿,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砸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老舍坚持创作的民间立场,他的知识分子趣味也是平民化了的。他自小生活在市井社会中,那个在相对集中的权利之外的市井社会是他的经验世界,上流社会不在他的经验范围之内,他成熟于民间下层的那份苦难。车夫、巡警、小商贩等市井人物都是他描写的重点,只有在他们身上才能看到老北京胡同居民的真实生活。
"市井"一词到了在王朔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出现,但他选取的小市民及他们的生活环境却处处与老舍时代的市井吻合。他作品的主人公多来自胡同或某大院,很少有来自高楼大厦的白领一类,同时他笔下的人物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常常三五成群,成帮结伙,被称为"痞子"。王朔的小说开拓了新时期以来新兴的市民阶层,将当时年轻人的生活及必理展现的淋漓尽致。"顽主"们生活在城市底层,没受过大学教育,没有稳定的工作,在放弃了社会道德之后他们出入于歌舞厅,及时行乐,打破了学习、工作、婚姻、家庭一直以来的生活秩序。世俗性的享乐文化是送个市民阶层的趣味,作者关注的也正是这些下层人物最本真的生活,他们就是老舍当时所谓的市井的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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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京味之"味":京味的延续与新变
第一节由中庸保守到开放张扬的性格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故都,受到的传统封建文化影响最为深刻,这座城长期作为皇家统治的中也,寄居其中的也多是朝廷官员、达官贵人,他们从小接受的也是传统的士大夫教育,因此在他们的性格中我国最传统保守的一面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北京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是政治中也,也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源地,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受传统封建思想影响最深刻的城市。我国近古的清朝一直遵循闭关锁国的发展道路,送与其中的士大夫贵族思想息息相关。因此,长期生活在皇城的百姓也深受士大夫气息的影响,认为自己生活的就是最好的城市,有极强的优越感,排斥外来文化,封闭自守,遵从闭塞保守的生活方式。此外,受宫廷礼节影响,在为人处事上,他们注重礼节,讲究义气与规矩,这也使他们看上去唯唯诺诺,保守、狭隘,缺乏进取也及生命力。这样的精神气质如同血液般遍布人们身体,并一代代得沿袭。这样的性格特点在居住在老北京四合院的平民身上体现的最为突出。这些成为"京味"作家最好的素材,如老舍塑造的正是这类缺乏生机唯唯诺诺的市井小民,他们一直压抑自己的个性与思想,对一切都采取服从的态度,充满"东方精神文明"的特色。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组合里,他们的行为思想都牺牲个体意识,服从"家"的文化观念为前提。在中国的传统里张扬个性,很快会被群体吃掉。老李和李太太,瑞宣与韵梅正是靠着传统文化表面上的"和谐"掩盖了内里的不和谐,表面上的"静美"掩盖了内里的不静美。当他们走向社会后,他们仍旧压抑着,他们希望以忍、让、庙从去寻找作为社会的"人"、传统文化中的"人"的位置。但现实社会中他们却很难找到。《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瑞宣,《离婚》中的张大哥、老李等都是受封建±大夫习气影响颇深的代表。他们中庸随和谦卑有礼,从来没忘自己是故都的优涛子民,无论是在八国联军打到家门口,还是自己的儿子被抓,他们都沉得住气,保持住了那份随和。即使瑞宣和老李这样内也有反抗的人,也不敢表现出来,他们的怨气只能暗自在也中发泄。由老舍的质朴讲究到邓友梅的委婉和气、陈建功的外扩再到王朔的调侃,从京味小说作家的风格及他们笔下人物的也态明显可以看出历经时事变迁后北京人文化也态的趋势。在1995年以前的京味小说如《找乐》、《钟鼓楼》、《那五》等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老舍的影响,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特点都能感到老舍笔下最纯朴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此后的《髪毛》、《顽主》、《梵歌》等以尖锐的讽刺的为我们塑造了一些新时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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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与时俱进的生存智慧
老北京人向来随和知礼著称,老舍笔下的老北京市民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传统、保守、追求稳定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在知识分子身上则表现出传统古大夫气质,有看似懦弱的一面,而这也可看作是他们应对特定时代的生存智慧。《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被抄家时还不忘礼节,《正红旗下》的大姐和海二哥也是因为知礼而招人喜欢,北京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平民精神在老舍作品中随处可见,这是北京这座城市赋予他们的独特性格,亲切自然宽容和气,使人想不起来生气。据《离婚》中的张大哥看,"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在当时的北京小商贩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如《离婚》中小贩的热情和气使老李感慨"卖烧饼的好像应该姓"和"名"气",老李的也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四世同堂》中卖兔儿爷的小贩更是对祁老人热情耐也,使您没法不买。正是送样看似有些过头的热情与谦卑兼夹杂着一点阿Q的精神安慰,使老北京人唯唯诺诺的存活了下来。
任何城市的审美、生活价值等都会随着社会的转变而改变,而且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及生活方式。《老字号》中的三合祥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仍报以老字号的名义,不采取适当的措施,结果只能倒闭。生活在这样一个多经磨难与变革的城市,人们总是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使自己变得随时适应各种磨难。王朔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大多是在"文革"中长大,又没有亲身经历,只是生活在大院中,有过部队生活经历的都市青年,他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又自命不凡,以满嘴的京味游于胡同之中。但因为他们是北京人,便从小有着一股高傲劲,虽未参加文革,却以红小兵的身份自居,自视是新北京的主人,然而当他们满怀信也的从部队回到新北京时,才发现这座城市早已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变得面目全非,他们也失去了主人的感觉,似乎自己才是外来闯入者,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于是他们开始迷茫,顽废,无助的面对这座陌生的城市。他们尝试着各种职业,并寻求自己的幸福,希望给自己重新定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四处碰壁,于是他们得以另一种方式来寻我自己的位置,送便形成了某种"宿"性,偶尔触犯法律。如《一点儿正经没有》中的方言等人,无所事事,除了打麻将便是天马行空的乱侃;《橡皮人》中,一群人在经济利益推动下,走私电视、汽车,并为了金钱朋友之间互相欺骗,充斥着赤裸裸的金钱物欲。《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里的张明、卫宁等人,冒充警察敲诈勒索不求上进;他们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调侃一切,关注一切,顽主们以调侃和幽默来面对新生活,以便顺应时发表展的潮流,这是新时代青年的选拓也体现了他们的生存智慧。王朔以他持有的调侃,来瓦解生活的严肃化将人生看作是一场游戏,只愿获得开也的一笑,然而在这背后却暗含着无奈与自卑。看似在自贬中高举他人,实则这只是他们确立自身地位的方式,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才能得到关注,找到自己的位置。顽主们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中多数顽废普通民众的代表,他们只能通过调侃掌握话语权,实现他们想要的价值。北京大部分本地市民都与他们有相同的如理,只是埋藏在必里,如若有人替他们发泄出也中的不满,他们还是很乐意的,于是王朔的小说一直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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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京味之"人":京味小说人物形象的发展.............23
第一节传统市民到新派顽主..........23
第二节知识分子精英形象的坍塌.........24
第四章京味之"技";京味小说审美的继承与扩展.........29
第一节幽默的不同展示............30
第二节讲故事的不同方式...........34
第四章京味之"技":京味小说审美的继承与扩展
第一节幽默的不同展示
北京市民的语言特点,总体上属于铺张型,比较外扩,老一代最纯熟的京腔京调被俗称为"京白"。送样外扩的语言特点正衬托出北京人骄傲、讲义气、重面子、在外爱虚张声势的特点。这样的语言用来凸显北京人的性格最合适不过,于是从老舍到当代京味语言的纯熟运用都是京味小说的一大特点。作家在运用时也是信手拈来,《老张的哲学》中有这样一段:"要不这么着,您预备晚饭,我的早饭,早晨自然来的人少,可是啊,万一来得多,我老张也绝不含糊。"地道的北京方言中就透着北京人豪爽大气的风范,同时也带有幽默色彩,没有哪种语言比北京方言更能展现人物。
幽默是北京人语言能力的一大特色,北京文化中的幽默与调侃非其他方言可比。京味作家为了原汁原味描绘市井百巧的生存状态,一直以北京最俗白平实不加修饰的语言来创造环境氛围,给人真实感。方言口语的运用不仅使人物个性鲜明,使作品极具吸引力,同时扩大了北京语言的地方影响,加深了其文化底蕴。幽默就是他们十分注重的一个方面,同时时代及作家思想的改变,使化们的幽默在语言表达上产生了一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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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无论是从北京悠久的历史传统,还是从它现在所享有的政治地位,乃至"北京人"迄今位置鲜明的地域自我认同看,"北京"无疑都是中国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城市,这是毫无疑义的。这种独特性也赋予作为地域文化的"京味小说"以特别的意义。因为相对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相对恒定,北京文化从语言(官话)、文艺传统,乃至国民性特点等方面,既具有鮮明的特色,又经历着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变迁与整合。这种变化当然不能不反映在"京味小说"之中,不能不体现在自老开创至今经历的近百年的历史之中。但另一方面,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包括京味小说在内的地域文化,在当代并未取得与其历史传统相匹配的文学实绩,该一现状,也许不能单单巧结为信息化时代地域特征的消锻。在迄样的背景之下,京味小说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常"与"变",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作深入的思考,是有重要意文的。
北京城作为北京人生活的大场景是几代京味小说家未曾改变的,但这城的文化意味却是从老舍笔下的城乡结合走向了今天的现巧化大都市。而经历过或是受到城市历史政治事件影响的作家更是展示了不同与往皇城的北京的政治化紅色首都。生活在其中的虽还是北京人,可他们的形象及也态也由传统女大夫浸染的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熏陶的开化王朔笔下的顽主们就是最好的证明,少了传统道德的约束,多了新时代开放无所谓的气息。不同的人物形象生活在不同的风俗习惯的北京,定会产生别样的京味,与时俱进的城市必然催生新的与之适应的生活状态及不一样的大众也理。第一代的京味小说家老舍以北京为依托,展示了生活在此的市井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以悲倘的情怀叙写生活在二三十年代城市底层人民的辛酸。第二代京味小说家邓友梅、汪曾棋及陈建功、刘也武等,他们虽没有老舍那样的亲身经化可怀着沛協风土民情的兴趣,继往开来,为我们展现了新时期北京城的新人新事。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京味小说不但没有因陈旧的风土民情而消逝,反而在王朔、叶广岑等人的带动下出现了新的发展。他们虽没有明确称自己的作品为京味小说,可我们还是能从他们所表现的人事、民情将其归入京味小说。京味小说跨越几十年之后仍存在的共性,还充分体现在风物人情、地域特点及幽默的北京语言上。但我们要考虑到的是京味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贯穿至今,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都会对其产生影响,使它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它的内容不断扩大,更加丰富,对北京各方面的展示不断扩充。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它表层的改变中始终赏穿着京味小说的精神气质,风格特征,正是这一条线将60年来北京人事的变化联系起来,也使京味能不断适应新环境,更好的延续。因此考察其外在的变化与内在的坚守更有助于京味今后的发展。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七：论阎连科小说中个体存在的荒诞性
第一章阎连科小说中个体荒诞存在的根源
1.1历史视域:历史话语中的“荒诞”
1.1.1西方对“荒诞”的界定及审美价值的探讨
“荒诞”在西方文学的表述中,自古有之。其英文词汇是“Absurd”,是指音乐的不和谐、不协调。20世纪以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科技理性对人的冲击和异化,“荒诞”一词,逐渐从语言学层面演变为宗教和哲学层面的高频词汇和术语。可以说,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文化背景上成长并发展起来的。
首先,社会历史情境孕育了人的荒诞感。二十世纪前半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整个世界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受到致命性的破坏。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人的生命脆弱的如一根草芥被任意践踏残害;人失去所倚赖的亲人和家园,毫无归宿感;因战火而死去的人,不知葬身何处;烧幸活着的人,则坐卧难宁,终日恐慌;战争的阴霾使得原本诗意的精神状态不复存在。乐观、理性、以人为本的思想价值观被悲观失望、非理性的价值观所取代。与之相伴随的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科技的猛速发展,人们对客观现实、对自身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伴随着物质的极大繁荣,人的精神世界危机四伏。人为了追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认同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牺牲。许多人一味地追求外在的物质满足,而对自我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视若无睹;人类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个人的忧郁、焦虑、孤独感不断增加。加上西方宗教传统清规戒律对人行为和精神上的束缚,人的自由度在所处的环境中不断的降低,被工具理性异化的程度也在不断的加深,整个西方社会呈现出一幅可怕的生存图景。
其次,哲学文化背景让“荒诞”一词迅速成长并被普遍接受。叔本华通过其哲学阐释了整个世界非理性的本质,非理性的世界与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人在现实面前注定痛苦不堪。尼釆手举“上帝死了”的旗帆,高喊“一切价值重估”更为可怕。“上帝死了”面临的是信仰危机的到来以及人无所畏惧又无所依傍的事实存在。因为连上帝都死了,不存在了,生存在世间的人还会惧怕其它的什么呢？可是连唯一的上帝都死了,人又将在何处安放自己的灵魂无处安放的灵魂最终导致人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出现。尼釆主张艺术摒弃理性、为艺术营造“梦与醉”的世界,这一理论为现代文学在非理性、反传统这一倾向上提供了强大的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改变了“人是以理性为主的动物”的传统观念。他把人类人格的内部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进而把非理性的本我作为本体和出发点,把人甚至整个世界都看做是非理性的,“人影响社会,社会又影响人,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非理性的人和非理性的社会形成一种永恒的对抗关系,人与世界的非理性几乎不可避免。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正好迎合了对西方感到极度失望的敏感艺术家,于是便创作出大量的有关“梦”与“幻”、“极端”和“非理性”等特质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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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人视域:作家书写的个人语境
随着西方文艺思想的涌入,阎连科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表达必然会受到西方荒诞书写的影响,关于这方面,文章后面将有所涉及。然而,阎连科小说中对个体荒诞性存在的表达,除过历史的原因,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则是阎连科本人的切身体验和深刻感受。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契合本人的生存环境和内心感受的。他在童年时期的“经历的现实”以及与经历的现实相左的“不断的逃离”,甚至在定居城市后,面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失望”以及内心对“传统乡村文明的回归”等,使得阎连科本人经常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这种矛盾的自身处境,走入到文学创作中,人物命运的荒诞性便不可避免。
1.2.1少年“经历的现实”与“不断地逃离”
“经历的现实”一方面指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的残忍。作者1958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嵩县。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刚好就是经历了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食不果腹的恐惧无时无刻不笼罩在作者心头。那时农村生存环境极其艰苦,生存与饥饿始终是困扰农民的最大问题。据统计,在灾害的三年期间,河南省作为重灾区,庄稼枯死、农作物绝收,大批灾民背井离乡,百姓“食草根、食牛皮,食泥”,“人口生产率锐减,死亡率显著抬升”。这种生存环境对阎连科影响很大,其作品《年与日》中所反映出的残忍与荒诞也只不过是现实的简单描摹,这种童年印记使得他以后的创作主题始终笼罩着绝望的气息,众多作品基调都定格在人与环境的对抗,环境对人的迫害上。环境不仅不能够提供给人发展的良好条件,反而限制了人的能力。生存的艰辛和现实的荒诞也成为阎连科一直以来的母题之一。
另一方面,除过生存条件本身的残酷之外,家庭的贫寒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阎连科内心的绝望感和荒诞感。父亲早亡,使得整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而姐姐无法治愈的顽疾,对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些都给幼年的作者心理蒙上了一层无法抹去的灰暗,无疑也影响了阎连科对疾病、疼痛、贫瘠的书写。生存环境的恶劣,让生活己是困难重重,而一个残疾的皮囊反抗强大的现实,更是让人举步维艰。绝望感的不可避免,反抗的悲剧性的不可避免,在这两重不可避免中,生存的荒诞便显得格外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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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阎连科小说中个体荒诞存在的表现
2.1苟活的理想乡——监狱与自由
鲁迅在《华盖集北京通信》中为青年设计的目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起灭他鲁迅又说他所谓的生存并不是苟活。中国人幻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对此鲁迅讽剌到这样的地方只存在于北京的第一监狱。“不怕邻家火宅;每日两餐,不虑冻援……强盗是绝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座不垂堂’了”。鲁迅在国人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为国人找到了此“理想乡”,然正如鲁迅所言,他所谓的生存并不是苟活,对类似“监狱”这样的苟活法,他终归是持反对态度的。
鲁迅在“五四”时候,也曾为人的自由发展摇旗明喊,他曾以“监狱”作喻,认为人坐在监狱里既没有机会在外面为非作歹,也不怕遇到强盗,“实在最安稳”但他又指出坐监的唯一缺陷:没有自由。鲁迅的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只要北京第一监狱里有自由可言,那么,它就真是国人的理想乡了。而实际上这样的设想不可能实现。鲁迅本人对“坐监”也是持讽刺态度的。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而言,鲁迅先生是非常向往自由的,为此,殷夫翻译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才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共鸣。近代以来,长期的国内外战乱,使得中国人甚至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外在的环境时刻会夺去生命、家人、幸福等属于人自身的可贵的东西。可以说,对人的自由的向往自古以来就不乏有志之士的摇旗响喊。
2.1.1监狱中求生存
阎连科小说一直包括两种生存场景:一种是主人公自诞生起便生存于其间的环境,此环境处处透露着现实的残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作者试图为主人公逃离这种荒诞的处境找寻出路,于是,他再次为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找到了鲁迅笔下的理想乡一一监狱,这是一种别样的生存场景,不仅可以躲避外在的生存压力,甚至还可以改变不堪的悲惨命运。在监狱里,生活的压力不再逼迫人妥协,甚至在路六命的心里充满了至善至美的人性理想光辉;李大平的生活从此不再賴然失色;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于是便出现了,想进监狱而不得的刘宝根,坐进监狱而没过足瘾的路六命,以及命运的“眷恋者”,一一成功坐进监狱且衣锦还乡的李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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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纸醉金迷”之梦境——荒诞现实之异化
阎连科的叙事文本多采用隐喻类型,通过亡灵的叙述、诗经古城、梦幻等构成与现实世界相似的另一个世界,编织成一个整体的阎连科的艺术世界,一切转喻性的叙事单元,无不纳入隐喻性极强的叙事框架之中。于是,现实世界中一切合乎理性的元素在秩序调整之后显得如此异于理性,荒诞诡怪,犹如一场大梦。在上一章己经提到阎连科的文本包括两个世界,一个是开放的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的“苟活的栖居地”,这里与现实世界相对的是“梦境世界”。下面主要是通过描写梦境与现实的关系,进而深入到文本中,探讨梦境、现实、金钱三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主人公在三者之间所呈现出的人性的沦丧、人的异化等问题。
2.2.1"丁庄梦”之罪恶
2006年一月出版的《丁庄梦》,以艾滋病为背景,描写了愚昧无知的农民通过卖血发财,并最终因此荒唐行径导致死亡的悲剧结局。面对现实,阎连科通过小说对其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他选择了比较特别的意象一一梦境,进而通过文本中黑体字和普通字体的结合,向读者展示出事实的荒诞性。据陈富志统计,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有关梦、梦境等的描述共有十三处。这十三处梦境几乎占据整个文本的三分之二内容。
这滑稽、罪恶、荒诞的梦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回顾,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和预兆。通过丁水阳的梦境,回顾了丁庄村卖血的来龙去脉、表现了农民的贫穷、愚昧、麻木、不劳而获和急功近利的卑劣思想,以致轻易被“卖血致富”所利诱,最终上演了一幕幕荒诞的人间悲剧。同时,在梦境中也预兆了儿子丁辉的罪恶行径一一苟扣村人粮食、倒卖棺材、配冥婚骨亲,大发死人钱财。作为丁辉的父亲,当村民将仇恨的矛头对向儿子时,他希望丁辉向全村人攝头认错,以便得到宽恕和谅解,甚至在儿子拒绝认错后,他主动承担起一个赎罪的父亲责任,给村人德头;在梦中告知丁辉,贾根柱“一心想让他死”的事实,并劝告儿子从此再也不要踏足丁庄。梦中他住在城里儿子丁辉的家,儿媳很孝顺,他安逸的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在梦境中现实尽管不堪入目,但他可以选择不相信,并随心所欲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远离现实苦难、肮脏的美妙世界。作为一个父亲,他希望梦中有关丁辉的所有罪恶行径都仅仅是虚空一场,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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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阎连科小说中个体荒诞存在的价值思考..............32
3.1荒寒的存在............32
3.1.1人对生存条件的宿命性反抗..............32
3.1.2权力怪圈对人性的异化.............33
3.3人文批判与关怀...........36
第三章阎连科小说中个体荒诞存在的价值思考
3.1荒寒的存在
阎连科作品中主要描写的是人的一种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也是最基本的人的生存需求不得满足而造成的。洪治纲在其一篇论文中提到阎连科的叙事理想即:“以乡村平民的生活作为叙事背景,全力演绎创作主体对权力体系的解构性反思,对外在生存条件的宿命性反抗”。洪治刚对阎连科的文学写作叙事理想的论断可谓一语中的,众多评论家对阎连科作品思想的解读也很难突破这两个方面,作品中主人公对人生存条件的反抗,以及权力对人正常生活的颠覆始终是阎连科作品避不开的主题。
3.1.1人对生存条件的宿命性反抗
阎连科的作品多以河南祀楼山脉为据点,描写农村的贫瘠和荒寒,以及在这种赤贫和荒寒的环境下人的生存问题和精神困境。
《黑猪毛,白猪毛》、《天宫图》、《往哪里走》中的主人公面临的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和生活需求的不得满足。《黑猪毛,白猪毛》中二十九岁的刘根宝、《天宫图》中二十八岁的路六命,还是《往哪里走》中三十二岁的李大平,他们都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都想过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生活,然后长命百岁。除此之外,对于生活没有任何期许。可单单是如此简单的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被生活逼迫的无奈最终都选择了“坐监”,外面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提供给一个人生存所需求的条件和机会,而“监狱”却有这样的条件;主人公最终选择“坐监”来改变自己当下的生存困境,对“监狱”这种苟活法的认可,表现了主人公在反抗命运上卑躬屈膝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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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阎连科早期写作,目的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逃离土地。在实现逃离土地的梦想后,他的写作便有了另外一个缘由,他曾这样说道:“朝现实的胸口端上一脚的勇气还在,却是没有了力气。愿意在仁慈面前双膝下跪,就像跪在祖先的坟前一样,却又分辨不清仁慈的真伪。于是,就在自己的写作中默默地滴着灵魂的血汁,让那些粗縫或细腻、节简或多余的文字,成为魂灵出血的声响,成为写作的缘由和根本。”阎连科确实是用灵魂的血汁来写作,用生命来写作。他关注人的本身,特别是环境极端恶劣下的人的生存状态,他愿意为生存困境中的人祈求仁慈和宽恕,却分不清现实生活中仁慈的真伪,便只能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焦虑与情感。
这种写作方式,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直面荒诞现实的写作。为了生存,他笔下的人物在“监狱与自由”、“梦境与现实”“肉体与灵魂”之间游荡。为了生存,他们“坐监”、“割皮”、“卖淫”。为了生存,他们乞求怜悯而无所不用其极。阎连科在文本中描写了主人公的荒诞性生存处境,并非仅仅是让人意识到这种荒诞而唉声叹息,恰恰是为了反抗荒诞;并不是为了显示人的软弱、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恰恰是让人坚强,勇敢的反抗荒诞的现实。他将作品中的主人公陷入不可逃避的漩润之中,他只是试图以一种更加振聋发聘的表达方式使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觉察到这个世界现在所处的状况、现实的可笑、荒诞,以及人在这种境况中的分裂和无所不在的荒诞存在。作者希望通过这种“神实主义”的、超现实的方式使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所警惕和觉察。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芸芸众生中人如麟奴般的生存样态;透过它,我们可以直抵灵魂最深处的悲凉境地;透过它,一切的妖魔鬼怪都将原形毕露。
《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最有名的问句:“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我想到阎连科,他就像是鲁迅笔下的战士,毫不乞灵于任何外在的护身符,用毫无杀伤力的武器一一小说,来反抗这个罪恶、荒诞不经的现实社会。尽管他所有的努力很有可能又是一个“无物之阵”,现实的罪恶、残忍、荒诞性,并不会就此消失或减少,但这样坚持不懈写小说,本身不正是一种不断地反抗荒诞的姿态吗。尽管加缀认为,荒诞作为联系人和现实的本质,是无法消灭,但是,我们认识到荒诞的存在,直面荒诞、进而抵抗荒诞,拒绝荒诞,从而使自己避免堕入荒诞的处境之中,不是更有价值,有意义吗？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八：论陈映真小说的三重视野
第一章 上帝之子——以第三世界视野展现的台湾与文学
陈映真小说中的第一层大视野就是第三世界视野。台湾地区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地区，1895年之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五十年之久，“二战”之后，日本迅速从殖民主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台湾终于得到光复。独立后的台湾本应该及时反省日本和美国的殖民统治，积极去殖民化，但国民党统治台湾后，冷战格局成功的将帝国主义的矛头转向到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帝国主义反而成了台湾的靠山。由于得到美日等外国资本的支持和经济军事援助，台湾经济在1960年后开始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但即便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作为第三世界的台湾却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美日的经济文化渗透，一方面是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高压政策，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崇洋媚外意识和封建文化的苍白，人性的商品化、疏离和异化、功利主义倾向等都让陈映真痛心疾首。
第一节 沦落坚守：日本殖民主义与美国化改造在其小说中的演绎
翻开陈映真的小说作品，我们不难发现，陈映真在对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和台湾美国化改造的书写中，冷静的剖析出外国资本大肆入侵台湾是台湾的经济、文化、人的意识出现殖民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在他的笔下，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支配的边缘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第三世界，在市场上、经济上、政治上、以及观点上、精神上、语言上，包括人格上被殖民化的特点得到一一展现。本节从文本出发，入手分析陈映真小说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唐倩的喜剧》里的知识分子、“华盛顿大楼”里的商业白领、还有每天在《忠孝公园》里完成一套柔软体操的普通民众代表——林标，以此展现台湾各个阶层在日本殖民主义与美国化改造大举侵入的台湾社会中的沦落与坚守。
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的学术思潮大量融入后的所经受了巨大的文化震荡。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的精英，掌握着丰富的知识，也有较为高超的学习能力，更是走在社会前沿的首批觉醒者。他们非常敏感，所以能最先认识到人和周围环境的矛盾，能最先接收新的事物。但也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也越容易处在理想和现实的缝隙中不能自拔，或是过度求知而忽视自我。《唐倩的喜剧》就像是一个高清的镜子，清晰的写出了在举国上下一致亲美反共的时代脉络里面，在台湾大量引进西方现代理论背景之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知识状况。第一世界的学术思潮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之间真实的关系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清晰展现。他们生活的时代，不仅是美国将大量金钱与资本输入台湾的时期，更是西方后现代理论借资本输出之机向台湾大量灌输之时，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大举入侵使生活在台湾的知识分子也经受了一场文化的震荡。陈映真借唐倩的出现，见证了一次次台湾思潮流派的潮起潮流，尖锐的嘲讽了那群自以为颇具才气学贯中西煞有介事的男性知识分子群落，让我们看到了环绕于其周遭众男性知识分子的荒诞可笑。其中，胖子老莫对战争中美国使用的毒气弹坚持认为“美国所使用的，绝不是什么毒气弹，就如罗素所说的。那只是一种用来腐蚀树叶和荒草的药物，使那些讨厌的黑衫小怪物没有藏身的地方；至于那些黑衫的小怪物们，决不是像罗素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而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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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分离结合：台湾族群问题与省籍矛盾的展示
由于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和战后仍然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所支配，作为第三世界一份子的台湾有其独特的后遗症问题，原住民与外省人、本土派与非本土派等等之争在台湾社会中交叉存在。陈映真 60 年代的小说中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描写日益增多，说明了他对于族群问题和省籍矛盾的关注加深，小说中他们结合、分离或者死亡的结局，反映了那一时代台湾社会以阶级差距为主要内容的矛盾，陈映真巧用笔墨在第三世界视野下利用“华盛顿大楼”系列、《忠孝公园》、《将军族》等小说作品中塑造的多位人物讲述展示了被殖民和被经济侵略是台湾族群问题与省籍矛盾的根本原因。
台湾族群问题和省籍矛盾一直是台湾文学界持续不变的主题，因为台湾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本引发点就在族群问题上，二战后，台湾主权虽然回到民国手中，但在这之前台湾已经在日本的统治下经过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培养了台湾本地人对日本的认同和对大陆的敌视，国民党政权接手统治台湾后，多给予迁台的大陆人权势、便捷服务和社会资源。这种不太公允的做法引发本省人的抵触，台湾亲日的本省精英和大陆迁台的国民党外省精英产生矛盾，愈演愈烈，两个族群相争，最终诱发台湾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陈映真用自己的笔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纠葛、矛盾、情感碰撞展现出来，并且始终带着一种历史政治强加于个人和个人盲从于历史政治的哀怨风格。以此进一步指出，被殖民和被经济侵略是台湾族群问题与省籍矛盾根本原因。
族群问题和省籍矛盾是侵略和战争的后遗症。1964 年，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将军族》就将这个问题首当其冲地展现出来。在这篇小说中陈映真只字未提战争，却处处都在讲述战争的后遗症。“三角脸”是大陆去台湾的退伍老兵，这个特殊的人物背景设置，就将他的人生轨迹和现有处境背后的隐情展现了出来。年已四十，却迥然一身，只能到“康乐队”吹吹小喇叭，本来他也是有家室的“要是那时我走了之后，老婆有了女儿，大约也就是你这个年纪罢。”①却因为战争，因为政治，沦落异乡。“小瘦丫头”是台湾花莲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家里被生活所迫，卖掉了她，她逃跑到康乐乐队里跳跳舞，或瘦小的站在台上扮演“女小丑”。一个大陆来的外省人，一个台湾出生的本省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际遇，都像是“三角脸”故事中卖给马戏团的猴子，备尝辛酸，历经苦楚，他们最终选择以将军的样子直面死亡期待来世清白做人，共同赴死的结局也表达了陈映真希望省籍矛盾跨越地域的障碍和鸿沟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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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之子——以中国视野展现的台湾与文学
第一节 红色抒情：忧郁隐晦的展现人道主义色彩
陈映真作品中红色抒情的表达，离不开台湾的政治环境，高度戒严下的“白色恐怖”和戒严后仍旧心有戚戚焉成为他表达爱国情怀的背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陈映真将自己的理想含蓄的融入自己的书写中，将自己的红色情怀通过大量的抒情变成一种感染群体的力量，陈映真早期对红色抒情的隐晦表达压抑灰暗，中后期则带有更为普世的人道主义色彩以及温暖平和的抒情。在这种抒情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陈映真“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之中，找寻民族主体的认同。”
陈映真的人道主义从他的出生就埋下了伏笔，基督宗教精神对他有很深的熏陶，这样的影响，让他养成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陈映真对芸芸众生给予的关注和思考，都说明他是以“人”为核心来构筑自己的小说主旨。在详细解说陈映真小说中丰富的中国情怀和人道主义色彩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作者总是对最底层最基层的凡俗民众给予最大的人文关怀和境遇思考。并从这些社会最小组成分子的身上诉说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而陈映真忧郁隐晦的抒情，则是时代赋予的不得已的特点，虽然在戒严末期，台湾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松动，但是如何将“中国意识”更显露的表达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艺术处理。因此陈映真的红色抒情具备了以下特点：
陈映真总是在描写阴郁堕落的青年，并通过这些带有朴素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物，暗自抒发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例如在《乡村的教师》中，吴锦翔由于读书和参加过抗日活动，被日本殖民者投到婆罗洲前线，好不容易回归后，看到自己的家乡如此破败，他满腔对理想的热望，转化到对农民现状的改变上，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从农民后代的教育做起。“他曾热烈地这样想过：务要使他们对自己负起改造的责任”。但次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却使他不禁为中国的内乱感到悲哀，为改革这样的中国感到无力。“他的知识变成了一种艺术，他的思索变成了一种美学，他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文学，而他的爱国情热，却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中国式的！）血缘的感情罢了。”台湾光复后混乱衰退的社会状况、大陆和台湾的民族分裂，国家的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时局一直影响到村民社会中，作为教师的吴锦翔感到无限混乱并对现实产生了绝望，这无处不在的绝望发展为堕落，他曾希望的救治灵魂的宏图大业破灭了，自己也终因自己的绝望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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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左翼精神：继承并发扬“鲁迅左翼传统”
陈映真青年时的中国，就早已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武装封锁台湾海峡的形势下迫不得已形成了分离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仅是民族和疆土的分离，也是文学上的隔断，在台湾戒严期间，1930 年代的大陆文学作品遭到了全面的、严密的封禁，是不能见于市面上的，如果有人读了这些著作，就很有可能遭受到台湾政治当局的处分和重刑，但总是有人就可以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小学六年级的陈映真，在父亲的书库里读到了鲁迅的《呐喊》，这本书让他了解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落后和愚昧，这本书让他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和所肩负的责任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本书让他成为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对于鲁迅，陈映真自己有两个说明：“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③。钱理群认为，陈映真是将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所感受到和认同的是鲁迅背后的“中国”。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有很多，例如在写作手法上，《我的弟弟康雄》、《万商帝君》、《云》等就运用了鲁迅的日记体手法，在小说表达上，《狂人日记》和《凄惨的无言的嘴》、《故乡》和《故乡》都有极大的相似表达手法，在主题上，“吃人的世界”在鲁迅和陈映真的小说中也都有展现。
陈映真继承了“鲁迅左翼传统”的核心思想：以人为主体的中心和焦点的现实主义传统。《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的早期作品，康雄作为自身理想和现实差距的承担者，承受了许多来自内心的叩问和自责，他有着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却不得不服从于冷酷的现实，他信奉宗教信仰纯洁的爱情，却罪恶的和一个妇人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种种对人性的自我诘问，终于让康雄觉得只有死亡才能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一个如鲁迅笔下魏连殳一般的结局也出现在了陈映真的笔下，背叛自己的做人准则和信仰后发觉人生意义的丧失，“人”变得无法肉体与灵魂完成统一，只能用死亡超脱于现实了。《第一件差事》中的主人公胡心保是外人羡慕的对象，他拥有完美的家庭和事业，妻子漂亮、女儿可爱、情人温柔，社会地位优越，事业蒸蒸日上。一切都十分的美满幸福，更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及的生活状态。但是他无法摆脱大陆时那些生活记忆，对于过去的魂牵梦绕，让胡心保无心留恋现有的生活，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他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 “人”，因为找不到自身的存在感，孤独、绝望又无法摆脱内心的纠缠，终于厌世自杀。陈映真将人的精神诉求表达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再例如《贺大哥》中的贺大哥因为经历了惨绝人寰的越战，无法遗忘自己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恶，离开美国到台湾，以新的身份帮残疾儿童做义工，将自己的全部都倾注在残疾儿童身上，他的不求回报，实际上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孽，抚慰自己无法原谅自己的内心。陈映真重视“人”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分析，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将人性、人欲、人格层层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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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湾之子——以台湾本土视野展现的台湾与文学.....................26
第一节 乡土台湾：纯朴家园的展现与乡土救赎........................ 26
第二节 认同危机：不可思议的双乡的心理和心理的双乡................ 29
第三节 家园何处：放逐意识、漂泊意识和孤儿意识的展现................ 32
第三章 台湾之子——以台湾本土视野展现的台湾与文学
第一节 乡土台湾：纯朴家园的展现与乡土救赎
乡土文学的本质，是现实主义文学，陈映真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用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功能，隐含或者直接表现出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以此体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的小说中，人们受到了精神的胁迫与束缚，无法拥有个人独立意识，或是最大程度的追求物质的享受，精神变成了荒芜的花园，都成为了陈映真作品抨击的方面。陈映真通过台湾本土视野，立足本土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在对纯朴家园与恐怖肃清和纯朴家园与迷茫都市的对比中展开了自己独特的乡土救赎。
大量乡村田园环境描写表达陈映真对纯朴家园的热爱。在陈映真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段大段的田园描写，这种描写，出现在漂泊在商业都市里的白领里的回忆里，例如，在《万商帝君》中，林德旺在心灰意冷离开公司的路上曾回忆起一个叫做铜锣的故乡，“跟了隔壁一个读县中的阿仓哥，翻过一个山头，走了好长的一条黄土坡。在黄土坡尽头下切的地方，有一流湛绿的溪水。他们在那儿游水。摸虾子。”①这种描写，出现在底层穷苦人民无助的境遇里，如《面摊》中，“孩子凝神的望着，大约他已然遗忘了他说不上离此有多远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棕榈树，故乡的田陌，故乡的流水和用棺板搭成的小桥了。”②这种描写，出现在借助“死亡”以求通往追求人生自由的道路上，《将军族》里，“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终于团聚后，就走在通往蔗田的堤坝上，“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里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三只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太阳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①这些在字里行间对纯朴家园的展现，通常都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干净清澈可供孩子肆意玩闹的溪水与约束压抑的摩天大楼、目不暇接的广告牌形成强烈对比，展现了都市的商业化物质化和不堪重负的生存压力，诱导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回归单纯童真的性格；故乡的树、田、流水和星星与各种不同的喇叭声、三轮车的铜铃声、不同的足音和人脸形成比较，繁华的夜市是别人的，只有故乡的风景才是自己的，无处安身的一家三口谨小慎微的以一个流动的面摊在硕大的城市是那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人们泛起同情之余，也会对故乡旧地那一片属于自己的地方有了新的思考；农夫和村童的招手欢呼、狗欢快的吠声和自己欢乐的影子与艰难困苦的过去、卖到自己的家人和强迫虐待自己的坏人形成反差，这一世，处处不得如意，各种力量将最底层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推向了悲惨、羞耻和破败，那就下一世在一起，一起做自由的、有人格尊严的“将军”。在这样的反差中，苦难越发显得悲戚，陈映真想要通过这种描写表达，这个社会和世界有更为适合你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可以让你过的更有人格和尊严，关键在于你的选择和坚持，人可以选择更高的理想更高的追求，不要受物化社会的诱惑，不要单单追求物质的享受，多考虑一下精神层面的需求，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样的价值。这都是作者希望借对纯朴家园的描写做出的召唤，召唤在资本社会洪流中所迷失的人群，回归自然，回归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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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伟大的作家都有开阔宏大的视野，他们不会把目光只是聚焦在上层社会或者英雄人物的身上，他们对下层民众的悲苦和中层民众的挣扎，并不因其身份的卑微和渺小而减少关怀描写，相反，他们会用最深情的笔触书写最底层的草根阶级。不单单书写平凡、柔弱、默默无闻，更多的是，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柔弱里见证坚强，从默默无闻中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生，他们也为中上层人物留出了足够的舞台和笔墨，通过他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身份的转变来描述社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失落感和挫败感，即便是上中层的人群，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异化的环境中，依然被围困在生存的困境，甚至无法认清自己。陈映真说：“我一直认为文学艺术不应该只是作者自己的私事，一个好的作品，应该能让迷惑的人得到清醒的认识，让忧伤的人得到安慰，让绝望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灯火，让受挫折的人有勇气再站起来，让一个受尽侮辱的人得到一些尊严……让人对于生活的本质有清醒的把握。”
事实上，陈映真可以算的上是台湾文坛中极其富有个性，独立而不屈的灵魂人物。说陈映真是时代的灵魂之镜并不为过，在台湾文坛中他担负起对多重矛盾下人性写手的责任，说陈映真是踽踽独行的骑士也不为过，反复变化的台湾社会里，他不断坚守着自己的立场，站在广阔的上方，将平凡人的小生活，升华到整个台湾、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变革上。陈映真一生的成就，一半在文学上，另一半在他所坚持的社会活动上，他用文字当剑，对台湾社会中出现的异化的人，省籍矛盾等问题加以剖析，他用社会活动当枪，进一步坚定的表明自己的立场，给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所指加以更清晰的诠释。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九：曹经沅与民国古典诗坛
第一章 曹经沅生平及诗歌创作
一、生平概述
曹经沅，一名曹经源，原字宝融，后字纕蘅，四川绵竹人，室名借槐庐，南社湘集社员，四川绅班法政学校及北京中华大学毕业。曹经沅 1892 年出生于绵竹县清道乡福田院，父亲曹征君，名树德，母亲余氏，家中有三子二女，曹经沅是长子。曹父为士林名士“朴学清望，教授里中，风采隐然，为士林重……夙工书法，故能言之真切如此。”对子弟督课尤严，因而曹经沅家学深厚。曹经沅“幼有神童之目”，酷暑寒冬亦不辍止，十二岁时考中秀才，宣统元年十八岁(1909 年)己酉举优贡。后赴京参加拔贡朝考，与邵元冲、柳诒徵同榜，得七品京官，初任礼部主事，清末改制后分配在民政部工作，进入民国后民政部改为内务部，1927 年任内务部参事。曹经沅面貌轩昂身形伟岸，《冒鹤亭先生年谱》中载“人戏云：曹君颀硕伟长，犹如军人或财主，为大富贵相，而不似诗人。”十七岁时迎娶夫人徐氏，婚后一月即赴京。曹夫人“爽性卓识，特立独行，于旧时妇女中，尤难能可贵。”曹经沅子女四人，长女兰征，长子慰祖，次子希祖，次女惠征。
1911 年至 1926 年为居北时期。1911 年 5 月 9 日，曹经沅从家启程赴京，兰谷舅氏送至罗江。入京后常与陈宝琛、陈衍等诗坛名宿往还唱和，瓣香同光诗派。曹经沅在京时广交文友，其寓所在宣武城南南横街的南园，南园左右各有老槐两株，故其室名曰借槐庐，汪鞏庵曾作《借槐庐图》。曹经沅曾任职中华大学，大学中教授多是诗人，乐于与他交往如彭醇士、罗超凡等。曹经沅也多参与讲座，因此参加“漫社”。漫社 1921年由孙雄、张朝墉、程炎震等在北京创立，社友有十三位，每月初八、二十四置酒高会两次，前后共集会 70 余次，出诗集三册。
1927 年 6 月，曹经沅开始在天津《国闻周报》主编《采风录》，专门刊登旧体诗词，每期两版，前为诗后为词，他搜罗国内名诗人的杰作汇集于此“高格雅言，选辑至精，每一刊出，艺林争阅”。国风社曾三次发行《采风录》，诗人们视之为传统旧体诗歌的最后精神故乡，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闻周报》停刊，《采风录》才被迫终结。
1929 年曹经沅移居城东王氏别墅，与诗友李宣倜、黄濬、樊増祥、邵瑞彭、柳诒徵、冒广生等登临唱和、聚会甚密。曹经沅有移居诗《移居城东蹇庐枉诗次均奉柬诸公同作》《叠均留别南园旧居并寄移疏坡邻两公》两律，此二诗一出和者云集达三百余家，酬唱规模之大民国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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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经沅的诗歌创作
曹经沅出生在 1892 年，即清光绪十八年，他的一生横跨了晚清与民国两个历史阶段，民国虽然只有短短的 38 年，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变动性与颠覆性的时期之一，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不仅要接受清政府崩塌的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还要在战火纷飞中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不仅要完成与承袭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的割离，也要逐步解放思想接纳世界文明的冲击，对于生性敏感的诗人来说，其创作必然呈现出与以往盛时华年所迥异的内容风格。
曹经沅入京后多从宋诗派诸老游，如郑孝胥、陈三立、陈衍等，因而“尽得同光诗派法度，冥心敲炼，风骨益遒”，经沅学诗宋诗派，有诗云：
“当代万诗流，沾溉从西江。
岿然散原翁，山立称大邦。”
或是
“陶谢馀风欲嗣难，西江谁与挽回澜。
君侯一税芝田驾，便觉文章到建安。”
宋诗派诗歌讲求理趣，重在围绕时事发表议论见解，因而有曹经沅诗学西江之说。经沅注重在诗作中反映出社会风貌和历史的变迁，如他在 1925 年创作的《南京杂诗》：
“门巷枇杷画不开，画船愈少愈堪哀。复成桥下盈盈水，曾照宫袍玉貌来。（庚戌游秦淮画船尚盛）”
“虎踞龙蟠迹已陈，朱门是处没荆榛。散原老向杭州住，谁与钟山作主人。（访陈考功不遇）”
“聒耳笙歌夜未央，江楼一夕几回肠。灯前自写南来録，却悔匆匆负建康。（下关信宿闻歌有感翌辰即北行矣）”
“人豪寂寞賸人奴，浅水寒芦已半枯。日暮胜棋楼下过，惊心此局竟全输。（独游莫愁湖时北师到宁皖师初易）”
这首诗透过访友不遇、北行前夕闻歌、独游莫愁湖的描述，折射出朝代更替、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等社会动荡，以抒发曹经沅对世道动荡的担忧和文士风雅不再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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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名动湖海，交游遍天下。”——交游考略
一、老辈交游圈
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苏龛、苏戡，号太夷，海藏楼主人，祖籍福建闽县。近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曾任张之洞幕僚，辛亥革命嗣后以遗老自居，1932 年后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与曹经沅结识于 1919 年 9 月 15 日，曹经沅持胡诗庐、白坚甫二人的介绍信访郑孝胥，郑孝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谈久之，其人颇静，所执扇有秦右蘅七律一首”从此时年 27 岁的曹经沅与年近 60 的郑孝胥成为了忘年之交。二人经常相互唱和，曹经沅在天津时，更是每隔两三日必登门拜访郑孝胥，郑也颇为欣赏曹经沅俊逸清真的诗才，曹经沅经常未明即访郑孝胥，二人谈诗论世，奉酬叠韵之中自有灵犀。郑孝胥曾写诗给经沅：“中夜起待旦，初非欲人知。好我且信我，可感孰若斯。昧爽闻叩门，是子决不疑。欢笑苦未足，促坐同啜糜。我室虽云迩，里许劳奔驰。来时肝肺热，去时怀抱怡。”郑孝胥为人崖岸自高，对人少所誉可，然而他对曹经沅另眼相待。曹经沅对身为近代宋诗派领袖的郑孝胥更是敬重希慕，旋即奉答：“海上始识君，心敬固已久。苏州与柳州，是我南迁友。威弧竟弗神，九州成解纽。高楼万首诗，馀事已不朽。平生薑桂性，到老更难糅。枕戈欲何为，志在扫群丑。江湖未忍归，闲却垂钓手。愿持郤老方，更益斯民寿。”，诗中提到“中夜起待旦”是郑孝胥早起的习惯，《今传是楼诗话》中言“海藏每日末晨即起，年届七十，神王如少壮人”郑孝胥十余年来皆坚持早眠早起，从无间断，诗云“夜起既有年，斯道良可久。颇同献曝心，愿以遗吾友。晦名转移间，造物露枢纽。人身小天地，叶纳等难朽。清明常当令，昏惰讵能糅。神完形不敞，聊用郤老丑。死生虽繫命，操纵或在手。终时幸无疾，何必千岁寿”可知其用意就是养生，曹氏的和诗可为证：“早兴与晏起，利病世所知。一暴而十寒，恒情类如斯。海藏学道人，山立排群疑。葆此平旦气，何待餐瓊糜。寻常冠盖场，看人日夜驰。郤寻寂寞味，暂对神已怡。此事关气类，微君孰喻之。名节须自立，肯与群儿嬉。世议从见嗤，吾意终不移”。关于郑孝胥早起也有一说是他认为自己是“白鹤转世”，而鹤有“鹤知夜半”的传说，因此郑孝胥仿照仙鹤能知夜半来临，在习性上靠近鹤类，以求能修成白鹤登仙。
在 1925 年之后曹经沅多偕王赓一同拜访郑孝胥，但是这段忘年之交于 1932 年戛然而止，自 1932 年 5 月 2 日郑孝胥收到曹经沅来信之后，《郑孝胥日记》中再无二人访谈、书信往来记录，曹经沅主编的《采风录》上也再未刊登郑孝胥诗作。鉴于此前二人联络过从甚密，隔日即登门拜访彼此，即使曹经沅远在安徽等地也常通信联系，然而这一切交往于 1932 年之后不复存在。回望中国近代史可知 1932 年正是郑孝胥担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的时候，任职后旧时亲朋，如陈衍、冒广生都与他绝交，可见曹经沅对郑孝胥热衷为溥仪效劳，积极建立“满洲国”不能认同而不愿与他往来，遂《郑孝胥日记》中再无二人交往记录。《郑孝胥日记》的整理者劳祖德先生也这样评价他：“以贞事一人为节操，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卓特，由遗老沦为国贼，助柴为暴，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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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辈交游圈
卢前（1905—1951），祖籍江苏南京，原名正绅，字冀野，自号饮虹、小疏戏曲史研究专家、散曲作家、剧作家、诗人，词曲大师吴梅的高足，曾任《中央日报·泱泱》主编。于 1921 年投考国立东南大学国文系，落榜后翌年作为“特别生”被录入国文系，师从吴梅、王伯沆、柳诒徵、李审言等名家。于东南大学毕业后曾执教金陵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央大学等，授课内容主要为文学与戏剧。被人称为“江南才子”的卢前与曹经沅有十余年的交情，二人结识于 1930 年前后，民国二十二年（公历 1933 年）一同出任第二届高等文官考试的襄试委员，同年重九清凉山扫叶楼登高二人登临酬唱，10 月 31 日共同出席邵元冲举办的招饮，宴后赏菊兴尽而去。一年后的 7月 25 日曹经沅邀冒广生、赵尊岳、卢前月下漫步至鸡鸣寺后湖赏月。直到战起以后民国二十七年（公历 1938 年）两位友人在重庆见面，经沅欣喜不已旋即赠诗二首：“ 坛坫西来盛，期君一帜张。诗歌函涕泪，冰雪验肝肠。温梦城南宅，随身海上装。岷峨三度到，亲切当还乡。 三载羁边锁，粗官世或轻。采风思郑莫，趾美愧洪程。君向黔山去，还为洱海行。中兴根本地，鼓吹仗诗声。”卢前特意将此二首编入《民族诗坛》以做留念，经沅在诗中传达着对友人的情谊和对自己宦途的感慨。西南诗坛久负盛名，他期待着卢前一展文采独树一帜，对卢前的思念之情伴随着热泪融入在这首诗歌之中，此份情谊冰雪可鉴。多少次梦回宣武城南，而此时的曹经沅远离家乡在贵州任职，飘泊之感油然而生，姑且把三度登临的峨眉山作为故乡聊以慰藉吧。曹氏从 1935 年便主贵州至今三年，故称“三载”，他在宦游期间并没有忘却自己的诗人本质，心中仍对郑珍、莫友芝此等诗家思慕不已。今日晤面之后，卢前就要去向黔山，而经沅也要远去西藏，行至洱海，在诗歌结尾曹氏将离愁的笔锋一转来鼓励友人：虽“吾等”远离中原四散各地，但仍要共勉一同发扬诗歌的宣传功能，以期诗运中兴。1946 年的重九，卢前接到邀请柬帖，曹经沅作为主人之一邀友人共赴大集成酒家三楼登高宴集，然而这次聚会经沅并未如愿参加，便于重九后一日与世长辞，卢前念及前几日还与他晤面谈诗，而今笑貌犹存，却生死相隔。卢前在其主编的《中央日报》泱泱副刊连作两期悼念专版，他本人也撰写《悼曹纕蘅先生》一文，以纪念曹氏对民国古典诗坛的贡献，卢前在文中写道：“海内诗人，他不认得的很少。所有修楔一类的风雅事，没有曹先生便感觉寂寞。的确，他是近代诗坛的唯一的维系者”②，此句中“近代诗坛的唯一维系者”道出了在卢前心目中曹经沅对活跃民国诗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维(1890-—1950)，字维之，号鸿汀，祖籍甘肃临洮，不但在史学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方志学、金石学、目录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张维毕业于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宣统己酉科甘肃第三名拔贡，后曾任甘肃通志馆副馆长、《甘肃通志稿》总纂等。张维在清政府学部任职时，与曹经沅同住一个宿舍，二人都雅好诗词，朝夕倾谈遂为挚友，平日相互唱和酌字，尤为投缘。民国后张维任职国会众议院，经沅任内务部佥事，同在北京六七年间，诗文往还不辍。张维“焚余诗稿”中存“出函谷寄曹纕蘅京师”一首：“归云晓黯茅津渡，细雨低连硖石山。为报京城曹令史，故人今日过函关。”后张维回甘肃致力于史学研究，三十年间两人虽分隔两地，但是每月必书信往来从未间断。1933年两位老友欢聚于南京数月之久，期间多有诗作。1945 年张维因公事至重庆，约同自南京来此的老友曹经沅、柳诒徵欢叙畅谈一月有余。抗战胜利后曹经沅回南京，于 1946年 10 月去世，张维致电深表哀痛，并函请在南京诸友整理曹氏遗诗以作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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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扶轮大雅是何人？曹侯当今之泰斗。”——主持雅集 ............ 27
一、主持风雅的概况 ..................... 28
二、雅集参与者心态探察 .................... 33
（一）主持者的苦心孤诣 ................ 34
（二）政界名流争相参与 ................. 35
第四章 “一卷采风新录在，清门谁复似君贤。”—采风录与移居诗 ................. 39
一、十年采风录 ...................... 39
二、一首移居诗 ...................... 43
第四章“一卷采风新录在，清门谁复似君贤。”—采风录与移居诗
一、十年采风录
自 1917 年之后，刊登旧体诗词的刊物日渐减少，“旧体诗词在 1917 年之后出版的期刊里，处于逐渐式微的趋势，有时沦为补白的地位，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栏目在现代文学的期刊里几乎没有”，如曹经沅的《长沙湖南大学校舍即岳麓书院旧址》和《挽蒲伯英》二诗就曾作为《新社会半月刊》的补白刊登33。当时曹经沅与王赓共组采风社，王赓为社长，经沅为实际主持人，鉴于旧体诗词没有专门地盘发表，因而商得《国闻周报》报社同意，于刊物的“一周大事日记”版块之后开辟两版专刊诗词，命名为《采风录》，自此，影响旧体诗坛十年之久的《采风录》在新文学的攻城略地下诞生于《国闻周报》。张伯驹称：“《采风录》虽为曹纕蘅主编，而背后实为《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所主持，吴已有其政治金钱势力，复事风雅为诗，《采风录》中作者皆谀其诗有逸才。”《采风录》的《辑刊》是单行本，抗战前两册，战后《续录》两册，由郑孝胥题写书名，王赓撰写扉页，且在编印略例后附有国风社征诗启示：“民国肇建，斯道无堕，山川游赏，每寄篇章，宾客宴欢，无忌吟讽，益以玄黄递嬗，朝市变迁，十五年中，作者辈出 亦足标一时之风习，阐千载之成规。”后由天津大公报印刷所付之印刷，这四册诗集可谓见证了二十年的历史变迁和风习转变，可作史料视之。
到了一九二六年丙寅，天津《国闻周报》，附刊有《采风录》专登旧体诗词，作者皆一时之选，有文学家、诗词家、艺术家、政治家，也有几个科学家，以及达官、遗老乃至政客，各种身份都有，所选的作品，只好以好坏为录取的标准，不问作者身份立场和背景，但如果作品中有歌颂外国人，或提倡复辟，以及淫词绮语，不论内容怎样好，也不入选，扔进纸篓，连稿也不退了。
《国闻周报》是附设在天津《大公报》社里，《采风录》编辑室则在主编者的公事包里，跟着主编者到处奔跑，按期发稿，逐期刊出，刊出后也没有稿费的酬予，只寄抽印单页给作者而已。凭着这几页的地盘，南北各省许多名流诗人，翕然成风，诗简传寄，常无虚日，着实热闹一时，因此，孜孜矻矻编至抗日战争爆发，《国闻周报》停刊之日始止。此人非他，四川绵竹曹经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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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倡导者高喊打倒旧文学，旧体诗歌这一标志性的旧文学载体更是受到猛烈的炮火攻击，被污蔑为“谬种”。这种过激行为在当时的历史现场可以理解为“破旧立新”的必要阶段和宣传手段，但是如今我们远离那个年代的盲目激情之后，理性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史与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不免反思这种行为是否矫枉过正的遮蔽了古典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内在合理性。在国乱世颓的历史时空中，传统文化的传承无形中就象征了国族延续的意义，因而对传统文学的坚守其意义是巨大的。虽然曹经沅所坚持的诗教传统在很多新文学提倡者眼中是封建落后的产物，但是我们抛却偏见回到历史现场去思考，正因为有曹经沅的坚守和维系，才使得“我国在世界辉煌诗国之声誉，不致中绝。”因而对于民国时期旧体诗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抛开历史表面的众声喧哗，发掘一个被遮蔽和冷落但却是无比珍贵的诗歌世界，有利于文学史的丰富，以便建立完整的文学观去审视中华文化的传承轨迹。
曹经沅一生以承担诗学为己任，坚持典雅以臻高格。他不仅尽心竭力维系旧体诗坛，创办《采风录》激发更多人的创作才能以维持诗坛局面，而且不遗余力的将旧体诗歌精神和诗教观传统传承下去，虽然曹经沅这种发扬斯文传统的行为在新文学家眼中无异于螳臂当车，但他丝毫不受所扰反而愈加坚定，这种坚定来自于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绝对自信和在乱世中能站稳脚跟的铁骨铮铮，即使曹经沅一人之力不足以挽救整个旧体诗坛的江河日下，但是他给旧体诗人群带来的凝聚力和精神慰藉是不可估量的。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十：“草原”与“城市”的纠葛——内蒙古新时期小说中的“草原”意象和“城市”意象研究
一、内蒙古新时期小说中的两大意象主题
（一）草原意象——精神的港湾
长期的生产、生活已经使内蒙古的原住居民与草原息息相关，进而当这种已经渗入到潜在意识的生活习惯成为整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时，便会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景，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审美心理。诚如有学者指出“当生存环境中的一些自然意象频繁地出现于一个民族的审美视野并成其为重要的审美对象时，这些自然意象就会成为这个民族审美心理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隐或显地传达着该民族的审美趣味与理想。”在这里，“草原既是历史地理概念，又是文化地理概念，蕴含着特有的象征意义”。因此，我们认为“草原”不仅仅是一隅生长着茂盛牧草的土地，同时它也是承载着草原文化的物质载体，被视为生命的河流，被看作是草原恩赐的牧草，慈祥的额吉甚至是流传久远的醍醐手艺都是草原意象群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作家们通过这些零零碎碎的物体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富有丰富内涵的“草原”意象群体。
在这里，草原被看作一位母亲，“作为大圆(the Great Round)、大容器(the Great Container)的形态，它倾向于包容方物，万物产生于它并围绕着它，就像一笔永恒的财富”。根据荣格的理论这种草原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原始意象，并且荣格进一步指出 “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或为妖魔,或为人,或为某种活动”草原的这种母性特征与作家内心深处的寻根意识相吻合，有着寻求庇护的意义。它承载着生活在这里的普通百姓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最为基本的生存必需品还是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在这里牛羊是他们生产生活最基本的物质资料, 毡房成为他们生存繁衍的庇佑所, 猎犬则是他们最忠诚的动物朋友,草原则如母亲般哺育着她的儿女,因此他们热情的赞美草原,草原的健康是草原人民生活幸福安定强有力的保障。草原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根。在这里，不论是普普通通的百姓还是生活在社会上层的官员都会把草原视为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一部分，青草、河流、树林，所有这些出现在草原上的东西都是生存在这里的牧民们的命根子，糟践它们就是在糟践自己的生命。
草原作为一个孕育生命的巨大容器给予作家的是一种回归生命原初状态的冲动。作家通过对草原的赞颂恰恰是作家通过“草原”这一原型觅得“根”的意义，回归草原母亲的怀抱便是寻到一条通向自我救赎的道路。《回归大草甸》中的玛希为讨回八年前的“三个响头”而回到草原，《金色乳汁的草原》中的乌英嘎因母亲被强奸而生出仇恨。而此时的草原只是默默的包容了这一切，孕育着一个个新的生命并用自己的“乳汁”把他们养大。玛希、乌英嘎只有看到这种孕育生命支撑生命的艰辛才真正消除掉心中的怨恨。草原无声无息之中以自己的宽容化解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积怨。河流是草原最为甘美的乳汁，它孕育着草原上不断出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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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意象——文明中的荒漠
城市是一个让人充满向往同时又充满恐惧的地方，被钢筋混凝土切割的城市空间里监禁着一个个孤独寂寞的灵魂；光鲜亮丽的时装下包裹着一颗颗冷漠的心脏；热闹非凡的商业中心里隐藏着无数双贪婪的眼睛。城市就是这样，用巨大的物质吸引力将人们裹挟进去，却让生活其间的人们遭受着难以估量的精神折磨。也因此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异乡者”，他们的生活受到越来越多的作家的关注。在他们大批进入城市生活后，“人们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农民工’进入了城市,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究竟是城市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城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二难命题。”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与此同时城市五彩缤纷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肉体更改变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草原生活的彪悍、自由、随意让城市文明对他们产生出种种的鄙夷和不屑，而城市生活中到处充斥的冷漠和竞争又反衬出草原文化的宁静善良和质朴。一方面他们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出卖肉体甚至不惜拿自己的灵魂做交易，然而城市所能给予他们的仅仅是庞大的物质财富中最微小的那一部分，即便是这样，比起在草原上饱受风吹日晒,依靠牛羊求得生活的温饱，他们的内心又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另一方面他们被城市生活完全边缘化成为城市中无法被人正视的外来者,由此带给他们的灵魂上巨大的侵扰以致成为一个行走于城市的 “精神流浪者”。然而, 他们一旦返回到熟知的草原,便又变成趾高气昂的胜利者，他们见过城市的“条凳”，住过“五元钱一晚上的旅馆”,甚至在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窝棚，所有这些,构成一个荒诞不羁、满是悖反的现实生活与精神心理的图谱。新时期以来，这些“城市异乡者”不断走入内蒙古作家的小说作品当中。他们从草原走入城市体验现代文明带来的享受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反思它所带来的痛苦。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惶惑不安的“城市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流向城市，一些暂时还没进入城市的农区、牧区和林区的普通百姓也对城市充满了向往之情。城市中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众多的工作机会、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这些城市人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在城市中生活工作的城市人；另一类则是对城市充满渴望并且短暂的品尝到城市滋味的草原（乡村）来客。
那些已经在城市立足的城市人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平等。城市市民之间所维系的关系是“分割的、短暂的、带有功利主义的”。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相聚的群落同时也被众多的“马赛克”隔离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既是“自然区域”同时也是“精神区域”。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一面是那些刚刚在城市立足的城市人，但本质上仍是草原（乡村）人。对于这些刚刚进入城市的草原（乡村）人而言，他们无法真正打破那些“马赛克”之间筑起壁垒从根本上融入城市生活中。他们是一种融合了城市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矛盾体。在《迪斯科变形》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里、“他”的记忆里到处是草原的影子。而大学生活又使他急切的想要融入这个充满城市气味的生活圈，因此“他”选择了迪斯科。事实也证明“他”是正确的，迪斯科使“他”成为舞池的中心，无数个貌美的女性曾以舞伴的形式出现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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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小说意象的独特性
（一）生命本体意识的凸显
“猎牧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要比农耕生产大得多,所有这一切使得北方民族很早就懂得了人在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他们按照自己在生产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对大自然的感性认识很早便创造了崇尚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宗教——萨满教。无论是上层社会的汗王还是底层的普通百姓，他们都把草原蓝天当作自己的父母，把山川草木、河流日月都看作是有灵魂的生命存在。这样的一种懵懂的认识经过长久的积累已固化为草原人民内在的生命意识。按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这种固化了的生命意识会直接影响到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甚至于科学文化工作。因此，这些从小经历或从父辈祖辈继承来的“集体无意识”会使内蒙古的小说作家在对意象进行加工的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融入这种自然崇拜意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 1919 年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自然崇拜。”也正是这时及之后的很多年间，内蒙古作家们以他们天然的优势对草原的变化进行着细致的刻画。这期间既有展现猎人、草原蓬勃生命力的作品亦有反映草原因被破坏而丧失生命力的小说。肖亦农、肖龙、乌热尔图、郭雪波等作家笔下不断流露富有灵性的自然意象，讲述着大自然无上的力量。肖龙的《黑太阳》、《蚁群》，敖长福的《孤独的仙人柱》，冯国仁的《白桦林中的废墟》等作品中描绘的丛林中磨砺出来的猎人，可以看作是“草原”意象的延展。猎人是生活在内蒙古东北部森林草原上的精灵，他们整日潜行于浓密的丛林里,并且能够与山林里的动植物 “通灵”的奇妙本领,在他们的意识里猎人与各种生活在林间的动植物是骨肉相连的兄弟，都是和他们一样有生命有灵魂的生命存在。这些“猎人”俨然已经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然而在他们后代的生活中已经很难觅得这些坚毅的品质和狩猎技巧。那些离开了大山尝试着去适应现代化城市生活的猎人以及一些猎人的后代们一旦从大山中走出便好像失去根基一样，他们没有了原始的野性和骨气，身体也变得异常不堪一击，脑子里充斥的只有城市中穿着性感的女人；而对于那些彻底远离大山搬进城市的蒙古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更像是寄居在钢筋水泥中的寄生虫，想要有自己的生存能力却每天沉醉于寄主提供的快餐和无聊的娱乐，最后只能在生活中逐渐丧失自己的激情和生命。肖亦农在《红橄榄》中再度展示了“红橄榄”亦即红柳，超乎寻常的生命力。这种生长于荒漠草原的树种用它低矮的身体诠释着草原无时无刻不在跳动的生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不仅将生命定义为活着，在他们眼里生命更是一种不屈的生命力。他们崇尚自然，将那种与自然抗衡的顽强生命力视为至高无上的力量。然而，在郭雪波的笔下我们却看到了草原生命的流逝。《哭泣的沙坨子》中哈尔伊列·老阿孛坐在“驴吉普”旁回想着那遥远的过去“早先咱们家不种地，放牧满草滩的牛羊，那会儿……”，然而面前巨大的沙坨子让老人的回忆戛然而止。过去杀死英雄嘎达梅林的“木橛子”现如今一个个深深的插在还在喘息的草原上。疯掉的哈尔伊列·老阿孛扬言要为死去的“嘎达梅林”复仇，却将自己的亲孙子扎死在众人面前。我们不禁要问，老人复仇的对象是谁？表面看来是那些曾经杀死嘎达梅林的凶手，但事实上他是要为那流动的“沙坨子”或者说是曾经的草原复仇，这样一来他的复仇矛头便不言而喻的指向了那些开垦草原的农民。哈尔伊列·老阿孛和任何人都没有个人恩怨，他的复仇其实是为了正在失去生命的草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内蒙古小说作家更多关心的是草原和人类的生命存在，他们将生命视为这片土地至高无上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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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家内心神秘主义的浪漫表达
神秘主义是人类早期社会的产物，此时的人类文明尚处于蒙昧状态，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很多现象远远超出了先人所能合理解释的范围，因此他们便为这些现象虚构出一个合理的超我世界。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置于这个神秘世界的主宰之下，从而产生出对于某种现象的敬畏之感。这种原始的神秘观念渗透到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使他们坚信那个神秘世界和他们所出去的实体世界史可以相互沟通的。诚如列维·布留尔所言“我们社会的迷信的人,常常还有信教的人,都相信两个实在体系,两个实体世界:一个是可见、可触、服从于一些必然的运行定律的实在体系；另一个是不可见、不可触的、‘精神’的实在体系……然而,原始人的思维看不见这两个彼此关联的,或多或少互相渗透的不同的世界。在他们看来,只存在一个世界,如同任何作用一样,任何实在都是神秘的,因而任何知觉也是神秘的”。今天这种原始的神秘思维并没有被时间所埋没，它融合在传统文化中而得到保存，化作一种民族文化长期留存于人类社会。
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的崇尚自然的宗教，在我国的宗教历史上有很多北方少数民族信仰它。作为一种诞生于恶劣自然条件下的宗教，萨满教为蒙古族文化提供了最为原始的给养“思想观念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深层结构之中”。这种将自然万物视为生命个体的宗教思想经过多年的演化影响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它们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生命、对大自然的尊崇和一种神秘主义的向往。在郭雪波的《大漠魂》、《哭泣的沙坨子》、《大漠狼孩》、《狼与狐》、乌兰的《黑狐狸洼》、乌热尔图的《丛林幽幽》、扎·贺西格图的《报应》等作品中我们都看到这种神秘主义思想的流露。这里作者或是直接借助于萨满之口叙述出对本土文化生存危险的隐忧及对于自然生命的尊重；或是将人物的行为癫狂化以他们不合常理的行为语言达到表现目的。乌热尔图的小说《丛林幽幽》中阿那金带回到奇勒查家族营地的“游荡萨满”托扎库萨满那个关于鹿的奇怪的梦:他说有一头不同寻常的鹿站在高高的坡上望着他不停的摇晃脑袋上的犄角，似乎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梦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一种对于未来的预言，有关于梦的解读至今仍在民间留存。一直以来，在信奉萨满教的地区，萨满被看作是可以与神灵取得沟通的通道。在这里，梦的出现已经给小说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而托扎库由于他“萨满”的身份则使得神秘氛围愈加的浓厚。就在这个梦之后，库日勒出猎时果真发现了一头与众不同的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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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蒙古小说意象的独特性的生成机制 .......... 27
（一）宗教信仰的浸染 ................ 27
（二）多元文化的熏陶 ........... 29
三、内蒙古小说意象的独特性的生成机制
（一）宗教信仰的浸染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学文化水平在持续不断的向上发展，但是长期以来的宗教影响已经深入到当地农牧民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当作家进行写作时会有意无意选择的意象都会或多或少的带上宗教色彩。
萨满教作为内蒙古地区主要宗教之一，长期以来在人们的生活、思想当中发生着无可取代的作用。早期的萨满教伴随着巫术存在于这一地区，当人们生病、遇到灾难时都会请来萨满做法事以期治愈疾病或平安度过灾害。此时的男女萨满被奉为神明的化身，在人们的观念当中萨满是人类中唯一可以与神明进行对话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受到萨满教的影响草原上生活的人们便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变成一种习俗存在。对于“火”的禁忌一方面来自于对草原的保护，而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去注意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或心理因素。在萨满教的神话系统里，天地神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常常被看作掌握人命运的主宰所在，这也构成了对长生天的敬畏之心。蒙古族生活中有祭火的习俗存在，其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家祭（祭灶）、野祭、公祭，婚礼中的祭火习俗”等。在这些祭祀中，火作为火神的象征而存在，而火神在信奉萨满教的人们看来是来自于长生天世上最圣洁的神物，它是驱邪净化和保护家族延续与兴旺的神，同时火神也是亦善亦恶的魔力之神。因此，人们对于火存有敬畏之心，绝对禁止对火的亵渎。而“马这种神奇美妙的动物”则被认为是“天神赐予人间的礼物，依靠马的帮助，灵魂才可以由‘此’抵‘彼’，进入天堂”。此外对于“羊”“骆驼”等其他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也同样被看作具有灵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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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意象作为一种融合了中华民族智慧和文化特色的叙事方式，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此过程中不断吸收新出现的各种叙事经验来丰富自己的形态和意义，更新原有的意象结构形式和意义形态。意象在不断进化过程中，既保留了传统的民族思维特色同时又融合了时代变化过程中的种种优秀因素，它对叙事文学诗化、精致化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内蒙古新时期小说中的草原意象和城市意象也同样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中，这种变动与本地区的发展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作家黄薇指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初始’，当然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本真’，绝对的民族本质只是一个幻想。”她还认为，“只要是民族的历史，不管是‘初始’还是‘新生活’，都是民族作家所应该关注的，同时还更应该关注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的精神及心路历程。”因此，一种既对城市化充满期待与希望又因其带来的种种严重危害而徘徊于传统文明的路口的情绪便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意象中呈现出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