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药蛋派”启蒙的肇始
第一节 时代语境
中国自近代以来，每处于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之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都驱动着知识分子探求救国良策。在历经“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的改革均没有使中国摆脱国破家亡的噩梦之后，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文化重构。鲁迅在谈及自己创作小说的初衷时说道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①鲁迅所持有的是典型的文化启蒙姿态。启蒙先驱们认为国民劣根性是导致国家危亡的根本原因，必须进行思想启蒙，“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②也就是说，通过唤醒人，改造人来实现济国兴邦的目标。按照这种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逻辑，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五四文化巨匠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旨在通过自己的文化实践改造愚弱国民之魂灵，开启民智。
1927年的大革命是对五四启蒙效果的大检查。启蒙的呐喊并没有铲除国民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设想也随着北伐的失败而破灭。究其原因，五四启蒙急切的强国意识使他们启蒙方式停留在了抽象的理论层面，缺少结合民众现实的生存实际进行的现代观念的启蒙。这就决定了“五四启蒙”的受众群体只是局限于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狭小范围内，广大的民众并没有从激进的思想中觉醒，出现了启而不蒙的局面。从《在酒楼上》、《药》等众多经典文本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验到启蒙失语后启蒙者“荷戟独彷徨”的失落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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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引导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启蒙打开了新局面，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思想利器，为启蒙先驱提供了破坏性的批判武器和建设性的价值标准。启蒙者欲借西方现代文明的智慧之火，使民众摆脱封建传统和封建制度的束缚，从蒙昧黑暗中解放出来，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等理性之光。五四启蒙者把启蒙视为革命的基础，却忽略了启蒙的动力源于现实生活的变革。启蒙的实质是思想领域的革命，个人解放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和它相互依存的社会解放的真正实现。作为精神生活的观念启蒙，必然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如果现实社会不能提供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生活方式，观念上的启蒙就不可能真正发生。那么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只能做一种抽象意识停留在精英阶层，不可能通过启蒙走向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国难民艰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人民民主，单纯的“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等启蒙话语显得白无力。“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在民主革命斗争之前，需要有思想启蒙运动，但群众思想的彻底解放，不是单纯的启蒙运动所能奏效的，它必须在革命的斗争中，甚至在社会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才能逐步得到彻底的解决。”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从纷繁复杂的思潮中一跃而出，陈独秀、李大钊等文化领袖在对“五四启蒙”失望之余，欣喜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人的自由发展实现的可能性。1919 年，李大钊率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浪潮。马克思主义为启蒙者打开了新的精神视界，把“五四启蒙”引向纵深发展。
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列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影响巨深，是因为满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中国的启蒙运动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救亡式启蒙”，与启蒙运动有关的“立人”、“立国”等理论阐释，始终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为旨归。因此，凡任何有利于救亡的思想都可以用来作启蒙民众的武器。五四启蒙者所推崇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话语资源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更切合中国的革命实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救亡斗争的兴起和发展，既没有中断，更没有取消启蒙的工作；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倒是应当说，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促使启蒙运动在量上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在质上得到根本的提高”。①马克思主义直面社会现实，把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人公，把观念启蒙与内在的革命实践相合，从理论上真正解决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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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山药蛋派”启蒙创作的内涵
第一节 自由意识
自由是人类现代思想意识的精华，是反对专制奴役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要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才能摆脱奴隶的命运，争得做人的资格。反对奴役，争取自由成为“山药蛋派”启蒙的首要任务。
（一）自由意识的缺失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对于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来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重压在身的沉重枷锁，他们通过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封建土地制度在经济上压迫奴役农民，极大束缚了农民的自由发展。
广大农民在生存上受制于土地制度，占据物质生产资料的地主把农民紧紧地限制在土地上，使两者之间形成了内在的依附关系。处于统治地位的地主可以随意地打骂、惩戒农民，而农民为了维持生存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李家庄是旧中国农村的典型代表。这里保留着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贫瘠闭塞，土豪恶霸李如珍和流氓恶棍小毛在李家庄横行霸道，甚至私设公堂，草菅人命，农民铁锁被勒索压榨地无法存活，便之身逃到外地流浪。《福贵》中，地主王老万给富贵放驴打滚儿利，霸占了他的房子和土地。富贵走投无路，沦为丧事吹鼓手时，又差点被活埋。“山药蛋派”小说集中地揭示了农民在土地制度压迫下的苦难遭际。
物质基础决定了意识观念。由于人身依附关系在封建社会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对地主也由物质上的依赖上升为精神上的迷信和盲从，自我意识丧失，所滋生的只有奴性意识，甚至否定了自我的主动性，形成了天命观念。当地主利用天灾人祸巧取豪夺时，农民只能哀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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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平等意识
女性解放思潮肇端于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受西方启蒙思潮的影响，明确倡导男女平等，与差序格局针锋相对。此后，男女平等一直作为衡量人类解放的重要事业被启蒙者持续关注，成为“五四启蒙”的重要内涵。与五四时期单纯地从文化心理层面强调男女平等不同，解放区在政治地位，经济权利方面切实保障女性的权力。女性解放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婚恋平等，经济独立两方面。推进男女平等成为“山药蛋派”启蒙的重要使命。
（一） 婚恋平等
男女双方通过婚姻组织家庭的方式是透视男女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是指在择偶方式，恋爱、婚姻决策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山药蛋派”在婚恋平等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启蒙和宣传作用。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等级制和家族制是封建婚姻家庭立法的支柱，政权，神权，族权，父权是它的服务对象，妇女则是立法的牺牲品。封建婚姻缔结的基础是家族制度和等级制度。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对每一个家庭都极强的控制力，家庭依附于家族存在。因此，婚姻以家族的繁荣兴旺为目的，讲求“门当户对，贵贱有别”的等级分配。封建家族制度是以夫权和父权为核心，以绝对的服从为原则。作为封建大家长的父亲对家庭财产和子女享受绝对的支配权利。可以任意打骂和卖掉子女，甚至杀掉不孝之女。在族权和父权的压制下，婚姻不考虑男女情感喜好和个人意愿，完全是以利益为准则，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成为封建婚姻中占有主导形式，这种形式严重剥夺了青年男女的自主权利。女性在关乎自己人生命运的终身大事上失去了话语权，做了男权社会和畸形道德的送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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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叙述方式 ....................................................37
第二节 人物塑造 ....................................................39
第三节 语言风格 ....................................................41
第四章 “山药蛋派”启蒙再思考 .........................................45
第一节 启蒙的贡献 ..................................................45
第二节 启蒙的不足 ..................................................48
第四章 “山药蛋派”启蒙再思考
第一节 启蒙的贡献
“山药蛋派”发轫于四十年代，中间经过五十年代的顺荣枯逆，他们始终把启蒙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坚定不移地维护启蒙传统。他们满怀真诚、努力探索符合广大群众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的启蒙方式，使启蒙思想广泛传播，对于特定时期启蒙起到了有着独特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突破启蒙难关
不管是五四时期所弘扬的平民文学还是左翼时期所倡导的文学大众化，其意旨都在于用浅显易懂的文艺作品开启民智，但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始终处于隔膜状态。新文学如果不能实现知识分子话语与农民话语话语的互译，那么启蒙的种子就无法向民间播撒。
“山药蛋派”小说家清醒地认识到了新文学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阖状态，对新文学的反思成为他们创作的起点，并力图打破这种启蒙的困境。他们有了自觉的读者意识。接受美学认为，作为接受主体，读者的文化水平、人生经历、思想观点等一系列因素构成他接受的“前结构”。“山药蛋派”以农民为启蒙对象，竭力满足他们建立在“前结构”之上的阅读期待视野。“山药蛋派”的作品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晓畅幽默的语言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如愿打开了新文学进入下层民众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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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