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何士光的人生“反向”运动及其小说创作
第一节 何士光的人生“反向”运动
中国现当代乡土作家大部分的人生轨迹是从落后、闭塞的乡村走向开放、包容的大都市。当代文学史上有两类作家群的人生轨迹是反向式的，一类是知青作家，一类是反右和文革中下放农村的作家。何士光可以归为后一类。但何士光与后一类又有所不同，他因此避开了更加严酷的政治运动，并融入了农村的生活，与“农民建立了休戚与共、血肉相连关的联系”48，因此他与蹇先艾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及张贤亮代表的右派作家的生活体验、观察视角、思考方式都有了些微的差异。
一、“蛰居”式乡村体验
在接受采访时，何士光曾对自己的乡村生活进行了总结。他说到：“我当初在乡村里蛰居了 20 年，后来遇上了新时期文学的春天，写作了一些小说和散文”49。何士光用“蛰居”一词对自身 20 年来的黔北乡村生活进行了形象地总结。“蛰”有长期生活在某地不外出的含义，它概括了何士光从故乡贵阳来到黔北后的生活方式。“居”指固定地呆在某个环境中，它偏向于指代那种相对安稳、平静的生活状态，是对何士光扎根乡村后真实生活状态的形象描述。
对从小生长在大城市贵阳的何士光而言，农村几乎是个遥远的概念，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农村产生关联。1964 年大学毕业后，他因发表赞同右派的言论而被同学告密，随即被分配到遵义凤冈县城当中学语文教师。来到风冈县城后，何士光并未过上安稳的生活，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他的生活陷入动荡和苦难中。1966 年秋天，陷入迷惘中的何士光遇到了收留她的农村姑娘周乐碧，并与她相恋。周乐碧的关怀让何士光在苦难中感受到了来自异乡的温暖。1969 年与妻子探亲回来后，何士光便主动申请去到凤冈县城之下的琊川小镇，开始了他的农村生活。
文学论文参考
第二节 何士光小说的三重主题
与黔北乡村的融合与超越深刻影响了何士光的小说创作，使其小说主题呈现出多元性。融入乡村后，时代的变革成为何士光记录乡间生活时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乡村蛰居生活的超越又使他产生了深沉的人生感怀和生命思考。带着对人生与生命的沉思，何士光在揭示变革中的乡村图景之余，又对人生价值及生命存在的真相进行了探寻。从关注生活外延的变化到追问生命存在的真相，何士光的小说主题呈现出由具象到抽象的缓慢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传递出作家主体精神的变化。
一、揭示变革中的黔北乡村现状
何士光在乡村亲历了文革和改革。文革中人们经受的“创伤”和“时代变动的细波微澜”66成为他书写的核心。在 1962 到 1984 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及中篇《苦寒行》中，何士光在揭示文革、改革中黔北乡民外在生活变化的同时，也聚焦他们内在心理、思想、精神面貌的变化，传递出作家对人存在的深切关怀。
文革中的黔北乡村因混乱的生产制度、不切实际的农村政策、紧张的人际关系、压迫人的政治斗争而呈现出衰败景象。文革结束后，人们头上的枷锁得以消解，混乱的人际关系和乡村秩序得以重建，这些可喜的变化使蛰居乡间的何士光感同身受。在短篇《风雨乐陵站》《银杏树下人家》《告别》《春水涟漪》《今夕是何年》中，何士光在揭示文革前后黔北乡民们外在生活变化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关注。
《风雨乐陵站》选取文革结束前夕乐陵山区的车站为地点，以女学生颜一萍与革命者徐仲连的三次相遇为线索。通过展示二人对当下政治形势的讨论，在控诉“四人帮”带来的混乱生活之时，也对人们热情期盼新生活到来的喜悦心理进行了揭示。小说中多次提到“社会主义列车不会迟到”这一极具揭示性的话语，使小说的时代主题得以凸显，也流露出“梨花屯”乡民对新生活的憧憬。这种对新生活憧憬心理的揭示在《银杏树人家》《告别》中也有体现。在《银杏树下人家》中，作者聚焦梨花屯一户平凡人家的家庭纠纷。通过对比文革前后青平大嫂一家家庭关系及思想观念的转变，对文革结束带来的可喜生活变化及喜悦心理进行了揭示。《告别》同样以今夕对比的方式对文革结束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刻画。主人公玉生嫂在文革时期饱受欺压。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被掠夺后，无法释怀的伤痛成为她内心的重负。文革的结束让她得以倾诉曾经的伤痛。在收到补贴款后，她终于卸下内心重负，准备迎接新生活。小说标题为“告别”，象征着人们对文革结束后新生活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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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第一节 改革浪潮中的农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兴起了改革浪潮。改革的来临无疑给大山深处的黔北乡村带来了“冲击”，促使黔北乡民在新的乡村秩序中转变思想和心理。怀着对农民的深切关怀，何士光对扎根大山深处的农民进行了刻画。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共有两类：一是转变思想后的“觉醒者”；二是拒绝改革的“小生产者”。通过揭示他们在改革前后的内在变化，何士光对改革中人的存在进行了深刻关注。
一、转变思想后的“觉醒者”
农村还未实行改革开放之前，失去土地实权和基本物质保障的农民始终“低人一等”。他们承受着来自权力网的压迫，在整个梨花屯中也无法抬起头、挺起腰做人。1978 年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制度的落实提高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权的获得与物质生活的保障给了他们“站起来”的底气。在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希望之后，他们毅然从苦难中挣脱，成为了转变思想的“觉醒者”。在短篇《赶场即事》《乡场上》《庄稼人轶事》《又是桃李花开时》中，何士光对那些在苦难中觉醒的农民进行了刻画。
短篇小说《赶场即事》中的男主人公其明是洞察乡村现状之后勇敢”出走“，极力想要摆脱苦难的觉醒者。作为一名庄稼人，在文革时期，“贫下中农”这一身份限制了他的发展。在政策混乱，税收压身的境况下，其明对农村失去了希望。沉重的苦难引发了他“民主意识”的觉醒。他毅然出走，靠自己的双手获得物质保障。农村落实包产到户制度后，其明对改革后的乡村现状有了敏锐洞察，他再次返回青羊峰，带着生活的希望鼓励恋人玉芬挣脱苦难生活。当生活现状限制自身发展时，其明毅然从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出走”，他靠着自我的努力挣脱艰苦境况。他的觉醒与他的民主意识紧密相关。
与接受过新知识后返回乡村，有着极强民主意识的青年其明不同，小说《乡场上》中的主人公冯幺爸是在改革中转变生活观念，最终获得人格复归的觉醒者。冯幺爸身上有庄稼人的逆来顺受、容易满足，也有扎根土地的农民的善良。他是生活在黔北大山深处农民的代表。在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冯幺爸在强权和苦难中“站起来”。在物质资料得到保障后，他终于有勇气告别曾经的苦难，找回了自我尊严，其形象具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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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旧交替中的基层干部
一、掌管权力的“恐变者”
改革调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那些曾经操控物质和权利的实权派们的利益受到威胁，由此产生“恐慌”，继而对改革抱以反对态度。在何士光笔下，“梨花屯”乡场上的大队支书曹福贵和宋书记便改革中的“恐变者”的代表。
支书曹福贵是何士光着力塑造的一位“恐变者”形象。他掌握乡场上的事务管理权，城府和心机颇深，总是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便利。当改革来临后，他的管理权失去效力，制度和政策的变化让他对改革产生恐惧。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掌控实权的曹支书与占有物质资料的罗二娘互相勾结，在乡场上赢得了权威和话语权。文革时期，他曾私自处罚过一个乡民，将他吊打致死。还曾分掉国家分给农民们的回销粮、转手倒卖生猪、招工招生中受贿、侵占集体水利用的木材。粉碎四人帮后，他的上述罪名被人揭发，但却因与宋书记的连带关系而逃脱责罚。
作为乡场上的支书，曹福贵总有一套官方的说辞，让他能够在牵扯复杂的民事纠纷中明哲保身。当冯幺爸被迫牵扯进罗二娘与任老大女人间的纠纷时，曹支书把矛盾和责任全都扔给冯幺爸，自己充当旁观者，以缓解纠纷牵扯出来的麻烦。他以“对人民负责”这一义正言辞的话语强调了冯幺爸证词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冯幺爸的证词带来的后果必须由冯幺爸自己来承担，而自己却悄无声息地撇清责任，退出了这场纠纷。从曹支书“高明”的说辞可以看出他城府、心机之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梨花屯全面实行了包产到户制度。乡民有了自主选择权和表决权，这让曹支书遇到了难题。改革过后，曹支书担心触碰到自身利益，他故意鼓动乡民重新分林。在建议遭到反对后，他的真实目的被识破。他知道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凭着权力的便利压制人们，于是感觉到：“现在这个支书没有当头了，一个二个的都不怕你，有哪样意思？”①。曹支书的这种想法正是他利失落的后感到恐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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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兼具抒情性和思辨性的艺术风格 .......................... 56
第一节 写实与抒情并重的艺术追求 ............................. 56
一、融入个人感怀的环境描写 ..................................... 56
二、叙事与抒怀结合 ............................................. 60
结语 ........................ 78
第三章 兼具抒情性和思辨性的艺术风格
第一节 写实与抒情并重的艺术追求
在描写黔北乡土时，何士光总是“以真切的体验反映人生世界，将反映与表现自觉协调融合在一起”32。在小说中，何士光把对客观世界的描绘与主观体验的书写结合起来，使其小说呈现出写实与抒情并重的艺术追求，从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具体说来，这种写实与抒情并重的艺术追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融入个人感怀的环境描写；二是叙事与抒怀结合。
一、融入个人感怀的环境描写
环境作为小说的要素之一，它关联着自然风情和人文风情,凸显出独特的审美特征。在众多作家的小说中，环境描写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它在彰显地域风情之余，还常常与小说主人公的心境相关联。在何士光的小说中，环境描写除了彰显黔北乡村的地域特色外，还有一个核心的作用便是凸显作家的内心感受。当何士光带着蛰居乡村 20 年间产生的人生感怀去观照黔北山川风貌时，黔北自然环境便会沾染上作者的情思，成为他抒发内心感受的重要凭借。
初到黔北时，黔北的灰暗、狭小、偏远让何士光内心产生了排斥感。生活环境的突然转换、远离故乡亲人的哀愁使何士光内心产生了“被驱逐”“恍如隔世”“如梦”般的感受。当他带着远离故乡的哀愁和对黔北的排斥感观察周围的环境时，周围的环境便会成为他当时心境的反映。在《梨花屯客店一夜》《赶场即事》中，这种来到异乡之后的“疏离感”“远离故乡的哀愁”“人生的迷惘感”也在环境描写中有所表现。
在《梨花屯客店一夜》中，何士光描写了主人公徐树民、徐树萍在夜晚时分来到梨花屯时看到的环境：“四下是一片迷雾，仿佛再也没有了天与地之分，他们的脚仿佛不是踏大地上，而是落在隐在混沌之中的、捉摸不定的一截石级上，觉得不像一个人世，倒像一个梦境。33”。对徐树民和徐树萍而言，他们并不是第一次来“梨花屯”，自然也不会产生恍如隔世之感。这种“如梦”般的感觉只有初到乡村之人才会产生。小说开头呈现的环境明显投射了作者本人的情感。这段环境描写中也透露出作者初到黔北时的落寞心理。在《赶场即事》中，作者对梨花屯集市上的热闹场面进行了描绘。看似热闹的场面却传递出一种陌生感：“街子上已经是接踵而至了，四面八方的，人还在牵连不断…人们在经过长久的别离之后，正情切地赶回故乡，一心要收拾好那些垣墙，使日子重新变得兴旺。这一片熙攘，才使人觉得像梦一样……”34。来到异乡的何士光告别了故乡，远离亲人的忧伤使他变得多愁善感。当他置身于黔北这片陌生的土地时，便会产生如梦般的感受。这种如梦般的感受在《庄稼人轶事》中的环境描写中也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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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与鲁迅、蹇先艾等传统乡土作家的人生轨迹相比，何士光的人生轨迹是“反向”的。“反方向”人生运动使何士光拥有了独特的乡村体验。来到黔北乡村后，何士光通过转变生活方式和身份融入了乡村，过上了“蛰居”式的生活。蛰居乡间的何士光深刻感知了乡村中平凡生命个体的苦难，并对乡村中的人事浮沉有了敏锐地洞察。他由此获得了蛰居式乡村体验。这种“蛰居”式乡村体验与以张贤亮为代表的右派作家的流亡式乡村体验产生差异。
“蛰居”式乡村体验不仅拉近了何士光与黔北乡村的距离，还影响了他观察乡村时的立场。在审视乡村时，何士光能够以切实生活体验为基础，并以“外来者”的实地观察立场去反思乡村人事。切实乡村生活体验的融入使何士光的小说极具乡土气息，而外来者的实地观察立场又使何士光的小说充满了理性的现实主义力量。这种建立在切实生活体验之上的“外来者”观察立场与有着流亡式乡村体验的张贤亮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产生差异。此外，与鲁迅、蹇先艾为代表的传统乡土作家带着乡愁的现代知识者立场相比，何士光的乡村观察立场也有些微差异。
蛰居乡村的何士光虽然在生活上融入了农村，但在精神上却表现出了与蛰居生活的对抗。白天耕作之后，他夜晚便守在熹微的油灯下阅读、写作。通过写作，何士光对 20 年来见证的人事变迁进行了记录，并对乡村苦难生活进行思考。写作无形中成为何士光蛰居乡村时重要的精神出路。当何士光独自在灯光下进行写作时，他便能够从繁复、忙碌的乡村生活中抽身，安静的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剖析着自我的内心世界，继而产生对生命存在的追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