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郁达夫作品中不可否认确实存在少许消极、颓废的因素，但若以此作为对作者和作品的整体评价未免有失偏颇。总而言之，“家”因素对郁达夫作品的影响还有很多层面等待挖掘，目前笔者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相信在以后的研究评论中会有更多研究者发现“家”因素在郁达夫作品中的更多、更重大的影响。
第一章 由家庭生活体验引发的零余感
第一节 原生家庭环境与郁达夫“零余感”的形成
“家”因素对人的性格形成有极大影响，在五四大环境下也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很多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创作的动机都与“家”有着较为重要的关系。五四时期掀起了反抗封建家族的浪潮，更是兴起了一场“娜拉式出走”的潮流，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家”对当时的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在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中，探讨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与家庭的关系，会发现零余者形象新的特点。郁达夫的日记、书信这些纪实性作品中所流露出的零余感，与他的小说、散文等虚构性作品所塑造的零余者形象彼此相契合，这体现出郁达夫将其独特的性格特点投映在笔下的零余者身上。他的自卑、孤僻、忧郁以及敏感脆弱的性格特点一定程度上是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这些性格特点正是导致他形成零余感的重要原因。
原生家庭是郁达夫这些性格形成的基本摇篮，他的家庭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一种“零余”的存在。他经常提到自己三岁丧父，他的母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据其自传所述，他的家庭在当时虽算是中产之家，但是由寡母带着弱子自然也受了不少亲戚邻里的欺侮，在其他富庶的家庭中更是不被重视。“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是免不了的；凡是我们家里的田地被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等被窃去了，或祖坟山的坟树被砍了的时候，母亲去争夺不转来，最后的出气，就只是在父亲像前的一场痛哭。”①但是，由于祖上的荫蔽，他的家境又比一般人好很多。据于听（郁天民）所说：“第一是父亲郁企增的薪俸（即工资）兼行医收入；第二是祖遗的一部半‘庄书’②收入。”③“第三是祖遗的十余亩田产，自家种了六亩左右以补口粮，农忙时请些短工帮助，还有一半左右，因十分贫瘠而出租，收入不多。在当时富阳这个小县城里，‘大多数的百姓’，‘既无恒产，又无恒业’，这个家庭，虽比地主大户不足，但比下有余，可以称得上‘中产之家’了。庄书人家，可进出衙门户房，何况，据说郁家上代还做过皇帝的医官，当然也不妨自称为‘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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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该隐的记号”：被迫离家流浪的生命感受
郁达夫总是在作品中提到他的漂泊流离，在空间上总是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总是脱离于“家”导致其常处于异国或是异乡，情感上也是流浪的，他总是试图从“家”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然而却总是失败，甚至因为“家”而加深了自己的零余感。这种脱离于家庭而流浪的状态使他自己感觉额头上有该隐的记号，这在他的作品中多次被提到，如《灯蛾埋葬之夜》里“不晓在什么时候，被印上了‘该隐的印号’之后，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迹不敢去了。当然社会是有许多层的，但那‘印号’的解释，似乎也有许多样。”“但是向额上摩摸一下，这‘该隐的记号’，原也摩摸不出，更不必说这种种的解释。”①先不说他自己对这一“印上”的记号是否同意，他在自传中也提到这一“该隐的记号”，可见他内心对这一种说法是有认同感的。自传《大风圈外》中，在闹学潮事件后处于流浪时期的郁达夫，对自己的形容是这样的“中途从那一所教会学校退出来的我们，按理是应该额上都负着了该隐的烙印，无处再可以容身了啦”②等等。
文学论文参考
“该隐的记号”出自《圣经》，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后又生了一个男子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耶和华接受了亚伯的供物，没有接受该隐的供物，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耶和华知道了，便给予该隐惩罚，“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须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认为刑罚重于他所能当的，凡遇到他的必然会杀死他。耶和华便说杀该隐的，会遭报七倍，耶和华便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该隐就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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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对于家庭还是一个完全无用之人！”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塑造
第一节 无家可归的零余者形象分析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具有孤独、忧郁、神经过敏的性格特征，他所竭力塑造的形象是处于夹缝之中，自我与灵魂无处安放的一种人。家庭是郁达夫的零余感始发地，他将自身在原生家庭影响下产生的零余感投射到笔下的零余者身上。这些零余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幸福家庭生活的羡慕和向往，在《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在深夜对幸福家庭的呼喊，即“他们都回家去了，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Oh , home! Sweet home!”①，在《十一月初三》中的“我”如何羡慕一个安稳的家庭,即“在这时候，我的落寞的情怀，如何的在想念我的女人，如何的在羡慕一个安稳的家庭生活”①，但他们却是徘徊于家庭之外的一种群体。在五四社会大转变时期，将这一徘徊于社会边缘的人群突出出来，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去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群人身上所影射出的时代病，或者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的一种特殊表现。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几乎都面对着矛盾又复杂的家庭问题。这些零余者面对“家”的问题，既想反抗家族但又不敢正面挑战家族的权威，面对小家庭又无法向自己接受的新思想妥协，故他们躲避家庭，期望在性放纵的游荡过程中使自己彻底沉沦，但是文化潜意识里的家庭伦理观以及面对无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又常常使他们产生忏悔的心思。因此他们的精神始终处于一种流浪、飘荡、无处可寄托的状态中，呈现出一系列“病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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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离家——返家——再离家”的创作模式与零余者形象的内心挣扎
郁达夫对“家”的情感是较为复杂的，他称自己是一个“怀乡病者”，其实本质上他是把家作为自己的一个精神寄托之处，或者说他试图从家中寻找到一种归属感。如曹书文所说的“家庭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生存场所与人伦关系，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价值上的终极关怀，人们对家的感情既表现为对具体家庭的眷恋，有时也把它视为精神的家园与情感的归宿。一个人的无家可归更多的情况下意味着精神上的无所归依。”①然而当他回到家中，处于家庭环境中时，他又有一种无所适从感和压迫感，在家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越是在家中，他越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零余者，是一个对家庭无用的、可有可无的人，这种心理态势又倒逼着他再次离开家，当处于流浪中时又再次怀乡思家，称自己是怀乡病者，这使郁达夫面对家的心理状态形成了一种悖反的怪圈，最后在多次循环往复中，只能再次回归到零余的状态。他将这种心理态势糅合进作品中，在“离家——返家——再离家”的模式下刻画了许多面对家庭无所适从的零余者形象，体现了他面对家庭复杂挣扎的心理状态。
郁达夫没有经历过大家族的兴盛，从有记忆时便沉浸在家庭没落的悲哀里。他在家这个环境中体验到的更多是被亲戚邻里排挤的悲哀，除此之外，便是无尽的孤独。没有母亲的陪伴、与兄长的陌生与疏离、祖母的冷漠，真正陪伴他的只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使婢翠花等等，这些负面的、消极的家庭因素带给他的是一种对家的复杂心理情感。一方面，他渴望能在家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在家庭里找到一种归属感，但他发现即使是在家这个环境中，他也找不到自己合适的定位，这更加深了他的零余感。另一方面，他对家庭怀有一种较为深刻的原罪意识，他在自传中写到，自己的诞生是“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筋疲力尽”“父亲也因此以病而死”。②这些是促使他自卑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受虐倾向的体现，流露自己的微不足道感，竭力地贬低自己，这样的心理态势决定了他面对家时会有一种深刻的原罪意识。他认为自己是愧对家庭的，是自己的到来使父亲早逝，家道中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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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迷茫于“家”“国”之间的零余 ......................... 53
第一节 婚姻家庭中的身份错位与由家到国的情感转向 ......................... 53
第二节 家人“殉国”与郁达夫零余感的新变 ........................ 61
第三节 在“家”“国”之间寻找归属感的零余者 ..................... 66
结语 ............................... 74
第三章 迷茫于“家”“国”之间的零余
第一节 婚姻家庭中的身份错位与由家到国的情感转向
本节试图从郁达夫的婚姻经历讨论他在婚姻家庭中的身份认知错位，以及这种错位导致的他在婚姻家庭中的身份模糊化，最终使他在婚姻家庭走向破裂时转向民族国家寻求归属感，来掩盖个体精神创伤的过程。郁达夫一生共有三段婚姻，一是家族包办下与孙荃的婚姻，二是与一见倾心的王映霞的婚姻，三是在异国流亡时与小娘惹何丽有的婚姻。这三次的婚姻经历，影响其最深的是前两次的婚姻，一个是在逃避和面对中始终游移不定，另一个是一腔热血破灭，最后被迫逃往异国，前两段婚姻都给他的心理和写作经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最终使其脱离婚姻家庭这个小共同体，加强了他的零余感，最后一段婚姻甚至都没把自己的真实名姓和身份透露给何丽有。整个婚姻经历下隐藏着的是郁达夫对自我在婚姻家庭中身份认知的错位和迷茫，最终在这种错位体认下，从家这种小共同体出走而期冀于在民族国家这个大共同体中寻得归属感。
对于第一段与孙荃的婚姻，郁达夫的内心充满了抗拒与挣扎，他与孙荃的婚姻是家族包办的，这对于受过新思想影响的郁达夫来说无疑是很难接受的，为了抗拒这段婚姻他在日本躲避了八年。①然而他对待这段婚姻的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企图反抗，对文本进行细读后发现，这时候他是只想反抗这段婚姻，反抗这个婚姻家庭的成立，并未真的打算反抗家族。在给王映霞的信中他对王映霞讲述了自己的这种心态：“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哪里知道女家竟然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投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结了婚。”②在作品《茑萝行》中，郁达夫又借人物陈述自己的内心活动，即因见到乡间习俗的难以改变与双方父母的强力压迫，故勉强应承了结婚，然而却提出了种种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几乎全是在给女方施压，如没有结婚的仪式，没有证婚的媒人，没有请亲朋喝酒，甚至没有点一对喜烛、放几声花炮。
文学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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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行文至此，可看出“家”对郁达夫的零余感及其笔下零余者形象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家”因素在郁达夫作品中经常被忽视，这就导致影响郁达夫零余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被忽视。家庭在近代史上对思想演变和思想革命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不仅仅是存在于巴金、张爱玲、冰心等常以“家”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中，像郁达夫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虽不以“家”为直接的创作题材，但是却处处可见“家”因素对其创作心理及作品人物形象的影响，尤其是使他萌发了深厚的零余感，并且在零余感的影响下诞生了零余者形象。郁达夫以自叙传小说著称，他的作品中有较多作家自身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的投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是以作者自身和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这就更突出了其生活经历研究的重要性，而“家”在他生活经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使郁达夫一生进退维绝的家庭关系，以及他在家国之间的迷茫徘徊，都是他笔下零余者形象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他在家国之间的迷茫，可看出他在自我个性觉醒后渴望摆脱家庭束缚，故发生了兄弟失和及与王映霞重婚事件，但是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他也失去了归属感，于是内心深处生发了零余感，随之也诞生了一系列被排斥于小家庭之外找不到归属感的零余者们。而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又有坚持自我个性和独特性的一面，最终无法真正融入到国家这个大共同体里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