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对象的界定
“聚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早，《汉书·沟洫志》：“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逐成聚落”，其基本涵义指乡村居民点。近代以来，多个学科展开了有关聚落的研究，聚落的定义因此有多种表述。具体到本文的研究，聚落是人类所有居住地的通称，包括乡村和城镇两大基本类型。影响聚落变迁的因素有多种，政治、经济、人口、民族、宗教、自然等等，本文所关注的环境，系指通常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包括人的叠加因素。
江汉—洞庭平原地域范围的界定，迄今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主要依据地貌类型来确定，大致以平原外围50m等高线为界，西起枝江，东至武汉，北达钟祥、安陆，南迄长沙，面积约6万km[2]。
有关传统聚落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着眼于历史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为数不多，仅有《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1]、《长江流域住区的形成与发展》[2]、《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3] 和《常德市域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基础》[4] 等若干文章，研究还相当不足。本文试图从文献与考古资料出发，宏观把握宋元江汉—洞庭平原的地理环境特点，分析聚落的基本类型、空间分布和发展趋向，探讨聚落变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了本区人地关系的基本特征。
2 聚落变迁的主要特征
2. 1 平原中腹出现较多小型聚落和散落型民居
以江汉平原中部腹地沌水两岸为例，见于南宋陆游记载的基层聚落自东向西依次有新潭、下郡、八叠洑口、归子保、纲步、毕家池、紫媚、东场、鸡鸣、湛江[5]。它们插花式分布在平原中腹，规模不大，但比较稳定并逐渐发展。如下郡“有二十余家”，归子保“有十余家”[5]，纲步最初仅是“孤灯一点”[6]，数年后发展为“有二十余家”[5]。个别腹地聚落的规模较大，汉阳鹦鹉洲至沌口之间的金鸡洑即“如小县”[5]。
2. 2 新增若干县级治所聚落
唐末五代江汉—洞庭平原共有27个县级治所，北宋时新增了6县1监：宝泉监(今武汉市境内)、玉沙(今湖北洪湖、监利之间)、建宁(今湖北石首市境内)、潜江(今湖北潜江市西北)、临湘(今湖南岳阳市东北)、桃源(今湖南常德市桃源区)和善化县(今湖南长沙市境内)。南宋以后，除建宁县降为镇外，其余没有变动，至整个元代，基本保持原有格局。(参图1)。
附图
图1 宋元江—洞庭平原聚落分布示意图
Fig.1 Settlements Distribution of Jianghan-Dongting Plain in Song-Yuan Period
2. 3 大型聚落鄂州取代江陵，占据首位
鄂州与江陵是江汉—洞庭平原发育较早的两个聚落，但直到隋唐，江陵是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宋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鄂州城不断发展，江陵城则变得停滞。两宋之交，江陵遭受了严重的战乱，人口锐减。与之相反，鄂州城在南宋获得了前所来有的发展，“市邑雄富，列肆繁错”[5]，加上州城附近延绵数里的南草市，构成“沿江数万家”[7] 的“一大都会”[5]，成为“六道财计之所总，七萃营屯之所聚”[8] 的中心聚落。入元代以后，鄂州持续发展，政治地位日趋而上，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置荆湖行省，治所定在武昌路，即宋时鄂州，自此以后，武昌便一直保持了江汉—洞庭平原区最高行政中心的地位。整个明代，武昌是湖广布政司的治所。清朝分湖广布政司为湖北、湖南两省，长沙作为湖南省会与湖北省会武昌南北分治，但本区的首位中心聚落仍是武昌，统辖两省的湖广总督便以武昌为驻所。至于江陵，仅是武昌治下的一个中层聚落，规模、地位、影响皆不能与武昌相提并论。[1] 直至今天，这种格局仍大体如是。
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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